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14 日，电影《未择之路》上映，这部荣获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的电影，是导演唐高鹏的第一部长片。我们去影院看了两次，也被打动了两次，为影片对边缘人物的叙述所深深打动。单读主编吴琦采访了导演，回顾了他的创作历程。这个九月，不要错过这部好电影。
永远和这样的电影站在一起
文｜吴琦
昨天又去看了一遍《未择之路》。影厅里只有三个人，加上我，放到中间，陆续又进来几个看起来像是在值夜班的商场员工，没有爆米花和可乐，大家像一个临时凑成的家庭，安安静静把电影看完。时间已过半夜，我其实非常困，但第二次被一部电影打动的经历，不停刺激着我的神经。
听说这部电影的时候它已经在上海电影节拿了奖，非常熟悉的套路，看上去就像是我会喜欢的电影，这反而让我有些迟疑。我完全不了解这位导演，直到现在去检索他的名字，也不会发现什么特别的履历，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也是他第一次拿奖，他的电影第一次公映。看电影最大的享受本该来自这种一无所知，但我们常常太依赖那些不必要的场外信息。
《未择之路》分镜手稿
在缺乏这种信息的前提下，我被影片前半部分王学兵和那个阴差阳错被他“拐卖”的男孩在戈壁游荡的段落完全说服。不是因为所谓西部的风景，或者精湛的演技——当然这些可能都是必要的条件，而是在那样一种边缘、萧条、粗糙的生活中，影片没有过度利用这些表面的颗粒，把它们包装、升华成某种想象出来的浪漫或者悲情。而是让人出场，让人求生，保留人与人的互动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不管外在环境如何，那才是存在的原因和证明。
一个例子，王学兵开车半路要去给水箱加水，小店里两口子正在忙活，闲聊几句发现他在路上意外撞死的那只羊正好是这家人的，死羊和孩子此刻都藏在车后，结果孩子突然踢门，发出声响。王学兵撒谎说那是鸵鸟，对方笑笑，想去看，他又说鸵鸟踢人，危险，对方也就不再坚持。最后他没有零钱，店家也找不开，让他下次再说，继续干别的活儿去了。一个不成危机的危机就这样解除，两人继续上路，镜头在这对没有给剧情提供实际推动的小两口（他们只是给车加了水）身上多停留了几秒，就像随口说一句再见。这些细部都不必上升到道德或者情怀的高度，而更趋近于天然的善意，和小演员举手投足间的笑容和倔强一样，都是我们初来乍到这个世界时曾经拥有过的东西。
电影中“一家三口”的合照
情节在后半段变得复杂和密集了起来，尽管电影的编剧之一岳小军同时也是《暴烈无声》等电影的编剧，但起承转合处的处理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在围追堵截和真假诡计之间，叙事的主要动力仍然来自于前面累积起来的人物性格，而不是编剧、导演的强力干预和摆布。除了仍然能看到大量如同上述例子那样不太必要的闲笔、停顿，通过节制的配乐来进行的抒情，最大的变化是这对“逃亡”组合开始面对强度更大的危机，并且一一化解。从他们的阶级位置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如果进入这部电影所营造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不难接受整个故事的完整和流畅性。
在这里，所谓的纪录片质感不完全来自视听语言的技法，而始终来自于人物，人物是电影最重要的中介。这部电影里的人不是我们习惯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心思复杂的人，有那么多难以理解、无以名状的情绪，在生活一次又一次抛出的是非和选择面前，他们挺容易就做出了决定。如果说他们有点运气的话，那么运气也是由这种简单、直觉和果断带来的，是用感情、善意和求生意志换来的。对这样一些“可爱的人”的描写，在今天的电影银幕上非常罕见，以至于我们并不信任这样的表达，也不接受这样的命运。这实在是一种可悲，因为我们宁可因为那些刻意编造的段子或者极尽夸张的表演而哈哈大笑，也不愿欣赏生命本身存在的弹性。
我比较反对去无限强调剧作的逻辑，这并不是反对逻辑，而是过度强调它常常导致对人的本能的低估，毕竟最终决定一个故事是否合逻辑的，还是在于它是否能令人相信。一部好电影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让你因为一个全然真实或者全然虚假的世界而激动，而是你即便知道一切都是假象却依然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这正是我对《未择之路》的最大观感，明明知道它也出自庞大的电影工业，但我依然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尤其是故事里的人，相信他们在影片之外那些不为我们所知或者已经熟知的地方存在着。
只有相信，才可以让一部电影诞生，并且让它继续。
王学兵和鸵鸟
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并不认同现在的结尾，觉得既然一路撑开了所谓“小人物”的命运，为何不在最后留下突围甚至奇迹的可能。据说，拍摄时导演已经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可能的方案，直到做出成片才想出最完美的那一个。我当时很惊讶导演在影片定剪之后面对具体的意见并大谈其他可能性时的那种淡定，他好像完全不是谈论自己的作品，以及那些连带着的创作者的自我感觉和虚荣心，而就是在谈一个路上遇到的人，一个他人的命运。我想这也是电影中的人物最终能够脱离他而令人信服的原因。而这次再看，我比之前更能理解导演的选择，就像片名一样，那些未被我们选择的道路，本质上意味着我们别无选择。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就在于不管怎样一条穷途末路，它都会留下一些适度幻想、适度坚强的空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教会我们一套鸵鸟拳，那是我们唯一的反抗，最后的勇气。但也终究只是插曲。
在影片上映前几天，我和唐高鹏导演坐下来，聊了一次长天。
尽管对话发生在《未择之路》的上映期，但我们都很自觉地不把它当作宣传活动来对待。正如在后面的访谈中你会读到，导演本身不是一个执着于自我的人，他在早年广告业的从业经历，甚至更早的成长时期，就确认了自我，并且不把这种对自我的认识强加在外在的认可上面。这也决定了他的电影的质地。
右二为导演唐高鹏
可能也只有如此，才能让一部电影最终挣脱掉文艺片、商业片、类型片的归类和负累，回到电影和生活原本承诺给予我们的东西。而对我们——观众而言，对一部电影的认识最终只有换算成对人的认识，才有意义，才能在面对一部电影的时候获得那种认识一位朋友的激动之情。
即便在长谈之后，我想我依然对他缺乏了解，或者说，回到我过去的一个观点——真正的创作本身就是自足的，它并不是一趟寻获他人理解的旅程。就好像在影片上映的时节，我很想说票房其实并不重要，但导演不需要这样的劝慰，他好像比我更确信这一点。于是下面的对话更像是一次随意的见面，而不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努力彼此粉饰的结果。
不过，这已经足够建立起某种确认，确认我们将永远和这样的电影以及电影作者站在一边。希望你也一样，趁它还在上映。
（以下为访谈内容）
单读：电影对你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唐高鹏：我挺后知后觉的，有时候是一种投机，自己会的东西和有兴趣的、谋生的东西经常混为一谈，但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也比较幸运。我小时候语文特别好，数学奇差，高考语文差一分满分，但我从来没想当作家，小时候乱七八糟读了一些书，觉得作家特别难，当我认识到那个东西极其难的时候，就觉得太高山仰止。中学的语文老师特别喜欢我，他老觉得我应该上个中文系，然后在大学教书、写作，但他一直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恒心，注意力老转移，容易毁于小聪明。我觉得那位老师说得挺对。
单读：后来你和电影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小时候就看吗？
唐高鹏：其实是上大学。最早我妈老订《大众电影》，大部分电影我都没看过，就是看那些剧照和稍微详细的梗概，对照那些剧照脑补，但也是挺微弱的印象。第一次跟电影有点冥冥之中的关系是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他成绩很差，但特别聪明，我反正一直都喜欢成绩差的人，成绩好的人都特乏味。他漫画画得特别好，无师自通，他爸让他去学画画，他也不去，就喜欢自己狂想。我那时候看了一个像《东周列国志》之类的东西，就编了一个故事，讲现代的军队到安史之乱那个时代去擒王，开始和那个哥们儿废寝忘食地画，我说他画。刚开始我一个人说，越说越庞大，战争越来越复杂，就找来另外一个很渊博的哥们儿，他也是老留级，我们仨一直在做白日梦，老逃课干这个。我后来拍广告画分镜的时候老想起那两个伙伴。
《大众电影》，中国大陆的一份电影杂志，于 1950 年 6 月在上海创立
单读：你的专业是什么？
唐高鹏：广告。我们那时候有影视广告制作方向，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当时学校里的几个日本老师，他们自己是导演，也做文案，也写诗，老一代的日本广告人，很有趣。我记得其中一个老师来的第一堂课就说，你们见过穿西装的导演吗？大家都很茫然。他说，在日本，所有的导演都得穿西装，只不过牛逼的导演，比如我，不用打领带。
单读：做广告这一行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觉得就干这个了，还是迟早得做点别的？
唐高鹏：我特别麻木。那时候看了大量的广告，觉得他们拍得真好。我是随波逐流的人。
单读：听起来你在电影上没有特别强的表达欲，但这个行业现在就是大家都在争抢机会的状态，那你是怎么获得机会开始做第一部电影的？
唐高鹏：有两方面吧。一个是很多年前我给电影频道拍过一个宣传片，完成版有三四分钟，很简单的故事，后来他们一直用在金鸡百花奖上，直到制作方给他们发律师函。我那个时候觉得拍得还行，因为也是我那时的人生感受，一个东北小孩老跟着村里的放映员看电影，有一天他去晚了，老头单独给他放了一场。每个广告拍完之后都得有个 slogan，广告训练都是先有一个概念，再去推导出创意、表现形式这些东西，但那个片子是我先有这样一个意象，后来有一天我喝多了，忽然想到一句话叫“天天有电影，天天不寂寞”。通俗地说，电影就是我那时候的一种精神寄托，它有特别强烈的魅力，进到另外一个世界，过另外一种人生。那也是盗版碟的时代，每天不管多么挫败、疲惫，喝多少酒，只要一看电影，我就觉得特别幸福。慢慢地，周围的人都去做电影了，可能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那一批拍广告的人中，比较聪明、有表达欲、人品也还不错的人，比如宁浩、乌尔善，好像都在做电影。
单读：你在广告那个行业里是怎么生存的，那个环境对你来说没有压力？
唐高鹏：拍广告的时代我觉得没什么压力，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同类，一去广告公司，一对眼就知道差不多就是当年在某个碟店先后买过同一张碟的人，有过擦肩而过的神秘交集的人，都在奥美、达彼思这种广告公司里。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都是半吊子，都是生意人在主宰。
当然广告行业其实跟艺术挺远的，但它训练出来的东西，正面地说就是非常善于忍耐、非常善于等待，反面地说就是容易投机。我后来特别理解欧洲、美国最好的广告导演进入电影之后拍的都是特别晦涩、作者心理特别强的电影，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因为以前遵命创作太多了，像我很喜欢的导演，瑞典的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美国的米歇尔·冈瑞（Michel Gondry）。对我而言，拍广告有趣的部分就是长期地喝挺贵的酒，维持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另外它还是一种传播，有时候有影响力的广告会给人某种成就感，最有趣的还是接触了好多人，因为客户有千奇百怪的人，乡镇企业、跨国公司、国企、小生意，什么人都有。
单读：你怎么处理这些不同的关系？你是特坚持自己看法的那种人吗？
唐高鹏：我不是，我都会特别认真地听他们说。我对人和人的这种化学反应还是比较敏感的，有些人你怎么说都没用，那就不用浪费时间，人和人是可以沟通的，只要你找到那个最大公约数，还有些人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我觉得世界挺广大的，挺有意思。
瑞典的罗伊·安德森
单读：进入电影行业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唐高鹏：其实就是自我表达和商业性的平衡。我最早想做的东西都是小叙事，但那样的东西得成为文艺片，他们就觉得沉闷，但我也觉得没什么，其实像新好莱坞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在类型片的基础上做一个革命性的表达，这个障碍可能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是很长时间地在广告和电影之间游移，因为广告的时间周期都很短，直到我彻底放弃，两年不拍广告，才真的写出剧本，在此之前老觉得用业余时间是可以做出来的，其实不可能，那种生活形态不一样。
单读：听起来更多的困难还是来自于你自己下没下决心做这件事，而不是外在的困难？
唐高鹏：外在的也有，但外在的不是压倒性的，比如找投资什么的。找投资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特别逗的事，有些人给我上了课，也不投资，但我觉得是挺有趣的经历。有些人说得也有道理，我试着改一下剧本，也许不一定再给他看了。对于投资方和市场的判断，我倒没有那么排斥。
单读：最近电影上映这么多事，你焦虑吗？
唐高鹏：我自己以为会很焦虑，后来好像也没什么，拍完了以后它也就不属于我了。至于有没有人喜欢它，能跟多少人产生沟通，能卖多少钱，焦虑也没用，这么想的时候也就不焦虑了。
单读：那你现在焦虑什么？
唐高鹏：有一个好莱坞编剧说过一个特别好的，他说对于电影编剧而言，比不写的那种腐蚀性更大的灾难就是写不完、不写完，写了好多东西都只有一个开头。我好像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也改不了，其他我倒没有特别焦虑的。可能也有，我不知道，可能我还是越来越迷信直觉、直接的反应，就是觉得有时候努力不一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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