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的城市想像
——评王方晨小说《老实街》
黄发有 尹林
济南人的诚恳和老实是出了名的。生活在济南，不管你身份如何，倘是去小吃店买东西，或者在街头买一包香烟，你都会遇见济南人亲切地叫你一声“老师”。行走在大街小巷中，你会发现，济南的生意人从来不那么慌里慌张地招徕客人，或是着急忙慌地推介什么有利可图的商品。济南在全国，甚至在北方，都不是一个常被挂在嘴边的城市，但它有着它的意义。它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孔孟之乡山东的省府，也是目前中国第三大经济大省的省府。但是它一直默默地、矮矮地出现在你的耳边，只有当你真正处于山东大地上，你才会蓦地想到：哦，济南。不过，它从未因自己的低调而丧失它的意义，依旧是不急不缓地存在于山东人的心中。而当整个中国想起他们的文化时，脑海里浮现山东，也就必然浮现济南。所以，当看到王方晨的长篇小说《老实街》时，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个“老实街”正是济南的缩影。
碎片化的文化记忆
在中国的城市中，济南亦新亦旧，位于济水之南的北方大地，颇得中庸之道。要考察中国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济南是一个绝佳选择。王方晨说：“二十多年前，我在济南求学，济南又是省会，在一个地道山东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1]作家与济南这座城市密切的精神关联，使得其文字写出了那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生命痛感。
从生活中的父母兄弟之伦，到人生中的婚丧嫁娶之礼，现今和古代是有重大差异了，但这种差异绝不是一种清除。只有当我们面临种种遗留的伦理问题时，我们才能够感到我们与传统之间的那根脐带是多么坚韧。在这种意义上，老实街不仅仅是济南的一个缩影，更是整个中国伦理观念的一个缩影。当然，这种缩影在不同的地域会略有差异。值得重视的是，每个中国人都摆脱不掉这影子的束缚。老实街的人当然不是徒有其表，他们的内心也的确有着北方城市人的善良，这种善良又往往和内心的守旧相依存。对传统的伦理，他们都十分谨慎而小心地遵从着，从来不敢做逾越之举。于是面对心爱的女人鹅，老实街的男人们畏畏缩缩；面对名贵的大马士革剃刀，外来者陈玉伋与左门鼻互相谦让；面对穆家兄弟“阿基米德”深院里的化学实验，所有人都有着一种恐惧和规避；最终面对即将被拆迁的老街，他们在传统的伦理中又找到了安慰，选择了一种无为，只有两个女性——鹅和小葵进行了直接性的抗争，男性们几乎都是躲在背后的。
当然，老实街的老实，不仅仅体现在懦弱的层面上。他们对于邻里确乎是和睦的；对于顾客确实是厚道的；对于外来者的确是热诚的。如果让鲁迅来描述老实街，那么老实街就像鲁镇一样，是“颇有些古风的”。区别只是在于，一南一北，一城一乡。但是它们中间都有一个或可称为顽固的内核，这就是传统的儒家伦理。还可以说得精确一点，这种伦理并不是正统的、士大夫的伦理，而是和民间的、地域的风俗和环境相结合了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相比于藏于四书五经的那些案头的、学院的伦理更加根深蒂固。
然而并不是说，传统的就等于仅可批判的，传统和民间相结合的就一定是四不像。其实，老实街的居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是是非非的夹缝之中。比如，对于编竹匠的女儿鹅那个来历不明的石头，按照我们对于“传统伦理”的理解，在山东这个伦理之乡，那么她很有可能被其他作家安排进一个悲剧之中。最起码，她是要受别人的冷眼相看，还要背上道德的包袱。这也是很多叙事文学的冲突点。值得肯定的是，王方晨却对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伦理观进行了超越。因为对于老实街的人来说，并非事事都能挑战道德底线的。出乎意料，除了鹅的父亲编竹匠在一开始想要将孩子扔掉之外，整个老实街的人都似乎很喜欢这孩子，甚至连老实街的孩子们也都愿意与之玩耍，对弱小生命的爱怜超越了教条化的伦理观念。他们作为平民百姓，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善。他们并没有对石头的生父是谁进行过多的揣摩与猜测，而是相信了“践石而生”的传说。“践石而生”的传说可以直接联系到“姜嫄履帝迹而生稷”的传说，又不仅仅局限于这种传说。我们翻阅传统儒家典籍或者史传，比如《诗经》、《左传》、《史记》，会发现这种“睹神迹而生帝王”的传说太多了。每个非同寻常的帝王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出生。那是一种阳性的权力崇拜。
那么鹅呢？老实街居民对于鹅践石生子的幻想，是出于对鹅之美的崇拜。鹅的称呼指向，不仅有着这种动物的体态美、丰腴感，还有骄傲、水灵等一系列中国传统审美中的特质。怪不得老实街上的男人都爱跟鹅开这样的玩笑：每当鹅去泉边时，他们不管什么时间，总是要说上一句“鹅去洗澡了”。其实，文中出现的老实街成年男人，大部分都对鹅抱有一定程度上的性幻想。鹅在老实街人心目中的美，不亚于莫妮卡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的美。
鹅的美是毫无条件、与生俱来的。她不仅符合人们的传统审美心理，还象征着一种自由、超越。所有的老实街的男人都没有真正得到这种美，他们最多得到了露水情缘。她虽然生在老实街，长在老实街，也未尝没有世俗的影子，但在老实街的男人眼中，她是一种永远不可触及的美。可以说，她是一种美的集合。这样的一个女人，身上被赋予“神话”，自然也就是有理由的了。而如果我们联系到阳性的帝王崇拜，那么在鹅身上被赋予的，是足以与那种阳性崇拜并驾齐驱的，对美的崇拜。
鹅的儿子石头在名义上是无父而生。这种无父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文化和信仰缺失的符号，它更是“不可亵玩”的美的思维。鹅游走在老实街的年轻人之间，这些年轻人似乎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男性。或许，在每一个生活环境中，每一个男性都会遇见这种美。沈从文在《八骏图》中提出都市的“阉寺性”问题，“文明”的绳索捆绑了人性的内在冲动，但持久的压抑也容易导致失态，甚至扭曲和变态。在某种意义上，鹅的存在，缓解了老实街上的男人们的内在焦虑。
鹅的故事是老实街伦理变迁的最直接的体现。无论是外来的经商者高杰、还是本街较有权势的老常，还有马大龙的命运，都与鹅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当然，鹅的故事又不仅仅是唯一的。在鹅的故事外面，还发生着一些老实街的人不能左右的事情。
左门鼻的那只名叫“瓜”的猫被剃光毛，最终投水而死，其实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事件。这个事件是一条暗地里的线索。而就在这只猫面临被剃光毛的危险的同时，左门鼻和陈玉伋却正在为一把剃刀而互相谦让。表面的谦和之下，其实有着畸形和变态的心理在老实街滋长。与其说受害者是那只可怜的猫，不如说是整个老实街。
虐猫案象征着老实街所信奉的那种安稳一下子被打破，猫的毛被剃光也象征着某种廉耻的外衣开始被剥去。这是一个先兆。紧接着，老实街就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其中包括鹅与一些男性的暧昧关系，以及象征社会打手势力的光背党突然出现在老实街，高杰的超级连锁店要在老实街出现，还有老实街面临的一个终极命运：拆迁。而作为老实街居民的命根的涤心泉，也开始慢慢降低它的喷涌高度。
不可否认的是，这与外来的市场经济入侵以及环境的破坏有很大的关系。老实街作为城市中的一个聚落，本已经有很多个体经营，但是与外来的垄断性资本的横空出世相比，依旧是螳臂当车。高杰在这里是外来资本强权的化身，是老实街人的“幽微”。他曾对鹅这样告白：“‘别把我扔下。听我说，鹅……在澳洲，有种野人，叫幽微。’他胡乱比划着，醉眼难睁。‘三米多高，浑身长毛，吃腐烂的尸体……鹅，我就是……幽微。’他重新瞪起血红的眼来，竭力地瞪着。‘走，走，你去告诉每个人，幽微来了，谁也躲不掉。世界的……幽微，来了……’”这是在鹅发现了高杰对老实街的居心即将实现之后，感到自己受到欺骗，去质问高杰的时候高杰的告白。这大概是这本书中最感性的描写，作者直入一个人的内心，透视他那毫无理由的欲望、空虚与孤独，这种孤独与鹅最后的无人理解的孤独相互映照——幽微因孤独而吞噬，而美的化身却因吞噬结束而变得孤独。幽微还可以找到一个本土文化的相似物，那就是传说中的饕餮。同时，这句告白还说明了一个事实，老实街在高杰这个外人眼里已是腐烂的尸体——尽管老实街的人如此自信，感觉自己是济南的中心，世界的中心。
老实街的居民虽然还一直用传统的伦理道德安慰自己，但是终究无法阻挡被吞噬的命运。而外来资本的入侵，打破了老实街赖以生存的经济链条，这个事实已经不是老实街居民的美好愿景所能抗拒的。实际上，老实街居民有很多愿景体现在对涤心泉、鹅、老实街的爱上，但是这愿景往往是空想。
传统伦理中的那种变相的懦弱，让他们在一场场冲击之中有了一种类似阿Q的心理，开始进行各种妥协。但在这妥协之中，一些美好的品质也逐渐凸显出来，而并非一味的油滑。最终，所有的老实街人都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故土告别。比如，老锁匠卢大头为邻居们做了老锁，最终却自己将锁子丢弃进了流水中，并任随自己顺水漂流；酱菜店主唐二海给每家都送上合锦菜；小耳朵假托儿子之手，割去了自己灵异的耳朵，断绝了人们对突发横财的痴想。而他们内心对自我的坚守，也是存在于传统之中的，或许这是它们走出老实街之后的信仰的源泉，是一种新的开始。
老实街人的和善，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北方城市居民的和善。他们的懦弱，也可以看成是整个北方城市居民的懦弱。而这种北方，又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北方。北方象征着贫瘠、保守与传统儒家伦理的发源地和根据地。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在老实街人眼里，他们所处的地方就是中国的中心，是纯正与善良的故乡。正如本书第九章所写的那样：“在我们看来，老实街不光是济南的心脏，还是人间道德的模范，怎么也不能说拆就拆！你拆了我们老实街，涤心泉怎么办？”
老实街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中的文化孤岛，老实是维系这个精神空间的文化纽带。王方晨在笔端灌注深情，写出了这个自成一格的“小世界”逐渐碎裂的过程，就像一尊带着裂纹的精美古瓷，在内外多重压力的挤压下，解体成零落的碎片。
内在化的城市书写
丁帆曾经说过：“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2]这句话耐人寻味，但不妨再加上一句——关注中国也需要关注乡土如何孕育城市，或者说如何把作家对“乡土”的“了解之同情”变成对“本土”的感受，无论是从物质还是伦理上。
城市文学在中国也并非无根的。只是这个根可不仅仅能追溯到穆时英、刘呐鸥的新感觉派小说，它还可以像老舍笔下的京味儿小说一样，有着城市文化传承的根。这样，城市文学才不只是“都市文学”，不会给观众造成千篇一律的现象。
90年代以来，很多作家都偏爱书写都市人的迷醉，表现挣扎于焦虑与欲求的漩涡中的都市青年的生存状态。在小说中，都市中的人有着一种隔世的脂粉气，而且如果没有欲望的书写，他们的呐喊可能不会有多少人关注。“城市不再仅仅是文学写作的背景,为人物服务,城市已经获得了独特的存在方式并对人物形成强大的诱惑和挤压。而人成为时髦、前卫、浮躁、无根的城市点缀品,人只有在夜晚、子宫、隧道、浴缸之类的意象中安抚自己病态的灵魂。人成为城市孤独的影子和另类。”[3]
都市中的人打着个体、个性的旗号，跟随着自己的欲望行走，却还要书写自己的孤独和无根感，这也是他们反而被城市挤压的原因。但是一个不想停留的人是永远不可能有根的。在过度书写都市对人的压抑的情况下，很多城市文学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使是都市，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这些人不是高呼个性而没有个性，呐喊孤独而不愿停泊的人。进入新世纪，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本质上的改观，甚至在某些方面变本加厉。刘勇早就提出：“城市文学应植根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4]杨剑龙以《上海文学》为例指出了新世纪城市文学的几个缺憾：“1、关注物欲社会的欲望书写，缺乏对于精神世界崇高境界的关注。2、关注都市世界的自我追求，缺乏对于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承担……”[5]
在模式化写作的狂轰滥炸之下，都市文学显得刻板而缺乏活力。像酒吧、摩天大楼、名牌商品、五花八门的派对、宣泄欲望的两性关系等城市符码，已经成了都市文学的标准配置。这种类型化的写作缺乏审美个性，就像游乐园中的过山车一样，令人气血上涌，充满了刺激的尖叫，但总是难以摆脱重复、循环的轨道。
《老实街》也是书写城市，王方晨像曾在济南生活过的作家老舍一样，他不仅关注城市景观，而且勾画出了城市之魂与生活其间的人们的心魂，通过城与人的互动，写出了城市的人气，也捕捉到了老实街的居民身上和心上的城市烙印。他不那么激进地去呐喊，而是在给小说中那只被剥光皮毛的猫重新穿上尊严的外衣。他写城市不关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他穿越城市的皮相，力图揭示城市内在的精神密码。
《老实街》其实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在都市文学中除了疯狂的“快感美学”和“讽一而劝百”的伪道德书写，还有着更多的传统经验可供借鉴。王方晨有言：“为了充分写出这个老中国城的特色，我做了许多功课，主要是在北方民居方面。你看小说就会发现，一些建筑名词比如雀替、墀头，还有那些个金柱大门、如意门、蛮子门、随墙门等，什么跨院啊，倒座啊，现在大家听来是很陌生的。”[6]比如济南的泉水在《老实街》中是非常重要的意象，涤心泉更是在叙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眼泉水经常在小说中与黑虎泉等济南名泉相提并论，它也是老实街的一个精神的源泉，一种精神的凭依。老实街很多故事都跟这泉水有关。而当小耳朵开始测量涤心泉的水位时，我们可以发现，老实街的命运也将渐渐走向终结。这不仅仅象征老实街的命运，也象征了传统精神在商业大潮和外界欲望的双重冲击下的悲剧。
除了泉水，老实街的其它景观也不是空洞的。王方晨将它的地理方位描绘得十分精确，塑造了一个丰富而多元的立体空间。栩栩如生的老实街抓住了济南内在的神韵，它的周围有着相似而又不同的街道。在这些街道中，有各式各样的院落，比如苗家大院、王家大院。每个院落中不同人家聚居在一起，并且形成一个更具体的生活氛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淳朴、老实而懦弱。老实街有自己的泉，也有自己的小吃，比如济南的酱菜、酥锅、黄蘑鸡，各有特色。这些不仅仅是作为区域特色的文化遗产符号存在，更在文中蒸腾起一缕缕活色生香的烟火气息。
王方晨的《老实街》与大部分城市文学作品有明显的差异，他拒绝让主人公漂浮在城市的半空中，陷入那种空洞的无根感，以无病呻吟的方式吸引外界的注意。事实上，如果生来就无根，也就不会感受到无根的痛苦。一个习惯了虚空的人，或许根本不会感觉到那种虚空。《老实街》写出了老实街居民与自己的精神根基慢慢撕裂的痛苦过程。尽管对于自己的文化根基，他们也曾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终于失去这方精神空间时，那种从身体内部挖去一块的丧失感传遍了整个感觉系统。在老实街，不仅仅有物质文化、自然文化的根，更有精神文化的根。这种根的主线是往往被我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儒家文化，当然这种儒家文化和民间信仰、风俗相结合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异。它固然包含着传统文化中的故步自封的因素，但同时也含有善良、真诚等因素在内。老实街的人都深深信仰它，并在它的指导下生活着。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中善良、真诚、信仰的强调，不是为了去迎合什么，而是出于作者的信念。他相信即使在物质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人的心灵中还是有良善和尊严的一面。他主张：“人类在这个世上生活，必须留有充足的‘道德想象空间’，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它给了人类永存下去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实街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本相。”王方晨还直言不讳地说：“传统道德文化，真是研究不尽的宝藏。要说残酷，那残酷到死，要说温情，还真不是没有。”[7]
最后，就像卢大头坚持要给乔迁的老实街居民送上新锁一样，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离开了老实街。我们可以看到，老实街的居民不仅仅是漂浮在半空中的游民。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传统与现代的伦理的夹缝中，完成了自我的转换。虽然这种转换是含有伤痛的，最后他们却还是以谨小慎微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他们一方面知耻、知礼，另一方面又懦弱胆小，面对自己的故地被拆除，他们也隐隐感觉到自己的根被铲断，而善良与懦弱让他们选择沉默，却又在沉默中体认了消失的故园的沉甸甸的价值。
王方晨对这种精神内核的准确把握，使得老实街人不仅仅有了济南人的特点，更有了整个老中国城居民的特点，这一点对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老实街在这个时候不仅承载着济南人的灵魂，更是老市民们的一个精神聚居地。它告诉我们，城市里的居民也曾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而不是从来都如同幽灵。正是因为这种诗意的存在，小说增加了一定的抒情性，具有了中国的诗性之美。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城市书写，其主潮是塑造现代化进程中日新月异的都市奇观，堆砌五光十色的都市符号，渲染都市中不断膨胀的欲望泡沫。王方晨的小说深受先锋文学的影响，在乡土写作中追求先锋的韵致，别具一格。《老实街》的笔法偏向写实，但王方晨显然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扫描，而是通过扎实的人物塑造，写出“老实街”的魂魄。面对有泉城美誉的济南，作家除了要写出滋养城市的泉水之灵动，还要挖掘“老实街”居民内心的泉脉。在某种意义上，《老实街》塑造的是一座内在化的城市，一方面是追溯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是潜入这座城市的地表深处。这种“向后看”与“向下挖”的努力，恰恰是很多新潮的都市写手所不屑的。王方晨却不管不顾，自得其乐，而且在写实笔法中揉入内在化的先锋文学趣味，就像是山东人所擅长的揉面手法，将都市散落的烟尘都揉入老实街巨大的面团之中，形成扯不断的一个有机整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方晨不仅不认同同质化的都市书写，而且提供了想像城市的另一种方式。中国的城市不应该千篇一律，应该千姿百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中国文学的城市书写也不应该沦落为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套子里的文学”，只有篇幅的差别，缺乏审美的区分。
寻找城市之根
每个群落都有自己的价值和记忆。老实街人的老实，就包含了他们所共同坚守的一个底线。“是咱老实街的人”，这是他们相互评价的最高标准。老实街虽然处在城市，却比沈从文描写的乡土社会更具有聚落的特征。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生活习惯，当然，超然于世的穆氏兄弟是个例外。鹅在这里是美的图腾，为保护老实街而献身的小葵则是正义的化身；老实街的人有着相同的喜好、相同的嫉恨和相同的善于宽恕的心。他们都喜欢鹅这样的女子，都惧怕穆氏兄弟的宅院，都喜欢涤心泉的泉水。面对外来的威胁，他们有着相同的策略：用老实街的美好品德同化他们。
在对于老实街人品行的塑造中，王方晨不惮于直接引用一些儒家话语。比如第一章有言：“不瞒您说，我们老实街居民的道德感源远流长。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我们老实街，自古礼字当先，你从不会找到一个无法无天的野孩子。”这其实才是老实街人对于鹅的来历不明的孩子的最直接的“伦理反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老实街的人懂得为了保护自己内心的淳朴与良善而进行变通。虽然这种变通依旧是以儒家的传说为基础的。紧接着在第二章，王方晨写道：“我们老实街人都信这个，一天早上，鹅去涤心泉汲水，踩了一块石头，回来就受了孕，生下来就叫石头。这有点像古史传说，姜嫄履帝迹而生后稷。不同之处是，姜嫄生稷，以为不祥，鹅则说什么也不肯丢。”
我们总以为反叛过去就足以称之为一种先锋精神。其实，人的心灵并没有历史和文学史写的那样机械化。鹅与姜嫄的不同，就是儒家伦理在现代与在古代的不同。可贵的是，王方晨不仅仅是为了某种“先锋性”而去批判和反对，他在当下这种批判、反对和所谓创新的大潮中，又在传统中找到了某些合理的东西。更为关键的是，他觉察到了人的非机械性。并非西方的现代派思想传入以后，所有人都会向城市文学中的主人公一样漂浮在半空中——漂浮往往是作家的一厢情愿，误认为漂浮可以代替超越。更多的人还是选择坚实地生存。的确，生活会给人很多意料不到的遭遇，且往往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更多的人却选择去保护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并坚强地活着。
所以说，老实街的伦理，是一种已经经过萃取的伦理。他们最大的弱点或许就是过于善良，以及对自己这种伦理的过度自信。在第四章中就有着这样的描述：“在我们老实街，礼字当先。数百年之久，出出进进走马灯般，人夥矣。然而，不论三教九流，还是五行八作，只要能在老实街住过几年，无有不得教化之益者，正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第六章说：“济南很大，我们都觉得很小，小得只剩下老实街。这里民风淳厚，街头那眼常年不涸的涤心泉，千百年来仁慈地滋养着每个老实街人。”还有第七章：“我们老实街居民从不恐惧。有句老话，即非芈老先生也非左老先生，而是孔夫子说的。子曰，君子坦荡荡。老实街人生来坦荡，所以从不恐惧。”当然，这种从不恐惧也包含着某种侥幸，这种侥幸之中，也夹杂着妥协的惯性，因为他们知道最后还有自己的王牌，那就是对外来势力的冷眼旁观。
无论老实街人的信仰中掺杂了多少因素，可以确定的几点是：儒家信仰、与生俱来的良善、懦弱和易妥协性。老实街人对于高杰的态度就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或妥协。第四章写道：“不知怎么，我们都想到鹅会应声而亡，就像他（高杰）真的有毒。或者更不堪，我们会想到他突然伸出手来，扭断她的脖子。你以为我们会阻止？不，我们只会从老实街各个角落冷眼旁观，就像这条古老的青石板路上，仅此一男一女。”“若他（高杰）一去不回，那可是正中下怀。事实上，我们谁也没能力去左右任何人的命运。”他们内心所拒斥的，自己比谁都清楚，但他们的最终行动却往往与内心背道而驰。
再进一步说，无论这些信仰掺杂了什么因素，它在老实街人心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从小就受着这种单纯的教育。这种教育和当今怀疑主义的教育不一样，而是深深嵌入人的潜意识的敬畏心的教育。这种教育最后的结果是一种无意识的信仰，贯穿在他们生活的始终，但他们却并不以之为“信仰”，因为没有什么确切的名词可以涵盖他们。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教育和阅读跟随着媒介革命而开始泛化，人们很难再从内心去相信什么。像这样的以聚落形式去遵从同一种信仰，更是少之又少了。然而这种无意识的信仰就像涤心泉一样，曾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皈依。这也就回到了本文第一节所说的，国民信仰的新源泉，是否还是应该再从精神上寻根，而不是一味地向外寻求？
当然，艺术永远不会给人提供确切的答案，小说也是。文学更倾向于向世界发问，而不是沉迷于观念的输出。老实街的人最终都以自己的方式告别了精神故地，那么走出老实街以后，我们是否还能辨识他们？这部小说中的潜文本太多，而“文学作品具有表层和深层双重结构，二者的区分在于形式性和生成性，作品的直接陈述与所要展示的深邃意蕴之间的关系常常是间接而隐蔽的。”[8]故而我们也只能留下美好的愿景。对此，王方晨说得精辟而诚恳：“人过半百，老实人的武器，也只有老实了。对此，我持之以老实的态度。”[9]
我们宁愿答案是肯定的，但小说中说他们已记不清对方。小说并没有盲目的乐观，它依旧是在提醒我们，涤心泉和老实街作为人的精神凭依，已经不复存在了。小说像一首极具诗意又不过度悲伤的挽歌，静静地流淌过我们的心间。
掩卷之后，只觉得想起这首挽歌，内心就会有些隐隐的疼痛。因为，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老实街，而是我们自己的故园。新世纪以来，乡村的衰败成为热门话题。容易被忽略的是，都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中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记忆，就像老实街的居民一样散落各地，处于一种无根状态。在这一层面上，《老实街》称得上是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寻根文学”。当然，王方晨在创作中除了寻找，还有意味深长的反思。
注释：
[1]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我将竭尽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
[2]舒晋瑜：《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第202页。
[3] 叶立新：《20世纪90年代城市文学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50页。
[4] 刘勇：《城市文学应植根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以为例》，《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4期，第18页。
[5] 杨剑龙：《新世纪城市文学的缺憾——以为例》，《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4期，第18页。
[6]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我将竭尽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
[7]王方晨、李冰:《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我将竭尽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
[8]赵文兰：《叙事修辞与潜文本——凌叔华小说创作的一种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第48页。
[9]张晓峰、王方晨：《我看这世界，眼角总含着一颗清冷的泪滴》，《朔方》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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