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月，莫理循從北京出發，一路西行。他到涼州後發現了教會辦的學校，外觀是漂亮的西式建築。
1910年1月15日，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首席記者莫理循從北京出發，火車到達河南，他就改為馬車或騎馬，一路西行，從西安到甘肅，進入新疆，走穿整個中國西部，深入中亞腹地。他除了給《泰晤士報》發回去一系列報道，沿途還拍下了上千幅照片。拉開一百年的時間距離，等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些照片時，或許我們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這些照片的無比珍貴，百年前的西部中國就這樣靜靜地橫亙在我們的眼前，星星峽、嘉峪關、哈密、伊犁……許多我們在紙上熟悉的地名，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呈現出來的一切是那麼的蒼涼、遼闊，又是那麼的堅實。
在我看來，最具有穿透力的乃是出現在他鏡頭中的西部人民飽經苦難的面容，以及他們的眼神，那些風沙雕琢的老人的臉，阿克蘇河邊新娘的光腳丫，百年後仍能給我內心帶來一次次的震撼。橫穿西北中國，不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從莫理循的鏡頭下，我看到的不只是百年前廣大的西北給男男女女們提供的生存環境，我同時看到他們生活在多樣化的信仰中，從甘肅一路西去，每個地方像樣的建築常常都是與宗教有關的，佛教的寺院，伊斯蘭教的清真寺院，頂著十字架的天主教堂，關帝廟，文昌閣、龍王廟，道士、神父、喇嘛、基督徒、回教徒，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神靈崇拜，在中國的西北部幾乎無處不在，這是世代生活在苦難中的人們不能缺少的精神生活，也許只有在這裡面，他們才有可能找到生命的寄託，找到人生的慰藉。莫理循的鏡頭安靜地記錄了這一切。
作為一個澳大利亞人，莫理循對中國懷有特殊的感情，他渴望走遍中國的每一寸土地。早在1894年他年輕時就曾獨自一人橫穿中國西南部，並寫下了一本出色的旅行記，由此而被《泰晤士報》聘為駐華記者。從1897年開始，他在中國的新聞生涯大致上經歷了維新運動以來的整個歷史過程，對於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每一進步他都深為關注，對於晚清新政、“預備立憲”等改革舉措，尤其寄予了希望。當他目睹西北邊陲要塞的防務形同虛設，漫不經心，曾大為感慨，為中國而著急。在烏魯木齊，在古城子的街頭，緊密挨在一起的商號，以及他們懸掛的廣告：蘇杭綢緞、京廣洋貨，讓我們百年後可以依稀感受到西北內陸城鎮當時的商業景象。當他把鏡頭對準這些繁榮的街市時，他的內心或許又有一種特別的欣慰。
他在萬里跋涉的路上，目光所及，不僅是那些不會說話的土地、山河、建築，也不僅是那些在艱難環境中生活著的人們，土生土長的男女老幼，或是來自西方的傳教士，或是來自北京的政治流放者。一路上他見到了許多傳教士、牧師、神父，他們的眼睛安詳而鎮定，他們興辦學校，幫助發展經濟，這些都是我們以往忽略或不重視的。在新疆，他見到了新聞同行、《京話日報》和《中華報》的創辦人彭翼仲，這位在中國報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報人，因為大膽敢言而得罪權貴，被羅織罪名，1907年流放到新疆，在一個官員家中做家庭教師。在他的鏡頭中，我們難得地看到了一代報人在流放地的生活。一位因支持義和團而被流放到那裡的王公載瀾，繼續過著奢華的生活，與當地官員往來，並酷愛照相。因戊戌變法而被流放的大臣張蔭桓就沒有這麼幸運，1900年7月，當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時，慈禧太后下令將他處死，莫理循找到了他受死的那個菜園，鏡頭中只有空空的菜地，遠處的樹木、祠堂無言地沉默著。
他自述此次西北之行的初衷，就是想察看西部的商路和大中小學校，以增進對中國的認識。一旦踏上了西行之路，他關注的就遠不只這些。他有良好的職業訓練，有開闊的視野，對中國政情有深入的瞭解，對於中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抱有善意的期待，他的觀點一度曾和他服務的《泰晤士報》主筆政者有分歧，最終他的觀點被接受。他在涼州就發現有教會辦的學校，外觀是漂亮的西式建築。一路西行，他注意到了許多新事業在悄悄成長，出現在他眼前的鐵橋、教堂、織呢廠、郵政、諮議局、軍容整齊的新軍……這一切絕不是西北大地上可有可無的點綴，而是代表著新的文明，新的開始。當他捕捉到這些新事業、新變化時，這個局外人的眼睛常常帶有一種溫情。
他是一個新聞記者，更是一個充滿歷史感的人，一個畢生關注中國的西方人，他用照相機把一百年前的西部中國保存了下來。要走進一百年前的中國，他的這些直接的鏡頭語言，或許比許多文字記錄的史料更來得可貴，也更為生動，更具有震撼力。這一年正處於清王朝崩潰的前夕，歷史的地平線下正在默默地孕育著巨大的變化，他記錄的就是鉅變前西部中國的面貌。
附莫理循所拍照片
從鐘樓上看到的涼州城景色
涼州靖邊驛（現黃羊鎮）的一位老嫗
涼州附近的墓地
涼州安定門內的雙塔
從古浪到涼州的護送差役
涼州城裡穆斯林
涼州城的主街道
選自《南方都市報》
作者簡介：傅國湧，學者，浙江杭州人。出版有《追尋失去的傳統》《1949年：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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