我叫刘喜顺，现名刘明玉。原籍河北省深县王家井镇赵家屯人，1919年生。我小时候父亲刘从章先来到新宾县开银匠铺。我3岁时母亲抱着我，带着哥哥、姐姐从关里来到新宾县街。当我7岁时，父母带着我们来到新宾碗铺村，边务农边做手艺。此时我在岔路子小学读了2年书。
1934年，杨靖宇率红军来到碗铺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我哥哥参加了红军三团。我于1935年经孙盛喜介绍，参加了红军独立师，当时管叫工农红军独立师，又称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为抗联一军一师。孙盛喜是红庙子孤山子人，开始我只知道他是红军工作员，曾是李向山的学生，后来听我哥哥说，他是红庙子党支部书记，他有个儿子叫孙得民。参军后我给一师副官长李向山当传令兵。李向山原名李瑞林，桓仁县铧尖子乡东堡村人，1884年生。李向山在读书的时候就受到孙中山的影响，思想进步，开始信仰三民主义，为表示对孙中山的敬仰和对三民主义的笃信，于是就改名为李向山。
李向山有个磕头弟兄叫于海涛。这个人在“九·一八”事变后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后来，于海涛任敌伪队长，带伪军50—60人来打李向山领导的抗日军。当时，李向山败退，并对于海涛说：“咱们是磕头弟兄，你这会子去请功就够了。”但于海涛不听，仍紧追不放。这时李向山率领50—60人向伪军冲去，伪军被吓跑，于海涛被两个护兵抓住，后被大刀会员挑死。从此，李向山枪杀走狗大义灭亲的事传出，影响很大。
我参加红军时，李向山就挺大岁数了，活到现在有103岁，比我父亲大1岁。李向山有个大儿子叫李再野，大学生，当时30来岁，现在有80多岁。当时他还有小儿子叫李再有，那时有5岁，我抱哄过他。李向山有2个老婆。大老婆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小老婆叫李发荣，比李向山小20来岁。他们管我叫刘小胖，有时叫“胖”。李向山忠厚老实，由于他年龄大，他到那里，那里的年青人都叫他老大爷，他可能是在1934年参加革命的。他主动找杨靖宇参加抗联革命的，被任命为副官长（相当于一师参谋长）。那时独立师师长是李红光，副师长韩浩，都是朝鲜人。当时，红军在老道沟、高台子截过商人的大车，截获了布匹、苹果、梨等。红军把布做了军衣，苹果和梨分给老百姓吃了。
我当时岁数较小,睡觉时有时和他盖一条被子，有时打浑身。我主要侍候他。他教我识字，并把他编好的歌教我唱，然后再由我教大家唱。他编的歌有些教育伪军的，政治观点强，经杨靖宇、韩浩、李明山（县委）给审查后，再往外发出。当时吃的主要是苞米饼子、炒面、榆树钱、灰菜、老鸹嘴草等。他出身在绅士家庭,生活很好,但他在部队里和大家―起吃，官兵一致，开始他有一匹儿马，由于当时不适应用马，后来红军决定把马给老百姓，有的换了枪。因此，他以后就没有马了，和大家一样徒步走。开始李向山穿短衣服，多是兰色和青色的，穿大傻鞋。1936年，他患有小肠疝气，为了盖着气卵子，他就开始穿大灰布衫。他有时戴毡帽头，有时戴礼帽。开始我带“三八”马枪保护他，后来军部的人说，小孩带大枪保存不住，就给收去了。李向山腰里别着五音子手枪，这种枪勾一次转动一下，有不几粒子弹，我们活动在新宾的红庙子、罗圈沟、响水河子；宽甸的孙家泡子；桓仁的高俭地、仙人洞、老秃顶子、川里、文治沟、外三堡、海青伙洛等地。我们每走个地方都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接待，李向山就向群众宣讲：“我们是红军。蒋介石卖国，张学良下野，日本鬼子欺负我们3000万同胞。红军来了，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为老百姓谋利益，救中国，打日本鬼子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做到有钱出钱，没钱出粮，没粮出人，支援红军打击日本鬼子……。
李向山在红庙子、东升、二户来、红升、川里、响水河等地方成立过反日会。
1936年5月，我们一师李向山、程斌等在桓仁四道河子东岭附近与80—90人的日本讨伐队打了一仗。程斌传令兵牺牲1人，负伤2人。因敌强我弱，打不长时间就撤了下来。李向山是官又加上身上有病活动不方便，打仗差点劲。
是年秋天，于芷山部队廖旅来到红庙子进行讨伐时，敌我双方在査家堡子上边的分神树岭东边打了一仗。当时敌人有3个师的兵力从东北方向上来进行冲锋时，我军撤退了。由于李向山有病走不动，我们就落在后边。当敌人快冲上来的时候李向山说：“‘胖’快跑吧，不用管我了，你逃命吧!”我舍不得老副官，于是一把把枪夺过来埋在石头底下，插个棵子，然后背起李向山迎着敌人冲过去。我连走带喊：“我们是好人，别打！”这时敌人冲上来，一个伪军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爹有病，背他到亲属家治病，从岭南来经过这里。”由于我们当时穿的是便衣，他们没有看出我们是当兵的，其中有个当官的说，走吧。我们当天晚上住在査家一个老乡家里。第二天我上山把枪找回来。事后，李向山说：“胖，挺行呢！”
后来，敌人实行了“三光”政策，集家归屯等。大部队西征去了。因李向山有病，我和他及一些老弱伤号等留在川里、老秃顶子一些地方。1936年12月（旧历18），桓兴县委书记李明山在夹皮沟找到我们。晚上，李明山给我们谈了当前的形势，并提出组织命令李向山转入敌后做地下工作，说完李明山便走了。之后，李向山对我说：你走吧，开两张证明(通行证）。我到岔路子，找到岔路子党支部书记陈守平，陈守平到都督村找到薛立堂（他当时是伪村长，实际给红军办事）给开两张证明。他给我开的一张上写有新宾县街人到都督串门，现在要回县街。又开一张上写有我爹的名字，说他去县街找儿子。第二天晚上我到夹皮沟找到了李向山。临走时我曾说过，3天内不见我回来，那就是死了，你就马上走。我把我爹的那张证明给了他，并说：“你和我上县街去吧，如果不行咱们就上沈阳小津桥前草靰鞡巴胡同我的舅舅家里去（我舅舅叫赵永成，我哥哥通过他给红军搞过几次枪，1940年被敌人整走后，下落不明，我舅舅是商人，有个舅妈，有个小孩，舅妈在被服厂上班）。再不行到关里去。”但李向山不同意，并说：“你走吧，不用管我，你投你爹去吧，多掌握些敌人的情况，要是被敌人抓住了，你别出卖了，不出卖也得死，出卖也得死，而且我们这头死的人还要多。将来听命令，关里红军出了关，你再来找部队。我要是被抓去了，我就学杨继业。”（后来我才知道杨继业就是杨七郎的爹）。我俩眼含泪离别了，临走他说：“你不用管我了，快走吧！”天黑我走到红庙子老孙家住下。当晚，新宾县警察拉大网去了，好不容易躲过那一关，最后逃到县街。
到县街后，我开始割柴禾卖，后学徒。1951年支援工业，在抚顺市建筑部门参加了工作，于1980年退休。1955年5月，我到桓仁县看望战友时，到铧尖子见到了李向山的老婆李发荣（我叫她师母）。她对我说：“李向山在你走后，到沈阳一趟，后又回来，在大青沟黑瞎子望被捕。是被一个人出卖的。他被抓到桓仁警察署,他不服，给饭不吃，还骂敌人：“你们这些亡国奴，给日本当走狗，不得好死。”后敌人用飞机押到矫正院（一说是高级法庭）处死。他被处死后，他的儿子李再野也被敌人抓去，（李再野曾给红军送过粮食和情报等）后在桓仁被处死。
另外，李向山经常给抗日军（又称土匪）讲过话，教育他们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并告诉我们不应把他们称为“胡子”，应叫他们为抗日军。当时我和李向山定的暗号是，杨靖宇叫大黑小子（他既面善,又叫人害怕，髙个，稍驼背），管韩仁和叫偏口鱼（他是一个眼睛），李明山叫八个爪(八个手指头），目的是为了保密。二者官兵平等，互相闹笑话。当时我不知道共产党，只知道有cp字，不知什么意思。
(刘喜顺曾任抗联一军一师副官长李向山警卫员，现为抚顺市市建三公司退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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