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的夢想：啥時候可以去禹縣呀！‖老家許昌
文‖王德才
上世紀70年代，對生活在農村的我來說，進城，那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我的家鄉在禹州城北10多公里遠的一個村子裡。在童年的記憶裡，除了去姥孃家、姑奶家走親戚，我哪裡也沒去過，哪怕是我心目中離得最近的城市——禹縣。
那時候，生產隊經常在晚上開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養牛的飼養室裡。隊長領著讀報紙，我們小夥伴就躺在裡屋喂牛的麥秸堆上聽大人們說“瞎話兒”，什麼鬼故事、長工智鬥地主啦等等，很多。不過，讓我記憶最深的還是進城的故事。有個我叫醜爺的飼養員講，那城裡可大了。
“有多大？比咱公社還大？”有個小夥伴不服氣地插嘴道。
“恁小孩家懂個啥？緊走慢走，一天出不了漢口，你說大不大？”醜爺提高了嗓門，那神情就像是對牛彈琴一樣。
我仰起腦袋費勁想，離俺村12裡的姑奶家算是我去過的最遠地方了，父親用架子車拉著我去走親戚，上午去，下午半晌就到家了，這一天都走不出的漢口究竟有多大？我實在想不出來。
我有個小夥伴，姑姑是鄭州的。那時候，每年夏天收完麥子生產隊交公糧，都有鄭州的大卡車直接開到我們的打麥場上裝糧食。他家人給人家司機說說好話，他就能坐上汽車去鄭州姑姑家玩一個假期。
回來後，他經常被我們一群小夥伴圍著講鄭州的高樓大廈、大馬路、二七紀念塔、動物園等，讓我們感到既新鮮又好奇，全然不顧他那洋洋得意的神情，心裡直羨慕人家咋就有個城裡的好親戚呢？
城市，好像是那麼的神秘那麼的遙遠，我幼小的心裡對進城有了一種莫名的期盼。
然而，第一次進城帶給我的卻不是快樂。
小時候，我腿上長了個毒瘡，在大隊衛生室治不好，父親就用架子車拉著我到禹縣醫院去看。
進了城，我只記得在馬路西邊有個院子，臨街有個不大的木門。進到屋裡見了個女醫生，父親剛把我放到地上，我拔腿就往外跑，因為我知道在這裡不是吃藥就是打針，不是苦就是疼。可畢竟太小，剛跑出大門不遠，就被父親追了回去。現在回想，那地方應該是現在老公療醫院的地方，那時候好像叫一門診。
第二次進城留給我的記憶是貧窮。
那時候，生產隊糧食產量低，分到家的不夠吃。那是一個冬天，父親和鄰居木哥一人拉著一輛架子車，進城去糴紅薯乾兒，我也坐著車子去了，讓我去的任務好像就是看車。半夜出發，走到城裡天還不亮。只記得走的是北關的漫水橋，到了一個後來才知道叫廣場的地方，人們點起幾堆火圍著取暖，別的就不記得了。
1983年，我到禹縣一高上學，這才真正算是進了城，有機會仔細看看縣城的模樣了。
那時的禹縣城，基本都在護城河以內，就連一高西邊、北關製藥廠對面、現在迎賓路一帶，都是大片的莊稼地。
幾條街既不直，也沒硬化，一到雨天泥濘不堪。街道兩邊都是高低不齊的老瓦房，那黑皴皴的瓦壟上長出的一簇簇瓦松，似乎在訴說著歲月的滄桑。只有兩、三層高的紅石樓、百貨大樓和國營旅社算是最高的樓房了。
後來，我參加了工作，有了更多的機會進城。在城裡，我第一次住市委招待所，第一次喝鮮啤酒，第一次吃羊肉燴麵，而南大街新建的四層高的南大旅館成了縣城最高的大樓。
再後來，我也去過許昌、鄭州，覺得城市確實比農村好。但我只是一個匆匆過客，內心裡從沒有哪怕一絲一毫到城裡生活的奢望。
1999年，看到身邊許多人都到城裡買房，妻子就同我商量：“要不咱也在縣城裡買個房子？”
“咱家在農村，工作單位離家兩公里，到城裡買房子，捨近求遠跑城裡住，圖個啥？”我覺得這純粹是瞎想。
可拗不過妻子，我只好東借西湊，買了一套二手房，沒想到很快就用上了。一年後，妻子工作調整，來到了離禹州城很近的一個單位上班。過了兩年，我也調到別的地方工作，回老家反倒沒有回城方便了。於是，我們便正式把家搬到了縣城。沒想到原來覺得離我很遠的城市，竟真地成了我的家，感覺變得真快。
前幾年，兒子大學研究生畢業，留在了南方大城市工作。妻子有點後悔地說：“咱是不是讓兒子到外省上大學選擇錯了？這一出去就跑野了，不回來了，咋辦？”
“男孩子嘛，跑遠就跑遠點吧！有人不是說，咱這一輩兒是從農村打拼到了城市，就不興他們這一輩兒從小城市打拼到大城市？”我勸妻子說。
是啊，當年，我那遙不可及的進城夢想，隨著我在城市安家而塵埃落定。現在，看看禹州這座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再看看全國城市翻天覆地地巨大發展，還有什麼夢想是實現不了的呢？
（文圖無關。文中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攝影者或原製作者所有，在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作者簡介】王德才，男，1965年生，大專畢業，現在禹州市潁川街道辦事處工作。業餘從事過新聞報道，文字散見於《故事會》、《故事家》等報刊。過知天命，常憶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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