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壽司之神》（2011）裡有這麼一個場景，全世界最好的壽司主廚對他將要離開並另立門戶的兒子說：“你已經無家可歸了。”仔細想來，這樣說並不那麼尖刻，也不那麼令人沮喪，實際上反而是送給一個即將踏上新的冒險征程的人的最好的告別語。
去年十月我辭掉工作成為了一個自由記者。之前我寫作所得的總收入只有900美元，但我最近一篇關於侯世德（Douglas Hofstadter）的人物專述吸引了美國幾家著名雜誌的注意，我決定要以這篇文章賺個一到兩萬美元。
我的打算是把這篇賣掉，然後繼續寫一些類似的文章。這會是一種閒散的腦力生活。我會找一個能讓我非常好奇的主題，然後不斷調查研究，直到我掌握了所有可以知道的信息。接下來我就坐在某個地方的一間屋子裡，敲出一篇入木三分、抓人心魄的妙文，好到沒有任何非小說類的作者敢再觸碰這個選題——因為我的文章已經一錘定音，因為我已把這個主題永遠擺平。
我的新生活從一個週一開始。我一般都睡到挺晚的，但是我忘了從哪兒看到說作家都是早上能寫出最好的東西。所以我也起了個早，倒了杯咖啡，打開了我的筆記本電腦。
1958年，有人問海明威：“你覺得想成為一個作家最好的腦力訓練是什麼？”他回答說：
“咱們這麼說吧，他應該出去上吊，因為他發現想要寫好東西幾乎難到不可能。然後他應該被毫不留情地打倒，接著強迫自己在餘生中盡力能寫多好寫多好。至少他可以從上吊自殺這個故事開始寫。”
寫作是一件精神上非常艱難的事情——很難知道什麼東西值得說；很難說清楚；很難把材料安排得能吸引讀者；很難做到聽著順；甚至很難知道在做出改動時，是改好了還是改壞了。一切都太難了，簡直是痛苦，就像長跑帶給人的痛苦一樣。這種痛苦讓你害怕，但又不知為什麼讓你覺得樂在其中。
我那篇關於侯世德的文章一直寫到星期四下午。週四晚上的時候我收到了一封意外的郵件，那是一個工作邀請，提供的待遇包括12萬美元的薪水、1萬美元的簽約獎金、優先認股權、免費的健身房會員服務、非常優越的健康和牙醫福利、一部新手機，還有工作日免費提供的午餐和晚餐。我上午11點左右上班，傍晚時候下班，具體幾點我自己定。這工作我一點兒壓力都不會有。我有充分的自主和責任，我的同事都跟我差不多大，聰明，而且有趣。
我的冒險征程就被我擱置了。
大學的時候我基本上就是漫無目標地晃過來的。我就讀點我想讀的東西，擺弄擺弄電腦，做幾個小網站玩玩，睡懶覺，翹課。雖然我有時候也把自己看成《心靈捕手》裡面的威爾·哈丁那樣的泛知識分子，但其實我根本就是活得不怎麼負責任。要不是因為一個外在的奇蹟，2009年我以2.9的GPA成績畢業，面對那年差得出名的就業環境時，一準兒早被送到布魯克林或者哪兒的某個監獄去了，搞不好還得靠我爸媽花錢打點，才能享受點監獄特權。然而實際上，我反而成了這個世界上最好找工作的人之一。
這個外在的奇蹟就是，搞網站玩玩突然間成為了一個收益頗豐的職業。
我是個網站開發員，做我這行，再也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候了。看看這有多麼瘋狂吧：我有個念法學院的朋友，剛上大二的時候，他決定開始學編程。兩個月後他進了紐約的“黑客學校”，又過了三個月，他去一個幫助創業者建網站的諮詢公司實習。實習一個月後，也就是說總共算起來也就六個月，他升為全職，薪酬85,000美元。
我沒想到找一個好工作這麼容易，我一直以為我會像我姐姐那樣。她高中時成績非常優異，後來上了芝加哥大學，但當她畢業時唯一能夠符合職位要求的工作，是去翻譯飛機上的菜單。她頭腦非常聰明，也很敏銳，但是沒有技術上的專長。對於這樣的人，市場通常都判給他們這樣的命運。
我記得有次吃飯的時候她問我爸——我爸算是個商業巨頭吧——她說：“你經常說努力工作的價值。但怎麼解釋那些煤礦工人呢？你能說他們工作沒你辛苦嗎？但是為什麼你掙得比他們多那麼多？”
我那時覺得這問題真是很傻很天真。
在1999年，一個沒有任何收入的網絡公司可以在一年燒掉1億美元，其中兩百萬流向“超級碗”廣告。同名網站可能用戶體驗極差，但是公司照樣上市。投資者會競相追逐不斷上漲的股價，導致股價更加攀升，由此又會吸引來更多的投資人，助長了典型的“投機泡沫”，一旦人們意識到其實原本什麼都沒有，泡沫必然破裂。
這樣的事兒已經不再有了。倒不是因為利潤不再重要，或者投資者變得不那麼“非理性活躍”了——是因為建網站便宜了，現在一個新建網站幾乎沒有固定資金成本。不需要投資寬帶基礎設施，因為已經有了。不需要花錢去投電視廣告來爭取市場份額，因為通過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網絡（Facebook）就可以實現自然增長。“雲”服務器，就像一個虛擬公司所需要的其他服務一樣，比如信用卡處理服務、自動電話支持、批量郵件發送之類，付費就可以獲得，費用呢，和摩爾法則掛鉤。
這就意味著，現在如果想驗證一個新創立的企業是不是真的能夠成功，根本不需要付出上億美元的代價——幾十萬就夠了。這代價也就是幾臺筆記本錢，再加上初期嘗試時支付給幾個創始人的薪水。1億美元的風險資金，原先也就能啟動5-10個項目，現在可以開啟1000個小型試驗，雖然大部分會失敗，但是其中會有一個最終能帶來十個億美元。
於是瘋狂就開始上演了。
所以你就能明白為什麼我這麼滋潤了。在這淘金熱中，我就是那挖金子的鏟子。我們這些網站開發人員是每一個新啟動的項目的化學試劑。我們是必要條件，因為我們是唯一能把那些新應用設想付諸現實，開發成為可用軟件的人。事實上，我們差不多就代表了那些小公司的精髓，在硅谷，一個還沒有入賬的新公司的價值完全相當於開發人員的數量——根據經驗法則，一個人值100萬美元。
結果就是，我們這樣的人在招聘市場上是很搶手的。一個在Bloomberg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說，他們公司在紐約的季度技術人員招聘中有兩百個空缺職位招不到人。而我每週都會被獵頭詢問至少兩次，他們試圖誘惑我離開現有的工作。如果我說我正積極尋找工作，那我簡直搖身一變成為當地的名流，日程上排滿各種面見和會談，面試都反過來了——那些新公司都在極盡全力拉攏我。
似乎全球經濟這個行業的基本產業結構就是為了我的利益而量身定製的。因為開發人員是這些新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如果不說是唯一的資產的話，因而這些公司之間的競爭方式就是設法為開發人員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就在幾周以前，還有一個MTV2的攝像組來我的辦公室錄製一集叫做“不差勁的工作”的節目。現金紅利、加薪、優先認股權還有禮金，這都是常規福利。我曾經待過的一個公司有個特殊的電子郵箱，你有什麼需要就往那發郵件，然後就能免費領東西——300美元的鍵盤、900美元的椅子、有機楓糖漿等等。到現在我工作過的所有公司，還沒有哪家是不能隨時喝到啤酒的。工作時間很靈活，休息也很多。萬一搞砸了什麼東西，很快就沒啥事了。你的擔憂總能收到重視，你的頭腦總能得到褒獎。你呢，簡而言之，倍受關照。
你可以想象這對你的自尊心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它被各種獻殷勤，被稱為是“不可或缺的”，被奉承得好像是方圓百里內唯一的漂亮姑娘似的。這還是在其他人都找不著工作的時候，在對大多數人來說工作就跟搖搖晃晃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那樣，是件性命攸關的事兒——的時候。擁有這麼高的僱傭價值，感覺特敞亮，特舒服，好像不可能會犯錯似的。我還知道我無論在哪個大城市都會有立足之地，要想不把這個當回事兒簡直太難了。我想說的是，這會肯定你的價值，會鼓脹你的自信心。有時候，我會給自己講這麼個故事，當別人參加派對或者讀書放鬆的時候，我正在某個房間埋頭苦幹——我辛辛苦苦學習那些細微的技術問題，而現在我得到了回報。
當你開始相信這樣的故事的時候，那種自命不凡的虛榮心就戲劇般地培養起來了。我在現在的工作職位上會看到很多投來的簡歷，不是程序員的，我一概丟掉。這個過程我每天會重複很多次，多到我產生了一個很簡單的聯想：如果你不懂技術，你就沒有價值。
我們才是那些有魔力的人。每個程序員都知道編碼看起來帥爆了，知道當我們在屏幕上寫滿五顏六色的咒語時，所有人都會目瞪口呆。已故的荷蘭計算機科學家艾茲格·迪傑斯特拉（Edsger Dijkstra）1988年時寫道：“程序員得能夠在概念層次上進行思考，這種深度對任何頭腦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喜歡這個說法。我們喜歡設想因為我們會編程，我們對這個世界有著空前的影響力。我們決定著1500萬人在點擊一個鏈接後將會看到什麼。隨著我們控制的一個電子命令，我們的筆記本切切實實地發熱了。
沒人告訴我們這樣想是錯的。實際上，人們反而是加強了我們這樣想的衝動，他們祝賀我們走在時代的前沿。
當你想想如果沒有代碼我的前程會是怎樣的，有了代碼又是怎樣的，那結論似乎確實應該是：加入我！試試去上紐約編程學院網站（Codecademy in New York），去上“黑客學校”，發誓學好編程——就像2012年Michael Bloomberg做的那樣。
但是，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成為美國一家公司的首席技術總監的時候才21歲，那時我想到了我的爸爸，因為他曾經也是國內最年輕的企業高管之一，他28歲的時候已經是一家公司的CFO。唯一的不同是他二十多歲時效力的公司是哈迪斯（Hardee’s）——一個擁有1000多家連鎖的快餐店，而我所在的是一個新成立的網絡公司。在三年的時間裡，我們所做的一切差不多就是花掉別人35萬美元。我爸的公司是做漢堡包，我的呢，是把它們吃掉。
我有個朋友是機械工程師，他過去為通用電氣做飛機引擎，而現在他正嘗試設計一種更方便艾滋病人和癌症病人使用的藥瓶。他在一個新公司那種“孵化箱”辦公室裡工作，和十幾家網絡公司共用辦公區域。他對他們可沒什麼耐心。“我他媽的煩死他們了，”他有次告訴我，“他們說來說去就是討論個顏色。”
那些網絡“新興”公司就跟過家家似的，他們跟真正的公司相比，就好像那些可愛的小型仿真烤房和真正的廚房相比一樣。
舉個例子吧，目前已經破產的“樓友”（Doormates）是2011年由兩個哥倫比亞大學剛畢業的學生開發的新應用，主要服務是讓用戶“加入或建立同一棟樓裡的聯繫網絡，只有樓內住戶才有入網權限”。就單為這個目的，他們也一樣籌集了35萬美元。你可能會想是否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問題：“住在同一棟樓裡的陌生人真的會想要溝通嗎？如果真想的話，用一盤三明治不是更好搞定嗎？”（“樓友”的創始人已經轉向了一個叫做“最近的媽咪”（Mommy Nearest）的新項目，這是一個iPhone應用，可以指明全紐約最適合媽媽們去的場所。）
許多正在實踐中的項目其實真的不怎麼有野心。“關於廣告模式，事實是它會讓人往小裡想，往簡單裡想。”Alexis Madrigal在去年發表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篇關於創業的文章中寫道。“把四個大學生放到一間屋子裡，喂他們幾個披薩，然後等著看他們能搞出些什麼能讓他們的朋友們喜歡上的東西。耶！太棒了！但你知道嗎？他們不斷拋出來的產品看上去基本就和你找一幫差不多的年輕人去做任意一件事時會弄出來的東西一樣：便宜、有趣，從“改變世界”這個意義上來講，也就和創造一種啤酒乒乓球的新玩法差不多。
各種山寨“高朋”（Groupon）團購很流行，現在那些幫你尋找最近的酒吧和餐館的應用也是一樣。還有成堆的只有些細微差別的約會應用，比如iPhone平臺上一個叫Tinder的應用，當你看到可能匹配對象的照片時，喜歡就向右滑動，不喜歡就向左；或者“當咖啡遇到百吉餅”（Coffee Meets Bagel），每天給你找一個低風險的，可以一起喝杯咖啡的約會對象。SideTour的技術團隊是由一個曾經的同事帶領的，它可以讓你花錢買到在這城市裡的一些特別的小“經歷”，比如跟一個和尚吃飯之類。就在昨天，我的一位搞軟件開發的朋友還跟我分享了一下他最近的一個想法——設計一個能顯示離你最近ATM機的應用。而他也是最近辭職出來自己單幹了。
至少從數據上來說，有些應用可以稱為“最成功的 ”——Snapchat收入1350萬美元，Vine收入三千萬美元，Instagram收入十億美元（每出現一個這樣的成功，都會間接帶來100個山寨翻版）。而這些似乎都是能給青少年用戶提供新方法來分享照片的應用。
逛超市的時候我偶爾會想，從在荒野中覓食轉變為拿著個籃子在一間屋子裡挑選食物的這個過程中，有多少基礎設施的準備和獨具匠心的創想被投入其中。正因為有如此多的智慧和心血，才把這些東西送到我手中。這是我的生計：別人的工作確確實實養活了我。但我又用什麼回報了呢？
我們自稱是網站開發人員、軟件工程師、締造者、企業家、革新者。我們地位顯赫，我們享受著大量的財富、關注和才華。我們成為了漩渦的中心，威力不亞於華爾街對優秀大學畢業生產生的吸引力。但是我們不是在製造自動駕駛汽車，我們不是在設計更智能的藥瓶。我們大部分工作其實就是把一個盒子放到頁面上，用戶把文字和圖片放到這個盒子裡，我們把這些東西存入數據庫，然後再拿出來，放到另一個盒子裡。
一天又一天，填滿我們生活的就是對這些盒子的單調乏味的維護工作：換個顏色；加個鏈接給你編輯文字；跟蹤一下你看頁面時翻到哪裡會停；允許你用Twitter賬戶登錄；完善搜索結果；有時出故障，圖片好像永遠也上傳不完，我們就去處理一下。
大部分這樣的工作我都是用一個叫做Ruby on Rails的工具完成的。這個工具對網站開發員來說就相當於安裝廁所的機器人對管道工來說的作用一樣。（開發網站非常像通水管，儘管我們這些成天坐在兩個光滑的屏幕前面的程序員誰都不願承認。）RoR可以讓原本得花費數月的任務在幾小時內就能完成，重點是我只不過是這個東西的使用者而已。它不是我開發出來的，我就是讀了讀使用手冊罷了。實際上，我在招聘市場上如此受歡迎就是因為我讀使用手冊時特別用心，因為我對各類使用手冊都非常勤勉耐心。不過，僅此而已。
我的朋友和我，我們這些建網站的——我們就是小孩！我們就是拿著大人們給我們的工具到處做遊戲的小孩。我的成熟穩重本來已經越來越少，還有一大部分被我自己故意忽略了，現在我成天談論的就是：馮·諾依曼存儲程序計算機體系結構；晶體管；高通量纖維光纜；Unix操作系統；科幻般的雲計算平臺；web瀏覽器；iPhone；開源運動；Ruby on Rails；程序員Stack Overflow 問答網站；等等等等，一路談論到比我稍微成熟一點點的同事為我寫的代碼。
這一大串的發明是個奇蹟，雖然我非常感謝那些創造出這個奇蹟的夥計們，我還是想給他們提出個警告：當你們把軟件設計和分配變得如此簡單，簡單到我都能做的時候，你們要承擔的風險是建造了一個充滿華而不實的創業想法的可怕的巴別塔。
另一個網站泡沫是不是又開始形成了呢？也很難說它是“泡沫”吧，因為納斯達克指數還沒失控，也沒有誰將丟掉他的養老金，而人們唯一將會失去的東西實際上是時間：假裝奮力工作的時間；在無足輕重的論壇裡點“分享”和“贊”的時間；敲出平庸無聊的代碼，掙點容易錢的時間。
考慮價值問題唯一嚴格的方式是用錢來衡量，這價格通過自由交易來實現，這樣得出來的數據是令人難以辯駁的。如果一個價格“太低”或者“太高”，據說會有零風險賺錢的機會。看到這種機會時人們往往會一把抓住，那麼價格就會趨向平衡，最後達到他們本來應該的數值，達到一個市場能夠承受的水平。
我做編程賺的錢是不是太多了？我寫作拿的錢是不是太少了？沒有，在這兩種情況下，我的薪酬剛剛好是我應該得到的那個數。
就像那次吃飯時我姐問我爸的問題，那問題是有答案的——也就是我記得當晚所聽到的那個答案——我爸爸之所以比曠工賺的多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做一個500強企業的CFO所需的技能相比之下要更稀有，市場也更需要。正是稀有程度和需要程度的結合使薪酬水漲船高。
這個答案聽起來似乎既公平，又合理，似乎能夠解決那個問題。但是，我們談論的不是五花肉期貨，我們談論的是真實的人還有他們每天的生活。而我的姐姐所說的，儘管聽上去很天真，其實是有道理的。道理就是，真正天真、油滑、隨便的想法，很可能是將“價值”和市場清算的價格等同了。
文字的價格被叫成了零。我在寫的那篇雜誌文章已經耗費了一年半了，它已經佔據了我生命中的一大部分，消耗了我大量的業餘時間。我曾經為了編輯的意見，完全重新寫過——我已經做過，還會繼續去做他們要我做的任何事兒——而且這一切都完全沒有酬勞。這個壓根沒有風險資金支持，沒有人懇求我去做。在寫作圈兒裡我徹徹底底是個無名小卒，我平均三週半才能收到一封回信。也許我在一篇文章中投入我全部的精力和才華，我的一切思考和生命，這篇文章還是有可能一文不值。
所以儘管我敬慕寫作帶來的巨大挑戰，敬慕寫作生活所能觸及的廣度，寫作確實不是有誰會真正想讓我去做的事。關於這個，美國人的想法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一定要成為某種專業人才——把你的大腦塞滿這時代精神，塞滿跟技術有關的東西——我們會給你回報的。”
我沒勇氣拒絕這個。到現在我也沒能逃脫這種低級而狹隘的思想洪流，原因是我害怕。我就是個極其平庸無能的程序員，但是，無論如何，我仍然有個安穩的將來。不僅如此，我在談判桌旁還有一席之地。早上醒來的時候，我知道我能弄出點人們想要的東西。我之所以知道這個，是因為他們付給我的那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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