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1日，由人文經濟學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第24期“人文經濟講座”在北京成功舉行。
華遠地產前董事長、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第五任會長任志強出席講座，發佈主題為《企業家精神與社會公益》的演講。
任志強先生在演講
下文為任志強先生現場演講整理稿，未經演講人審閱，有刪節。首發於原子智庫。
1949年的時候，我們中國和日本的GDP相比，人均GDP大概是1：4。4箇中國人幹1個日本人的GDP。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兩者之間的GDP差了10倍，38.9：1，大約是40：1。為什麼原來4個人幹1個人的GDP，最後變成40個人幹1個人GDP呢？原因就是我們沒有產權保護，更多是要求平均分配。結果明顯看到，兩國之間經濟上產生了巨大差別。
改革之後，尤其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開始有民間企業家的發展。早期時候，我們允許民間有資本出現，叫個體戶，而不是個體企業，那時法律規定一個人的僱工不能超過7個人，傻子瓜子僱了100多個人炒瓜子，各級寫報告反映，這個人超過法律規定的7個人僱工，是剝削。鄧小平的批示是等等看，事實證明，它不是一種剝削。法律上有了幾次變更，一開始允許個體戶的出現，然後到私人經濟是對公有經濟的補充，現在變為兩個毫不動搖。
這種變革恰恰是社會制度進步的重要條件，其中很重要的是，有企業家群體出現。私人企業家群體出現，也開始有慈善和公益出現。最早我們看到，中國只有六大國有慈善基金，從目前來看，雖然他們仍占主導地位，但從數量看，民營各種各樣慈善基金，已經遠遠超過國有控股的這六家。
南巡講話打破了剝削理論，私人資本為社會發展提供瞭解決方案，否則中國無法解決就業問題、吃不飽、穿不暖問題。恰恰是改革讓中國取消糧票，取消各種各樣限制，最後讓社會經濟得到巨大的發展。
我們看看改革以後中國和日本經濟發展情況，2010年左右中國的GDP開始超過日本GDP總量，2015年的時候，中國的GDP回到1949年，大概是日本GDP的2.5倍。可以看出，南巡講話和私有經濟出現，允許企業家群體出現，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再看人均GDP，1978年改革之後，到了2015年，我們人均GDP也回到4：1。從40：1到4：1，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中國的進步在於市場經濟和私有經濟發展。社會的發展，表明企業家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財富變成了一種責任。
很多人跟我談，為什麼要企業家做公益？阿拉善SEE生態學會基本由企業家組織，也有律師參與，主要是富起來的一些人。企業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承擔社會責任。一個人砍一棵樹，這棵樹靠大自然自我恢復是可以彌補的，但是企業家用工業化生產方式掠奪資源，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沒辦法恢復。任何企業家都在大量使用社會資源。只從社會資源使用的角度考慮，我們就要說，你更應該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人在用餓了麼，要別人送飯。塑料袋用多長時間，大概20分鐘，於是它就變成幾年也無法消化的汙染。我們一年用多少？大概150億件，這個數量巨大，企業家就必須考慮，我們如何把這些塑料袋、包裝袋，運輸的包裝品消耗掉。
150億件是巨大的，可這塑料袋只用了20分鐘時間，從裝進去，送到你那，把飯盒打開也就20分鐘，就浪費掉了。很多企業家重新考慮，如何把塑料變成衣服，變成其他的製品，如何再生，不能再次利用就會變成社會的巨大汙染。當企業家成為創造和擁有財富主體的時候，背後就有更多的社會責任，要求你無論如何也需要承擔，否則你就會得到社會報復和大自然報復。會有越來越多人譴責你造成的社會破壞。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出現了社會公益和社會慈善。很多人為社會提供服務時，大部分做的是慈善事業，但和社會公益是有差別的。我們的法律中，目前為止仍然是以慈善為主，公益和慈善兩者沒有法律界定。最近我們起草《社會組織條例》，討論稿的爭論，對慈善和公益的定義，甚至沒有說清這兩者之間差別。
公益和慈善的差別，在於慈善通常針對於特殊的人群。比如說一個人病了，我要給他捐點錢幫助他治病，因為他自己無能力承擔這個醫療費用。公益和這些善舉完全不同。公益是介乎於國家與私人利益之間的東西，他是沒有國家利益限制。比如說，國際紅十字會在任何戰爭時候，從來不問你這個傷員是從哪個戰線來，他是以生命救治為先。無論你從左邊來的還是從右邊來的，我都治你。他不管國家，也不管哪方利益，更不會針對於某些私人。
比如阿拉善荒漠化治理，從今天看，好像荒漠化治療是為解決中國人民存在的問題。2004年的沙塵暴，主要是從阿拉善的沙漠吹到了北京，一個冬天有60多天的沙塵暴——現在我們看不見沙塵暴了。沙塵暴飛到韓國，飛到了日本，是日本和韓國的企業家先到中國沙漠地區開始荒漠化治理。
社會公益不論國界，也沒有特定受益人群，今天你可能是受益人群，明天他可能是。比如我們對所有動物保護，今天我們的鳥在中國，明天可能飛到西伯利亞，飛到其他國家，是不是會因為這些動物會轉移，我們就不保護？
比如《巴黎協定》強調，多長時間內地球上升不能超過兩度，這樣計算我們排放的各種物質的量有多少。這兩度造成地球升溫，會讓所有人類都面臨危險。地球升溫問題已經在中國出現巨大變化，我們的三江源雪線大概已經下降了100多米，喜馬拉雅山雪線在不斷變化。雪線變化的過程，會導致水資源短缺，氣候溫度上升，上海可能就沒了——而中國相當一部分地區現在是海拔50米以下的地區。
在公益和社會發展的問題，更多強調的是企業家要承擔公益責任，而不僅僅是慈善責任。公益涉及到財富再分配，社會的長遠發展問題。
中國扶貧政策中，大部分是授人以魚。精準扶貧大多是給你錢，他們希望消滅窮人。所有的慈善大概都同樣，因為你沒錢，給你錢，你可能就變成有錢人。但是社會發展的邏輯和實驗發現，給錢消滅不了窮人，只有消滅產生貧困的制度，才不會有窮人產生。
中央前天的新聞，已經特別強調，要禁止一年兩次以上扶貧調查，就是因為今天你去扶貧調查一個家庭，你的家庭生活在扶貧線以下，明天調查發現這個村多了三個人在貧困線以下，那三個人的老婆都不幹活，不幹活的時候拿到政府的補貼，比他幹活掙到的錢還多。貧困數據在精準扶貧之後不但沒縮小，反而數據在擴大。你們看這兩天的新聞，特別強調，一年只能做一次扶貧普查。
阿拉善進行荒漠化治理過程中，就發現這樣的問題。最初我們拿社會捐的錢種植大量綠化，在沙漠中用綠化來固定沙子。當地農民就把我們的鐵絲網剪開，把羊放進去把我們的草吃掉。我們沒有想到，荒漠化治理過程中，必須讓周邊老百姓因此受益。他們覺得治理荒漠化沒有讓他們受益，他們的受益，就是剪開鐵絲網把羊放進去吃我們的草。於是，我們就改變治理方式，讓老百姓通過嫁接肉蓯蓉（編者注：一種可用於藥材的沙漠植物）獲益。
當你授人以漁，讓他學會通過環保獲得更多收益，這個公益才能長久下去，農民因此獲益，才能夠發展下去。
雲南的長江第一灣，大概有7萬多畝煙田。抽菸人都知道雲南煙好，但是有化肥、要用農藥，會導致長江第一灣水域受到巨大汙染。如果長江水源受到汙染，第一灣流下的水會一直流到中國全境，會有更多的汙染。
我前天剛從西寧回來，我們要保護三江源，希望我們的源頭不要被汙染，野生動物重新發展。我們希望把雲南7萬畝煙田消滅，現在已經消滅17000多畝，我們用什麼辦法？讓農民養蜂、種草藥。養蜂過程中你會發現，他會讓別的人也不能灑農藥，不能用化肥，因為蜜蜂吃了這樣的花會死掉，就產生不好的蜜。通過養蜂能治富，能改變種植煙田而獲得的收益，他才願意參與。用公益方式改變他們的生存方式，才可能消滅貧困。
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中，消滅貧困是從制度角度出發的。慈善只能解決人對人的交換問題。我們更多希望社會制度進步，原因在於我們希望消滅貧困。從最簡單的捐助做善事，變成對公益進行投資。將思想、資金、時間、經驗投入到公益活動，才能授人以漁，轉換成社會效益。當窮人自己學會如何致富，具有創造財富的能力，我們才可能消滅貧困。當你能改變、善待，讓所有人通過授人以漁進入社會，這個社會才會改變。
大家知道，比爾蓋茨在大量用錢救治艾滋病。除了在中國，在非洲，在很多艾滋病發展地區都有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基金，他們在投入大量力量去救助。
比爾蓋茨發現，為什麼消滅不了艾滋病？因為艾滋病患者進不了工廠，沒有就業條件。男人不斷賣血才能生存下來，女人不斷當妓女，否則她沒有生存的條件。
於是巴菲特想了一個辦法，能不能從一些國家弄來藥，花高價買藥，變成當地工人進行生產。於是把艾滋病的藥的生產廠，放在艾滋病地區，讓所有艾滋病病人到藥廠去工作。你就能拿到勞動收入，也不怕你偷這些藥，因為這些藥本來就是我想給你治艾滋病的。你們偷的越多，吃得越多就沒有艾滋病。這樣他就把本來花錢去買藥的，變成在地投資，而轉換成一種公益行為，這就是我們所說，企業家才能做到的社會企業的出現。
如果不是企業家，可能只會做慈善，買藥去做救治就完了。但是企業家發生改變，就變成了，我要在當地建廠，我要讓艾滋病人有地方工作，他就不再去賣血，就不再嫖娼。他有勞動收入能養家餬口，他就會注重改變自己的艾滋病的行為，他就不會再去讓別人產生艾滋病。整個社會發展當中，企業家有巨大的帶動能力，因為你有無數員工。你有巨大的影響力，你的產品有很多人在使用。企業家在推動社會進步，變成了社會的修理者。
當社會出現缺陷的時候，企業家會發現，這是我生產的機會，越是哪有缺陷多，我就越要用什麼辦法改善它。我們的共享單車，可能就是想鑽這樣的空子，當自行車服務不夠方便的時候，用共享單車能不能解決呢？但是它可能也存在其他競爭和其他方法的問題，但是至少從機會上來看，它是對社會的一種重新解釋。
這就是社會的進步。要形成社會新的良好的循環，更多要依賴於企業家。我們可以看到，從去年到今年，我們國家發了一系列對企業家地位認可和尊重的文件。對企業家行為進行保護，就是因為企業家的社會公益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支點，已經影響到政府與政策的變化。
比如說，我們在三江源保護開始的時候，整個三江源沒有列入國家保護區。但是今天，有15平方公里的國家公園和100萬平方公里的國家保護區。我們把也試圖把江豚從二級保護動物上升為一級保護動物，我們的企業家們向政府提出要拒吃魚翅，國務院最終批准要拒吃魚翅。也是我們提出政協提案和人大提案，要求修改《環保法》，於是民營和社會公益組織，對各種各樣汙染行為提出訴訟。
到現在這種訴訟已經達到100多起，而且幾乎所有的訴訟都是NGO組織勝了。企業造成的汙染行為要進行賠償。如果沒有公眾參與，我們的環境是得不到友好保護。我們已經和銀行簽訂一些協議，沒有經過綠色審批，就不能變成綠色金融。許多汙染企業拿不到銀行貸款，迫使汙染企業不得不進行環境治理和保護。
企業家逐步變成公益階層，原因在於企業家有更穩定的收入，有可靠的組織能力。如果不能把企業家的能力運用到授人以漁，可能學會打魚的農民因為沒有船，沒有網也仍然無法加入到打魚而為生的階段。所以，企業家要用這樣的方法組織社會發展。
我們在沙漠地區搞節水，引進以色列小米，滴灌技術種植的小米，一斤可以節約一噸水，但是政府並不收購小米，因為它是一個小眾產品，它只收購玉米。當地農民仍然是大量生產浪費水的玉米，就要靠企業家自我組織，幫助農民把所有小米銷售，而且讓小米的收益大於種植玉米的收益。
這是從窮變富的過程，恰恰是這樣一些做法，最後我們的行為被政府所承認。阿拉善企業家幾乎都成為阿拉善盟地方政府的一些形象代言人。確實解決了相當多環境保護問題，也逐漸得到公民信任。我們從第一年賠錢，第二年賠錢，第三年賠錢，到現在開始有了盈利。
企業家用社會管理，工業組織的能力，讓農業產品也變成工業產品。我們生產米棒、烤片、醋、酒和其他衍生產品，同時把這些技術轉移給農民，讓農民從種植到加工、運輸、生產，所有環節都變成農民擁有的環節。如果是政府，這些是做不成的。只有企業家才有可能把這些事情變成社會公益。企業家對慈善的投資變成社會公益，就是讓農民受益和貧困者受益同時，也讓富人受益。
社會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擁有更多企業家，也有了更多各種各樣社會產品，這些基因都在社會當中產生巨大作用。比如有壹基金，有阿拉善我們SEE基金，有南都公益基金，有樂平基金等等。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社會組織中，是企業家為主在承擔這些社會責任的，一般都可持續發展。
我們也看到很多以演員為名的組織，但是他們的理事會里頭，常常是企業家在幫助。單靠他們的名聲，單靠他們的經營能力，沒有企業家的組織行為，很難持續發展下去。大多非企業家組織的公益基金，中途失敗的佔多數。有企業家參與和支持的，逐步都發展成常規的、可持續發展的情況。
包括美麗中國，教師進農村的做法，更多不是僅僅解決教育經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授人以漁，要讓更多人通過接受教育，學會如何打魚而產生自我生存的能力。過去認為，投資公益是一種慈善行為，只有付出而沒有收穫。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企業，通過企業家的行為，讓公益產生收益，擴大了再公益的能力。用企業家發展經濟的行為，讓當地農民從貧困當中走出來，而不再是以種地為生。他們可能通過養殖，通過工業化生產方式，從貧困轉為提升。
中國很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人均GDP現在仍然排在100位左右，比發達國家差得很遠很遠，甚至比不上中等發達國家，原因在於我們沒把城市化問題和農村問題結合起來。企業家行為進入到農村無組織狀態中，產生經濟效益，讓他們從貧困中走出來，再產生財富時，很重要的是公益組織誕生。靠企業家的社會精神，才讓農民改變現狀，有了發展餘地。
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認為，慈善更重要的是，讓所有窮人都有創造財富的能力和手段，而絕不是精準扶貧的方式給你錢，你給多少錢，他也學不會用什麼方式去創造財富。他只能把這些錢進行再次消費。如果所有的錢都在消費過程，或者維持生命過程中，就像我們說的授人以魚，財富基本上就浪費掉了。
我們一定要用企業家的特殊行為，發展我們的公益事業，讓所有貧困者學會通過公益發展，有自我創造財富的能力。我們的企業家和企業家的社會精神才能夠得到傳承，並讓社會得到真實的發展。
我講的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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