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台湾青春片甩了大陆青春片10条街？
文 / 梁夜枫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而言，青春电影的消费意义有两种，观影过程给予了我们对于青春本质一种思辨性的讨论，或放低姿态、提供一次不出戏的情感体验，亦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补偿。《我的少女时代》显然是后者，而作为一部大众消费的偶像青春电影，《我的少女时代》既保留了亚洲青春电影的视听公式与叙事模式，还做了一次创作的升级，解决了以往台湾同类型电影中过于矫情、与华语社会集体脱节、过于台湾本土化的问题。因此《我的少女时代》提供了一次无性别差异、文化差异的情感体验，也在精英文化与大众娱乐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达成了双赢的局面。
陈玉珊导演有着台湾偶像剧“教母”的称号，十多部热销的青春偶像剧制作经验让她在执导这部电影前，已经有了厚积薄发的足够条件。台湾商业青春电影可以说是台湾偶像剧的派生，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性，合并在一起就是台湾的影视青春文化。而无论是青春电影还是偶像剧，台湾作为后起之秀，在美学风格上借鉴了日本的精致、平缓与唯美，在叙事风格上融入了韩国的喜剧、励志与浪漫，而该片的故事模式还是《灰姑娘》的现代版、《丑小鸭》的真人版。还恰到好处地沿袭了本土化、琼瑶式的情感收放，这就让此次创作有了多种商业类型、手法的汇总与提炼。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与《我的少女时代》对青春的平铺直叙如沐春风，但后者比前者在导演手法上更为多元化，故事情节更有突破性。《那些年》是台湾本土青春电影的商业品牌代表，传统而经典。电影成功地激发了男性对青春的集体性追忆，而女性却略显被动。《我的少女时代》就是基于前者的一次改良与升级。
首先林真心与徐太宇的关系建立是基于爱情战争的抢夺而形成的契约关系，这就让青春电影中过于沉闷的节奏在人物目的的明确性中得到了提速，也得到了更为符合逻辑的增进关系与寻找自我的可能性。其次，电影结尾时对叙事进行了一次快节奏的男性视角补充，让青春的描写不局限于单一性别，这两点就是该片在传统青春电影叙事模式上的一种改进。全面、富有悬念也更有共鸣。再次，该片有着台湾舞台剧程式的场面调度与情感写实。电影中林真心播放录音时，已经出国的徐太宇却走入电影画面，坐在林真心旁边讲述了自己对回忆的描写。这一场戏宛如台湾舞台剧《收信快乐》中的舞台调度，而充满戏剧张力，具象而到位。电影中的两个时空跨度不大，本可通过化妆造型由一个人饰演两个时空中的同一人物，但导演并没有像以往电影一样处理，这归根结底还是舞台剧的思维模式，这也强调了影片过去时空的想象虚拟性，而过去时空的青春经验也可以跳出电影以外，代表任何人的青春幻想。
所以过去时空是在童话虚拟般的故事中表现真实性的情感动机，现实时空是在真实而平淡的生活里提供了童话之美延续于当下的可能性，这显然是截然相反而相映成趣的关系。于是刘德华成为了回忆与当下、童话与现实的粘连剂；也是集体记忆的时光刻度。电影结尾两人因演唱会而重逢，宛如陈可辛的《甜蜜蜜》中两人因邓丽君而再续前缘，这种结局能够瞬间将电影中的私人回忆瞬间转化为集体记忆。现实中两人多年后重逢的会心一笑是一种省略号似的留白，这一刹那就是青春心愿的满足，故事止步于此，生活继续行进。
舞台剧或电影都讲究在每一场戏中寻找感情流露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定义了这一场戏，也定义了人物关系与电影主题。《我的少女时代》的情感写实性就源于抓到了这一特质，这一刹那的感情表达的成功性不在“放”而在于“收”。偶像剧般的青春故事本来就有着一种固有的故事样板，所以商业青春电影取胜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细节及表达情感，而这部电影在“低姿态”的平稳叙事中，对青春与感情有着一种真切而写实的尊重与表达，这就是内地商业青春电影最缺少的电影态度。
故事：
长相平凡的林真心与校园内大多数女生一样，每天暗恋着校内品学兼优的欧阳非凡，而徐太宇身为学校头号痞子，则一心要追求校花陶敏敏。林真心偶然发现欧阳和陶敏敏暗中交往的秘密；在徐太宇的胁迫下，两人组成“失恋阵线联盟”，誓言拆散郎才女貌的这一对，也帮彼此追心上人。
两人一路跌跌撞撞、互帮互助、笑料百出，林真心也逐渐找寻到自我，变成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孩，而徐太宇也找回了最初勤奋好学的自己。他们最终如愿以偿，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人，但在这一场阵线联盟关系结束后，他们却发现了彼此的真爱……
《我的少女时代》（2015，台湾）
编剧：曾咏婷
导演：陈玉珊
主演：宋芸桦、王大陆、李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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