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點半難題”由來已久，今年九月中小學陸續開學後，家長們對託管班的呼聲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各中小學初步開出合理的“校園方案”。
就北京而言，多數中小學的“課後託管班”仍處於摸索階段，有的學校已經開始摸底統計，有的學校還在等待配套措施。
那麼，相關政策出臺後，“三點半難題”是否真能得到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壓力不斷升級的學校和教師又會遇到哪些問題和挑戰？中國網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
局面：彈性離校，尚未破冰
“三點半難題”已困惑學校和家長多年。據報道，小學生下午三點半放學的規定，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
1990年6月4日，當時的國家教委發佈《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其中第五條明確規定：學校應當合理安排學生的學習時間。小學生在校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這一規定逐漸成為不可逾越的政策紅線。
這一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孩子放學時間與家長下班時間產生衝突。不是孩子沒人接，就是即便接回去也不知怎麼安排剩餘時間。
原本旨在“減負”的政策措施，兜兜轉轉，因為家長接送不便而產生了“學校減了負、家長增了負、孩子沒減負”的溢出效應。
三點半難題逐漸演變成社會問題。甚至有些全國政協委員擔心這個問題“會打擊適齡夫妻生二孩的積極性”。
今年3月，教育部出臺了《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中小學校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服務責任，積極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課後服務工作模式。
今年開學後各中小學已陸續開展工作。就中國網記者調查，現在普遍實行的制度有兩種，一種是開設課後興趣班，以社團的形式開展，但是學生和老師需要有一定的專業要求。
另外一種是校內託管。學生以自願的形式報名參加，學校進行統一編班，並由老師輪流看管。北京市海淀區一小學李老師說道：
“
我們的老師星期一、三、四負責看管學生，從三點五十放學，到五點半。星期二星期五我們外請了一些老師教課，主要涉及科技體育類，魔術，剪紙等。讓同年級或相近年紀的孩子們組成一個班，30人左右，交流學習。
“社團活動與課後服務並沒有衝突，社團活動由校內有特長的老師授課，屬於專業特長培養。之前有社團的可以去社團，我們外請的老師也正常授課。” 他說。
除此之外，像引進第三方機構、調動家長義工及退休教師參與、結合社區服務等一些解決方式還沒有真正的推廣開來。一些中小學還延續之前的“課後一小時”或者“社團活動”的模式。
同時，記者採訪發現，在吉林、黑龍江等教育發展相對欠發達地區，一些學校尚未作出任何應對方案，對於三點半難題，甚至有些老師表示“從未聽說”。
因此，總體來看，三點半政策距離實際真正的落實，還有很大差距。地方政府和學校，在落實中還存在諸多難點，緩慢推進，尚未破冰。
爭議：家長滿意了，老師累壞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項措施的出臺，總是伴隨著“幾家歡喜幾家愁”，關於課後服務的新規定， 家長普遍拍手稱好，一方面不用擔心這個“空擋”孩子的去處問題，另一方面，學校老師相比爺爺奶奶看管更“靠譜”。
然而，作為這項服務的承擔著和實行者，教師群體更多的是一種“有苦說不出”。尤其是中小學老師，無疑加大了工作量。而且，“只要孩子在學校就一刻不能放鬆”。
記者採訪了幾位一線的老師和校長，他們對此深有體會。
北京市海淀區一位校長說道：
“
一線老師確實辛苦，除了照顧學生的日常學習和生活，還要進行教學研究。真要成為一名優秀老師，需要安靜的時間為第二天工作做準備。作為校長，只有5點多老師學生都離校了，才可以沉下來思考問題，老師也是如此。
該校一位老師告訴記者，“老師們平時工作承擔著上課和教學的壓力，開展彈性離校，意味著老師工作時間的延長，相當於從早到晚都在學校，我們吃不消。孩子都抱怨說是種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老師們也有抱怨，但是絕對不能在學生和家長面前抒發，有怨氣自己慢慢排解，好在每個人的看管時間都不長。
如果是女老師，困難就更大，更何況有的家離得比較遠，五點半結束後正是下班高峰，交通問題也不好解決。老師們也只能自己多承擔點。” 一位老師坦誠地說道。
而聽到這一政策要儘快落實的時候，那些還未開展工作的學校老師表示：“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支持國家的各項規定。只是現實壓力很多，參加課後服務也不是老師不願意做，只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給老師減負，才有精力做得過來。”
校長們也體諒老師們的辛苦和難處，但是政策還是要落實，有校長表示：
“像我們學校老師全員參與排班，實際上平均下來，一個月能輪到一天。即使沒有這個託管班，有的時候加班也是也是常態。這方面需要老師多克服。”
困境：安全如何保障？錢從哪來？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在採訪了多位一線教育工作者後，記者發現學校在實際的管理以及老師執行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困境和挑戰。
一是財政補貼不到位、老師積極性不高
在這項工程中，教師是十分重要的一環。若是無法從現實層面給予老師補償，那麼這項政策的長久性也很難保證。
今年1月，國務院下發文件，明確提出要提高教師待遇，確保中小學教師的工資不低於或高於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同時，在新一輪解決“三點半”問題上，政府也稱會給老師進行一定的補貼。可時間和標準尚未可知。
一位老師表示：“還沒有收到補貼，我們參加這個都是自願原則，我作為老教師要帶頭啊，但是我們都知道政府的財政支出緊，教師們也都理解。”
“雖然秉著老師自願原則，但其實真的做不到自願。對於學校來講，還是在用行政來要求。目前還沒有具體實施補貼政策，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樣的標準。但是說心裡話，有的老師寧可不要補貼，只想回家多陪伴孩子。”北京市一位校長表示。
也有校長表現出了擔憂：
“
經濟確實是一個槓桿，如果沒有這個槓桿，我沒法跟老師承諾一次給多少錢，因為你心裡沒底啊。所以現在這麼多老師報名，我們根本沒有跟老師說報酬的事。老師們真是在用職業的操守和使命感在做這件事。
二是孩子安全問題，校方壓力大
教育部出臺《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中小學校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服務責任，充分發揮中小學校課後服務主渠道作用，破解“三點半難題”，“誰來唱主角”有了明確定調。
但是學校在實際落實，上要考慮政策執行、管理，以及對學校的評價；下要照顧老師的情緒和工作量。同時還要兼顧孩子的安全問題，壓力著實很大。
雖然全國已有地區引進社會力量加入，例如購買第三方服務、家長義工等，但實行起來頗具挑戰。一是對孩子家庭情況不瞭解，存在安全隱患；二是外聘人員無法保證責任感，對孩子看護不當。
三是家長需求是否屬實
目前，學校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在於人員管理上。有校長表示：
“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校方無法統計真正有這種需求的人數。有些家長一說有延時服務，覺得孩子在家寫作業我輔導不了，既然有這個服務了，那麼我就想哪天來哪天來，今天來10個，明天來8個，這無疑加大了管理難度。 那麼，人數一多每個老師分攤的工作量就大，老師的負擔就這樣加重了。”
本該到5點半的校內託管，一些家長甚至想要再延到6點半等等。因此，有校長建議要控制班額，和家長充分溝通，提出明確要求，把真正需要延時服務的孩子留在這。 “能解決儘量由家庭內部解決，不然學校的職能真的就太多了”校長說道。
破局：保障教師權益是關鍵一環
解決“三點半難題”，在學校承擔起主體責任的同時，更需要各方形成合力。想要烹製好課後服務這道“菜”，單靠一個“好廚子”顯然不夠。
人民日報時評指出：在這一課後服務政策在全國範圍普遍推行之際，提前規避服務與補課界限不清、提防課後自主異化為學校做主，避免公共服務的初衷被消解或扭曲，並非多慮。
事實上，這樣的利益調整，僅僅靠立規矩還不夠，還必須做好配套能力建設，應追求多贏，不能把一方的受益建立在另一方的受損上，否則就很難形成課後服務工作的合力。
在這項工程中，教師顯然是最關鍵的角色。那麼究竟如何才能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一方面落實合理的補貼，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樹立對教師勞動的尊重和信任，對老師多一份理解。
另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是，孩子參加服務勢必多出安全責任。因此各地在落實當中，要細化學校及家長各自的權責，既要確保學生的安全，又要避免增加教師的工作量。
實質上，能不能保障廣大教師的根本權益，是課後服務工作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所在。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如果政府部門只發通知，但不解決相關經費問題，還給學校開展晚託服務帶上“緊箍咒”，這不能做那不能做，出任何問題都要追究學校責任，那學校、老師是不願意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的。
因此，要推進彈性離校相配套的經費保障機制和學校辦學管理改革，應以此為抓手，提高學校管理水平。
借鑑：國外模式可以效仿嗎？
美國：三方責任分工。
課後教育服務是以教育部門為主導、社區為載體、家長配合的三方責任分工明確的社會福利事業。
據介紹，在美國，聯邦政府出臺國家層面的法律保障，各州結合各自的情況，制定地方性法律和政策。政府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通過多種形式的活動，為兒童提供完善有效的服務。
法國：各地政府出資，學校參與設計
法國的公立小學，教學上的師資、活動由國家組織安排，但學校建築、設施等是每個市鎮的私有資產，課外自習室和興趣班等也屬市政服務。
每所小學與當地市鎮簽署協議，協商確定小學生課後活動類型及內容。以巴黎市為例，放學後小學生有兩大選擇——自習室或興趣班。自習室每組最多25人，由市政府聘請有資質的輔導員監督他們完成當天作業，解答疑問。
日本：安全、安心最重要
日本政府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納入公共福利體系。在管理上向社會開放，制定了嚴格的准入標準，鼓勵民營機構、社區等民間力量參與運營。中小學生下午3點放學後，可活動的地方很多，如學校的興趣小組、兒童館、圖書館、公園以及公營或民營的兒童設施。
日本小學裡的課後興趣小組，一週開展一兩次活動，每次一兩個小時，以體育項目為主，也有手工藝和電腦課。
澳大利亞：以非營利的“全年看護”為主
澳大利亞課後教育服務主要設立在小學裡(學校禮堂或操場)或靠近小學的地方，也有的設立在社區中心、禮堂、兒童保教中心、鄰里家中和娛樂中心等一些地方，通常由父母協會或非營利性的組織經營。
目前，澳大利亞還在嘗試各種新的兒童課外看護教育服務模式，包括一些半營利和營利模式，但總的來說，仍以非營利的“全年看護”模式為主
正如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所言：“課後服務要既避免課後時間用於補課，又能真正開展各種興趣活動的最好辦法是：政府財政保障經費，給學校更大地設計課後服務的自主權，並引入家長委員進行管理、監督、評價。這要求政府部門轉變管理思維以及學校進行內部治理改革。”
也就是說，課後服務能不能搞好，將考驗政府和學校的現代治理能力。
記者 | 吳雨航
實習記者 | 李喆
中國網教育頻道出品
閱讀更多 中國網教育頻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