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合肥一位扒高鐵的年輕女士成為了網紅。在事情出來之前，這位羅女士都有著體面的身份和職業，在人前可能也是彬彬有禮、舉止得體的。她和他的丈夫有一個幸福的小家庭，也許是很多人羨慕的對象。
出事之後，她可能也早已悔青了腸子，如果知道這樣的後果，也許給她一萬個理由，她也會任由高鐵從自己面前呼嘯而過。
我不想對事件本身做什麼價值評判。羅女士犯的，可能是我們中的很多人經常犯的錯誤。在“適當的範圍”內違規，是羅女士也是我們習慣於做的事情，羅女士之前一定經常利用自己和丈夫的“小小特權”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一些額外的便利，在“高鐵事件”發生前，她不會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同樣，作為旁觀者，我們中的大部分人也不會覺得有問題。
作為有知識、有文化的80後，為什麼喜歡“適度違規”？
（《上下五千年》開啟了我對於歷史最初的興趣，但後來，我也用了很多年試圖擺脫其中的一些價值評判）
在讀到高鐵事件的第一時間，我想到了小時候在《上下五千年》中讀到的一篇文章《愚蠢的宋襄公》。故事是這樣說的：
宋襄公見齊國發生內亂，就通知各國諸侯，請他們共同護送公子昭到齊國去接替君位。但是宋襄公的號召力不大，多數諸侯把宋國的通知擱在一邊，只有三個小國帶了點人馬前來。
宋襄公率領四國的兵馬打到齊國去。齊國一批大臣一見四國人馬打來，就投降了宋國，迎接公子昭即位。這就是齊孝公。
齊國本來是諸侯的盟主國，如今齊孝公靠宋國幫助得了君位，宋國的地位就自然提高了。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繼承齊桓公的霸主事業。這次他約會諸侯，只有三個小國聽從他的命令，幾個中原大國沒理他。宋襄公想借重大國去壓服小國，就決定去聯絡楚國。他認為要是楚國能跟他合作的話，那麼在楚國勢力底下的那些國家自然也都歸服他了。
他把這個主張告訴了大臣們，大臣公子目夷不贊成這麼辦。他認為宋國是個小國，想要當盟主，不會有什麼好處。宋襄公哪裡肯聽他的話，他邀請楚成王和齊孝公先在宋國開個會，商議會合諸侯訂立盟約的事。楚成王、齊孝公都同意，決定那年（公元前６３９年）七月約各國諸侯在宋國盂（今河南睢縣西北，盂音ｙú）地方開大會。
到了七月，宋襄公駕著車去開大會。公子目夷說：“萬一楚君不懷好意，可怎麼辦？主公還得多帶些兵馬去。”
宋襄公說：“那不行，我們為了不再打仗才開大會，怎麼自己倒帶兵馬去呢？”
公子目夷怎麼也說不服他，只好空著手跟著去。
果然，在開大會的時候，楚成王和宋襄公都想當盟主，爭鬧起來。楚國的勢力大，依附楚國的諸侯多。宋襄公氣呼呼地還想爭論，只見楚國的一班隨從官員立即脫了外衣，露出一身亮堂堂的鎧甲，一窩蜂地把宋襄公逮了去。
後來，經過魯國和齊國的調解，讓楚成王做了盟主，才把宋襄公放了回去。
宋襄公回去後，怎麼也不服氣，特別是鄰近的鄭國國君也跟楚成王一起反對他，更加使他惱恨。宋襄公為了出這口氣，決定先征伐鄭國。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攻打鄭國。鄭國向楚國求救。楚成王可厲害，他不去救鄭國，反倒派大將帶領大隊人馬直接去打宋國。宋襄公沒提防這一著，連忙趕回來。宋軍在泓水的南岸，駐紮下來。
兩軍隔岸對陣以後，楚軍開始渡過泓水，進攻宋軍。公子目夷瞧見楚人忙著過河，就對宋襄公說：“楚國仗著他們人多兵強，白天渡河，不把咱們放在眼裡。咱們趁他們還沒渡完的時候，迎頭打過去，一定能打個勝仗。”
宋襄公說：“不行！咱們是講仁義的國家。敵人渡河還沒有結束，咱們就打過去，還算什麼仁義呢？”
說著說著，全部楚軍已經渡河上岸，正在亂哄哄地排隊擺陣勢。公子目夷心裡著急，又對宋襄公說：“這會兒可不能再等了！趁他們還沒擺好陣勢，咱們趕快打過去，還能抵擋一陣。要是再不動手，就來不及了。”
宋襄公責備他說：“你太不講仁義了！人家隊伍都沒有排好，怎麼可以打呢。”
不多工夫，楚國的兵馬已經擺好陣勢。一陣戰鼓響，楚軍像大水衝堤壩那樣，嘩啦啦地直衝過來。宋國軍隊哪兒擋得住，紛紛敗下陣來。
宋襄公指手劃腳，還想抵抗，可是大腿上已經中了一箭。還虧得宋國的將軍帶著一部分兵馬，拼著命保護宋襄公逃跑，總算保住了他的命。
宋襄公逃回國都商丘，宋國人議論紛紛，都埋怨他不該跟楚國人打仗，更不該那麼打法。
公子目夷把大家的議論告訴宋襄公。宋襄公揉著受傷的大腿，說：“依我說，講仁義的人就應該這樣打仗。比如說，見到已經受了傷的人，就別再去傷害他；對頭髮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當俘虜。”
公子目夷真的耐不住了，他氣憤地說：“打仗就為了打勝敵人。如果怕傷害敵人，那還不如不打：如果碰到頭髮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乾脆讓人家抓走。”
宋襄公受了重傷，過了一年死了。
整篇文章，充滿了諷刺與嘲笑的口氣。在十多歲的年紀，我也曾經和文章作者持同樣的觀點——真是個愚蠢的人！
可是，有沒有想過，這個愚蠢的人，曾經還是春秋五霸之一，至少說明在一個時期，人們還是很敬重他的。
這個愚蠢的人，其實是一個最“守秩序”的人。他的失敗，其實是一位他講規矩、講道德，為什麼，我們在嘲笑一個“有道德”的人的時候可以如此毫無心理壓力。
而宋襄公所說的“見到已經受了傷的人，就別再去傷害他；對頭髮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當俘虜。其實就是“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曾經是被歷朝歷代推崇的高尚品德啊。
同樣是《上下五千年》，還有一篇《范蠡和文種》，中間有這麼一段：
有一回，越國派文種去跟吳王說：越國年成不好，鬧了饑荒，向吳國借一萬石糧，過了年歸還。夫差看在西施的面上，當然答應了。轉過年來，越國年成豐收。文種把一萬石糧親自送還吳國。
夫差見越國十分守信用，更加高興。他把越國的糧食拿來一看，粒粒飽滿，就對伯嚭說：“越國的糧食顆粒比我們大，就把這一萬石賣給老百姓做種子吧。”伯嚭把這些糧食分給農民，命令大家去種。到了春天，種子下去了，等了十幾天，還沒有抽芽。大家想，好種子也許出得慢一點，就耐心地等著。沒想到，過不了幾天，那撒下去的種子全爛了，他們想再撒自己的種子，已經誤了下種的時候。這一年，吳國鬧了大饑荒，吳國的百姓全恨夫差。他們哪裡想到，這是文種的計策。那還給吳國的一萬石糧，原來是經過蒸熟了又曬乾的糧食，怎麼還能抽芽呢？勾踐聽到吳國鬧饑荒，就想趁機會發兵。
這種背信棄義，罔顧普通百姓生死的欺騙，在這裡也是被讚揚的。
總之，以上兩個故事告訴我們的是——為了達到目的，可以破壞規則、欺騙背叛，只要達到目的、取得勝利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那些都是戰爭時期，那麼在和平時期呢？這些文章並沒有告訴我們不可以這樣做。他們分明告訴曾經年幼的我們——這些都是聰明人做的聰明事。
羅女士似乎也是個80後，她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可能也和我一樣讀過《上下五千年》，也難怪，從對宋襄公的揶揄和對范蠡的佩服中，她會總結出自己的行為模式了。
也許很多網絡詐騙，也或多或少會從范蠡的故事中獲得靈感……
其實很多80後都是這樣，“精緻的利己主義”。
今天的網絡上，“廣場舞大媽”是經常被討伐的群體，人們說“壞人變老了”。可惜的是，40、50後大媽多半不上網，上網也是隻看不說。話語權還是掌握在80後、90後乃至更年輕的人身上。
作為一名80後，坦率地說，相比“廣場舞大媽”粗放式的無視規律，更可怕的其實是我們這代人的“適度違規”，因為它更難被發現、更難引起重視。
然而，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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