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解他者為己任的現代人類學，在其誕生之初就對19世紀以來大行其道的民族主義以及現實之中的民族國家間競爭持有強烈的批評觀點。例如，馬林諾夫斯基對“庫拉圈”的觀察，是對一種與社會相分離的、市場交換的自由主義觀念的批評；埃文斯-普理查德對努爾人社會—政治組織的研究，則是對現代民族國家“偽裝”起來的無時間性表示質疑；而格爾茨在對巴厘島的研究中認為儀式而非權力構成了巴厘島政治的核心。總體而言，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幾大分支（經濟、親屬關係、宗教和政治）皆是嘗試在作為民族國家典範的西方之外，尋找另一種有關社會組織和秩序的可能性，“反思西方現代民族國家”亦成為人類學自身定位與發展的學術傳統。基於日常生活實踐的表述、對民族誌方法的運用以及對多元主體參與的強調，成為人類學認知世界與社會的主要路徑。
- 國際政治研究與人類學研究相結合
若從國際關係、國際政治以及地緣政治研究的主流認識上理解，國際社會被認為是無秩序的，從而國際社會的權力分配和秩序維持主要來自於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互動。這也構成了眾多國際問題研究的起點。
換言之，民族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主要的行為體也成為最重要的分析單位，而國際政治研究的學科基礎和學術脈絡對民族誌與人類學研究存在著天然的排斥。在圍繞諸如領土、邊界、主權、安全等與民族國家相關的概念進行的分析中，國際政治與人類學之間往往有著巨大的分歧。置於前者的認識論之下，民族國家的基本框架以主權—領土（邊界）—人口（認同）的三位一體為基礎，主權與領土之間相互指認：主權是領土範圍內的主權，領土則是主權的界限。但對於後者而言，這些概念通常並不構成討論的核心或前提，它賦予其多元的內涵與多樣化的解讀。例如，在對“領土”的觀察中，學者強調不應將國家領土構成（territorial constitution of states）單純理解為一個“穩定的、具體的和自我封閉的領土框架”，而應注意到“社會—空間進程、社會實踐以及超越國家邊界的權力關係”遠遠超出了領土爭奪與國家衝突的範疇，並進而實現對地緣政治空間的重塑。同樣，對於“國家安全”的討論，區別於國際政治研究以領土與主權安全作為安全觀的固有基礎，並始終徘徊於國家的地理邊緣與行政邊界，人類學者則更關注發生於社會建構之內的安全並最終指向“人的安全”。如果說，國際政治研究瞄準的政治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地緣政治”，那麼人類學與民族誌研究關心的政治則是發生於民族國家內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事實上，隨著冷戰的結束，地緣政治環境發生劇烈重組，如蘇聯解體所帶來的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加速。在全球流動的大背景下，新的議題、對象和訴求促使社會科學界在自身舊有傳統之上進一步發展，形成了“空間轉向”（spatial turn）與“實踐轉向”（practice turn），進而在觀念上推進了對於民族國家“領土陷阱”（territorial trap）的超越。正是在這一轉變之下，國際政治研究與人類學研究實現了結合，生產出一批以批判地緣政治、批判邊界研究與強調新安全研究為名的學術路徑，其最受矚目的特徵在於民族誌方法被引入到國際政治的研究領域當中。
- 民族誌帶來國際政治學科的反思
20世紀80年代，自20世紀初所開啟的、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而確立的民族誌方法遭遇新一輪的反思與自我批判。人類學者逐漸將目光從西方世界之外的、封閉的社群轉向對全球流動與跨界現象的關注，即世界體系和全球化成為民族誌直接觀察和理解的對象，尤其是在實驗民族誌基礎上所提出的“多點民族誌”。 可以說，與當時國際政治研究領域對跨國行為的研究需求形成了契合。更為重要的是，民族誌研究對於結束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研究當中長期處於支配地位的觀點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通俗的理解中，國際政治是圍繞現代國家與世界體系的研究，一方面奠定了民族國家及其相關概念作為認識基礎、研究對象、分析單位和理論訴求的統一體系；另一方面卻容易將民族—國家視為一個相互排斥、內部同質的實體，進而確立了一種民族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必然與外部世界處於衝突的假設。這本身雖然構成了引入民族誌研究的一個天然障礙，但同時民族誌研究持有的反思能力也將為國際政治學科注入必要的敏感性。
首先將民族誌方法運用到國際政治研究領域的是20世紀80年代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女性主義對邊緣群體的關注與民族誌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存在內在一致性，二者都將“話語”“主體性”等概念看作是理解各自問題的關鍵。20世紀90年代冷戰以後，特別是21世紀初“9·11”事件發生以來，女性主義的民族誌研究嘗試漸漸為更多國際政治研究者所採納，並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於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出現了“民族誌轉向”（ethnographic turn）。其基礎建立在批判國家關係中的後實證主義以及主觀主義的一些主張；其意義源於民族誌可以“補充話語分析，超越針對國家和國際組織等傳統行動者的某些主流看法，轉而關注那些在世界政治中尚未被探討的知識、關聯和理解”。
國際政治本身不再被認為只存在由上至下的發展路徑，也被認為受到由下至上力量的影響。- 客觀認識民族誌轉向
在過去近30年的學科發展中，國際政治研究對人類學的肯定與對民族誌方法的吸收顯而易見，尤其是在西方知識界。但這並不意味著“民族誌轉向”的完成與無可挑剔，新的困境和反思也進一步生成。首先我們很難說民族誌進入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便能夠完成其使命，因為民族誌暫時只能作為一項研究工具推動實現國際政治主流研究的平衡，現實主義與實證主義的研究範式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其次，人類學“浪漫化”的有關日常生活的民族誌敘事，對社會生活中多元主體的細緻呈現同樣會受到研究時空的侷限，有時會導向無法描述、難以證偽與莫衷一是的知識生產過程，伴隨而來的是片面和冗長的學術評判。再次，國際政治研究發展至今對人類學與民族誌研究始終持有謹慎甚至消極的態度，使得民族誌往往作為一種工具性、選擇性的方法， 成為知識補充和材料收集的手段。最後，從客觀世界出發，民族國家仍然作為被承認的國際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前提和最基礎的社會事實，這也直接削弱了民族誌作為詮釋方法的能力。
當然，值得期待的是，在迎接新的反思過程的同時，新的問題和思路也被提出。例如，民族誌是否只能停留於國際政治研究的方法，還是能夠轉化為方法論；對全球化與世界體系的繼續理解是否能夠跨越民族國家主權支配的前提；移民、難民、族群的流動，乃至商品、信息、符號的傳播是否已經超越民族國家的“領土陷阱”。這一系列富有挑戰但令知識界興奮的提問，不僅取決於我們是否已經將研究觸角伸向了廣泛的日常生活和邊緣群體——提供表象化的專業知識，更關係到應當採用何種路徑去理解國際政治的眾多事務——應當是眾多主體日常實踐的關係“組裝”（assemblage）。在筆者看來，已經開啟的這一段學術旅程充滿誘惑與挑戰，民族誌也將不再為某一學科所單獨享有和定義，而將成為一類共享的知識與方法以實現國際政治研究與人類學研究的契合。
（本文系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招標項目“文明視野與歷史互鑑——中阿家族的人類學比較研究”（CCSIC2017-YB0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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