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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裡，永遠是黃土地的兒子
——習近平
要做行動上的巨人
“鐵鎖”是武暉的小名。
“來，小朋友，進來進來！”窯洞內，知青對著窯洞門外的武暉輕聲叫著。
武暉沒有動，衣衫破爛的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他其實也不是小朋友，只不過身材瘦小，顯得小罷了。
那年，武暉14歲，比習近平僅僅小一歲，在知青到來之前，他剛從學校回到梁家河。他是一名初中生。
武暉沒有進去，站在門口聽他們說話。他看知青，如同在看一個新世界。
那時正是寒冬臘月，天氣很冷，但知青們不會燒炕，窯洞內冷得如同冰窖，知青們就問門外的武暉會不會燒炕，武暉說：“當然會了。”在農村，哪個娃娃不會燒炕？武暉這才怯生生地走進了窯洞。
就這樣，武暉成了知青窯洞裡的常客。知青們知道了他的小名叫“鐵鎖”，他也記住了六名知青的名字。
武暉兄弟姊妹七個，家裡人口多、勞力少。當時在農村這樣的家庭是最窮困的。
武暉的小名“鐵鎖”隱藏著一個辛酸的故事。武暉曾有一個哥哥，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武暉出生後也體弱多病，父母就請算命先生為他“保鎖”，所以為他取了小名“鐵鎖”。
“保鎖”是陝北的一種習俗。小孩子出生後體弱多病，就要“保鎖”以消災避難。被“保鎖”的孩子，家境好的，通常佩戴一把銀鎖；尋常人家的，一般用12個頂針串起來當鎖。這個鎖一直要戴到12歲生日時，再舉行一個“解鎖”儀式。
“解鎖”後的武暉仍很瘦小，雖然生在農村，瘦弱的他卻很難適應農村繁重的勞動。即使鋤地這樣別人看來最輕的活兒，武暉也受不了。他經常藉口解手，跑到溝裡坐著，直到隊長叫他，才回去勞動。一開始，他跟知青一樣掙6分，後來有所提高，但從來沒有達到過10分。
武暉個子小，但人很聰明。他很樂意幫助知青與村民消除語言障礙。武暉在學校裡學過普通話，知青聽不懂延川方言就問他，於是他成了知青們的“翻譯官”。
“翻譯官”的角色讓武暉增添了不少自信。因為彼此住得不遠，武暉一有機會就來找知青。除了喜歡聽知青們聊天，更吸引他的還是那些擺在炕臺、窗臺和枕邊的書。
上學這幾年，他除了課本，幾乎沒有讀過什麼課外書，更沒見過這麼多磚頭一樣厚的書。起初，他小心地拿起一本放在炕上的書，一頁一頁翻看。知青們見他喜歡讀書，就對他說：“喜歡就拿去看。”
他借的第一本書是習近平帶來的《十萬個為什麼》。“知道了十萬個為什麼該多了不起啊！”武暉心裡甜絲絲的，走路也神氣起來了。
這本書為他打開了一個認識廣闊世界的窗口。他如飢似渴，興奮不已，再也捨不得放下。餓的時候，他啃著糠糰子，捧著書，覺得平時難以下嚥的糠糰子也好吃了許多。
看完《十萬個為什麼》，他又從習近平那裡借來了《三國演義》《母親》《靜靜的頓河》等。他跟知青們開始有了精神上的交流。
他從王燕生、雷平生身上感受到了率真和坦誠，從習近平身上感受到了低調和務實。武暉說：“我欣賞他們，他們事實上是我的人生座標。”
武暉覺得，正是讀書帶給習近平他們無限的力量。習近平說：“書裡有更廣闊的世界，有更豐富的知識，通過學習，人增長了見識，汲取了知識，就會變得更堅強、更強大。”
在習近平的影響下，武暉在知識的海洋裡遨遊，漸漸堅定了上大學的決心。
1973年，他和習近平一同報考大學。成績出來了，他被延安師範學校錄取了。
武暉上學走的時候，習近平送給他30斤糧票，又拿出一件王燕生離開梁家河時留下來的藍色毛領大衣，對他說：“你把這件大衣拿上，到了學校又能穿，又能當被子蓋。”
武暉畢業的時候，習近平已經離開了梁家河。武暉先是被分配到文安驛公社五七中學任教導主任，後調至延川縣教研室工作，其後又下基層，先後擔任城關鎮、文安驛鎮、禹居鄉的教育專幹。但無論到哪裡，他都要求自己少說多做，做行動上的巨人。
1987年，武暉調任禹居中學校長。他沒想到禹居中學跟自己想象的完全兩樣：教室的門窗破破爛爛，在風中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響，校園裡堆著垃圾，長著荒草，磚頭碎石散落一地……
武暉明白了，這是老師人心散了，信心沒了！這是家長對學校失望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武暉第一把火燒在整頓學校秩序上。他制定了嚴格的紀律，自己帶頭執行。學校門口、操場、課堂都是他的監督崗。
他站在校門口，看哪個老師遲到，哪個學生早退！
他站在操場上，看哪個班級喊聲洪亮，哪個隊列步伐整齊！
他站在教室裡，看哪個老師講課精彩，哪個學生舉手積極！
他站在全校師生大會的主席臺上，表彰先進，獎勵優秀，批評落後，懲罰違紀。
不到一個月，師生能按時出早操了，早讀有琅琅讀書聲了，課堂活躍起來了，自習安靜下來了，學生放學有隊形了，教師上課有精神了……禹居中學終於有了學校的樣子。
武暉清楚，衡量一個學校好壞的關鍵在於教學質量。他樹榜樣、立標杆，組織教學觀摩，獎勤罰懶，老師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禹居中學的教學工作迅速步人正軌。
第二年，武暉帶著一名老師到延安市教育局申請到一個教學樓建設項目，並很快實施。不久，一座嶄新的教學樓矗立在禹居中學的校園裡。他又跑到鄉上、縣上爭取支持，配齊了教學設備，師生們歡天喜地搬進了新教學樓。
禹居中學變了，裡裡外外都變了。人們說：“禹居中學能走在全縣鄉鎮中學前列，武暉不容易。”
不容易的事還有很多。1993年，武暉調任永坪鎮教委主任，正遇上全縣狠抓“普六”，要求鄉鎮農村學校“班班都要有教室，人人都有課桌凳”，入學率必須達到99%。
武暉對永坪村支部書記、村主任說：“可以吸引社會力量加入，改善學校的辦學條件。”
村支部書記、村主任一聽，武暉說得對，就與延長石油公司結成共建單位，很快建起一座五層教學樓，永坪村一步邁過了“普六”關。
按照同樣的思路，永坪鎮多方籌資，所有學校都實現了“普六”達標。
2000年，武暉調到永坪中學任總務主任。四年裡，他與校領導一起，搞規劃、跑項目、找資金，又當協調，又當監工，人不歇腳，腳不停步。一座公寓樓、一座教學樓、一座餐飲樓相繼拔地而起……終於讓永坪中學徹底變了模樣。
2014年，武暉退休了。臨走之前，他獨自來到校園裡，東走走，西望望，捨不得離去。
“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武暉想，他沒有辜負生命的意義！
能人：要想辦法巧幹，避免苦幹
在周圍人的眼裡，劉永耀是個“能人”，心靈手巧，他自已也很享受這個稱號。劉永耀說，他年輕的時候，讓他佩服的人很少。但是，習近平看得遠、想得深、辦法多，讓他徹底服了。
1974年農曆正月，劉永耀接到文安驛公社教委的通知，他被調任梁家河小學校長。那時，習近平是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因工作關係，一來二往，兩人就熟了。
劉永耀記得，當時梁家河小學一共四名教師，包括他這個校長。剛開學的時候，習近平來學校召集他們四人開會，簡短的講話表達了三層意思：一是梁家河要改變面貌，必須要有一批有文化有知識的人才；二是培養梁家河人才的任務就靠老師們了；三是老師們有什麼問題，他可以幫助協調解決。
會上，袁樹成老師說：“我們是從外村來的，吃菜有困難，可不可以給我們劃一塊地，我們自己種菜？”第二天，習近平就在學校外面的一個平灘裡給他們劃分了一塊地。這塊地離河很近，澆水很方便。
老師們被感動了，他們沒想到這個20歲出頭的娃娃書記辦事這麼幹脆利落！當時，習近平正準備在村上辦沼氣，對於這樣一個新鮮事物，許多社員根本不敢想，當然就很難接受。
有一天，習近平和劉永耀談起辦沼氣的事情，說他就是想通過大辦沼氣解決社員的燒柴問題，再用沼液提高土壤的肥力，進而提高糧食產量。習近平給劉永耀講了在四川學習時看到的一個沼氣肥實驗：在同一塊田地裡，取出同樣的土用尿素水、河水、沼氣肥水分別和成三個泥團，在同樣的條件下，讓這三個泥團乾透。這時，用尿素水和成的泥團要用力砸才能碎開，用河水和成的泥團則稍一用力就能碎開，而用沼氣肥水和成的泥團，只要用手指輕輕一壓便碎開了。
習近平說：“我們如果長期使用化肥，就會造成土壤的板結。咱陝北土地瘠薄，若能使用沼氣肥，就能改良土壤，提高產量。推而廣之，如果全世界都能使用沼氣肥的話，既清潔環保，又改良了土壤，這是多麼好的一件事！習近平還說了一句讓劉永耀震撼的話：“人來到世上，就是要為人類辦好事。”
劉永耀說：“社員不理解辦沼氣，你給他們講道理，就像剛才給我講的那樣，他們肯定能理解。我已經被你說服了。”
習近平說：“我已經想好了，先建一個沼氣池，讓社員看到實際效益，再說服就容易了。”
梁家河第一口沼氣池順利產氣，成功點火。社員信服了，更多的沼氣池建了起來。
全省沼氣利用推廣現場會確定在梁家河召開後，劉永耀毛遂自薦：“近平，我在延安參加過美術學習班，有一點兒美術基礎，畫個宣傳畫之類的事能做到。你要是需要幫忙，儘管言傳。”
習近平聽了很高興，指著第一口沼氣池旁的一面窯牆說：“我先叫人將這面牆粉刷一下，你準備在這上面給咱畫個宣傳畫。”
過了幾天，習近平把劉永耀叫到粉刷好的窯牆前，說：“劉老師，就在這上面畫。”
劉永耀很吃驚：“我還以為是牆上的一小塊兒，整個一面牆這麼大的畫，我從來沒畫過。”
“宣傳畫嘛，就是要大。”習近平笑著說。
“那該畫什麼內容？”
“就畫全國人民大辦沼氣。”
“全國人民那麼多，怎麼畫得出來？”劉永耀一時沒了主意。
就畫工農兵學商五個人物，代表全國人民嘛！”習近平脫口而出，顯然經過深思熟慮。
劉永耀便構思了一張草圖讓習近平看。
習近平看了後問：“怎麼是兩個農民？”
“梁家河沒商人，就畫了兩個農民。”
習近平又問：“那學生怎麼扛個鐵鍁？”
”學生正在上山下鄉嘛！”
習近平收起了笑容，說：“學生就是學生，不能畫成農民。再說了，這幅畫上的人物，代表的是全國人民，不只是梁家河人。”
劉永耀這時才明白，自己的眼界窄了，只想到梁家河，而習近平想到的卻是全中國。
草圖修改好之後，劉永耀開始往牆上畫。第一天，劉永耀用兩根椽子綁了一個腳手架站在上面，還沒動筆就摔了下來。
習近平從山裡勞動回來後問他：“今天怎麼沒畫?”
劉永耀說：“差點兒把我摔壞，哪還顧得上畫?”
習近平一看搭起的架子，說：“這不行。要畫好畫，心要靜，手腳要穩。人站在椽子上搖來晃去，怎麼能畫好?”
他回頭對民兵連長石治山說：“你這幾天不要上山了，專門為劉老師服務。”
石治山弄來一塊長條木板，用繩子一綁，人站上去穩穩當當，這樣，畫起來好多了。
幾天後，一幅色彩鮮亮的宣傳畫展現在人們眼前。
習近平看了又看，滿意地說：“不錯，畫得不錯。”
劉永耀說：“畫是畫成了，可是兩邊空白太多，是剷掉還是寫上兩句宣傳語?”
習近平說：“就寫上‘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吧。”
劉永耀一聽，馬上在畫的兩邊寫下了這八個大字。
1993年，習近平回到梁家河，村上的人打電話告訴了劉永耀。劉永耀連忙從縣城趕到梁家河，正好在辦沼氣宣傳畫旁邊與習近平相遇了。習近平指著牆上的畫，笑著對劉永耀說：“你看，當年畫的辦沼氣宣傳畫都快成壁畫了。”大家哈哈大笑。隨後，他倆就在這幅具有特別意義的宣傳畫前合影留念。
畫完這幅畫不久，劉永耀被調回公社五七中學任教。來梁家河之前，他曾在那裡教書。
有一天，劉永耀正在上課，梁家河大隊民兵連長石治山騎著自行車急匆匆來到學校接他，說是村裡正在打壩，柴油機壞了，請他去修理。劉永耀坐在自行車後座上納悶：打壩怎麼還用柴油機？
到了梁家河一看，習近平和社員們正坐在工地上等著。劉永耀趕忙修好柴油機。
劉永耀驚奇地看到，柴油機帶動水泵開始抽水，水從山坡高處把土衝成泥漿，泥漿流到人工築起的兩道土梁中間的凹槽裡，沉澱後形成了壩梁，既省工省力，又結實牢靠。
劉永耀感嘆道：“你咋想到這個辦法？我從來沒見過這樣打壩。”
習近平笑著說：“這叫水墜壩，不是我想出來的，是從報紙上看到的。”
劉永耀讚歎道：“好辦法！好辦法！”
習近平說：“我們不管做什麼事，都面臨巧幹和苦幹的選擇，我們要想辦法巧幹，避免苦幹。”
習近平接著說：“像你這樣的人太少了，要不是我認識你，把你請來，今天就巧幹不成，只能苦幹了。你能不能培養一批修理柴油機的人才，為全公社、全縣解決修理柴油機的問題，讓大家都學會巧幹，減少苦幹？”
當時國家號召學生學工、學農，劉永耀回到學校，徵得校長同意，在五七中學辦起了柴油機學習班。
辦學習班期間，劉永耀遇到了許多疑難問題，於是他便利用暑假帶領幾名學生走訪各個大隊的柴油機管理人員，竟然發現了不少“絕招”。他集思廣益，總結出43條柴油機故障解決辦法，油印成冊，發到全縣各個大隊。
這本小冊子深受大家的歡迎。柴油機管理員說，有了這個小冊子，一般問題都能解決，再也不用把柴油機抬到縣城去修了。
年終，在縣上召開的科技表彰大會上，劉永耀獲得了200元的獎勵。
1978年，全縣中學教師轉正考試，劉永耀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用，並被分配到延川中學任教。當時他負責電教工作，主要任務是搞幻燈片教學。他製作的幻燈片課件，曾在延安地區評比中獲得第一名。後來，他製作的“波的衍射”幻燈片課件，在陝西省評比中獲得一等獎。
20世紀90年代，劉永耀的妻子在延川縣南關小學教數學，有一次回家後氣得不吃飯。
劉水耀問：“咋了，把你氣成這樣？”
妻子說：“給學生講小數點移位知識，怎麼講學生都聽不懂，我不會教了。”
劉永耀說：“我給你想個辦法，肯定能讓學生聽懂。”
晚上，劉永耀找來硬紙片，製作了一個教具，只要把教具上的“小數點”向前、向後移動，數值立馬變小、變大，一目瞭然。
第二天，妻子帶著他製作的教具去上課，效果出奇地好。
“全國有多少小學教師需要這個教具啊。”劉永耀對教具進行重新設計，精細加工，做出一個新的樣品，起名“小數點移位演示器”，沒想到一級一級送上去後，竟獲得了國家專利，受到教育部的獎勵，並在陝西省舉辦的第三屆科技交易洽談會上獲得銀獎。
退休後，劉永耀又開始琢磨起節油器。他想設計一個裝置達到節約用油的目的。他的節油器經過多次試驗，節能效果非常顯著，如今正在申報國家專利。
劉永耀的老家依洛河有幾百畝鹽鹼壩地，一直空閒著。2016年，他從南方引進優良荷花品種栽植到這些壩地裡。他說，如果荷花能夠在依洛河適應，他就擴大種植，然後交給村民，讓他們摘蓮蓬、採蓮藕，發家致富。他做不到為全人類辦好事，但是給家鄉辦點好事還是能做到的。劉永耀說：“一句話，那就是人來到這世上，就要辦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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