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們更加需要傾聽思想的聲音。浙江大學頭條號特別開闢【啟真新論】板塊，收錄浙江大學各領域專家學者獨家觀點。本期，我們推出的是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張彥《警惕扶貧攻堅戰中的不良情緒》一文。觀點的碰撞，智慧的交鋒，我們也期待聽到您的聲音！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核心提示：扶貧與脫貧互為對象性的價值結構間看似存在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歷時性分水嶺，實則是共時性的、相互支撐的有機價值整體。破解扶貧開發工作中出現的急躁和厭戰情緒，應正確認識到當前扶貧形勢的嚴峻性和複雜性，加快完善扶貧攻堅的制度機制和組織保障，加強對扶貧工作的評估和監督，還要以“精準扶貧”要求提高扶貧主體素質、營造扶貧文化，有效約束個體的不良行為與思想傾向。
扶貧工作不僅是推進協調發展與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更關係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時代目標的最終實現。黨的十八大以來，扶貧事業轉軌進入快車道，貧困發生率銳減。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提出：“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獲得感。”無論是歷時性比較，還是共時條件下的地緣比較，黨和政府都可以自信地向廣大人民群眾交出這份漂亮的答卷。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扶貧要“切實防止形式主義，不能搞花拳繡腿，不能搞繁文縟節，不能做表面文章”。扶貧攻堅是充分調配各級地方和各部門要素資源的聯合作戰，決勝小康在即，地方和各級機關部門都立下軍令狀，志在一鼓作氣、最後攻關。在這種壓力下，一些扶貧幹部為了追求政績不惜採取“數字脫貧”等投機方式，這一方面是因為急功近利情緒，另一方面也因為“數字脫貧”背後消極懶政的厭戰情緒。扶貧事業關鍵在人，主觀上能動作用的鈍化，勢必影響決勝小康的大局。因此，必須克服不良情緒，穩紮穩打推進扶貧事業不斷取得新勝利。
扶貧中的急躁情緒
由於上級部門的政治壓力和其他平行地區的壓力，一些地區扶貧的急躁浮誇之風初露端倪。不同於以往爭搶“貧困”帽子的現象，現在個別地方在脫貧速度上下功夫、動腦子。
扶貧中的急躁情緒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為了確保責任落實到位以追求政績，將自上而下的責任分級細化傳導演變成為扶貧進度自上而下依次加碼，脫貧期限自上而下層層縮減。中央的扶貧規劃是至2020年，按照既有標準，在農村貧困地區實現全面摘帽。但落實到地方，比如中央要求五年完成的任務，省級要求四年，再落實到縣鄉一級單位，或許就縮短為二到三年。按照如此“運動式”扶貧的行政邏輯來落實中央交代的工作，扶貧質量可想而知。二是為了完成任務，一些地區的扶貧幹部缺乏長遠眼光，急功近利於時間短、見效快的“短平快”項目，而忽視地區長久發展的需要。比如一些地方幹部試圖一蹴而就，簡單粗暴地在貧困地區捐款捐物，以為暫時改善了這些地區當下的生活境況就能萬事大吉。這種急躁冒進的行政邏輯所派生出的厭戰情緒和懶政怠政，反而導致了扶貧對象“等、靠、要”的思維。三是欺上瞞下，主要就是“數字扶貧”。一些地方無大局意識，在脫貧數據上做虛假文章，貧困戶便輕而易舉地“被脫貧”。四是一些地方扶貧幹部陷入了官僚主義的泥淖，略過人民群眾的實際意願和現實訴求，越俎代庖，盲目追求脫貧速度，不考慮後果就“拍腦袋決策”，硬性推廣應用“新技術”和“新品種”，扶貧的真正效果令人懷疑。
扶貧中的厭戰情緒
與急躁冒進情緒相對應的是部分黨員幹部在扶貧開發工作中顯露出來的倦怠厭戰情緒。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一是因持續時間較長的扶貧駐村工作滋生出消極厭戰情緒。扶貧開發、脫貧攻堅的工作不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游擊戰，而是一場勢在必得的持久戰，是包含時間投入、精力消耗、經驗累積和智慧挖掘等在內的價值系統形成與日臻完善的過程。扶貧攻堅戰對作戰人員的生理和心理素質都提出了較高要求，而扶貧效果不同於其他工作在剛展開之時有高回報率的工作成效，隨著扶貧週期的拉長，扶貧工作日益進入瓶頸期，厭戰情緒隨之出現，這考驗著扶貧工作者的耐力與毅力。
二是隨著扶貧工作的推進與深入，扶貧工作進入到“深水區與攻堅區”，難啃的“硬骨頭”不可避免地呈現出來，扶貧工作的強度和難度均正向攀升，這時容易滋生厭戰畏難的情緒。
三是扶貧難度和強度的疊加攀升也會弱化扶貧工作者的信心，削減其積極性 ，這時會滋生厭戰懈怠的情緒，甚至引發適得其反、違背黨性的行政行為，在這種情緒影響下會出現“消極腐敗”等不良作風。去年被通報的江西信豐事件便是如此，扶貧幹部自認為工作辛苦、扶貧勞苦功高，便對扶貧資金動了念頭，經有關部門調查，最終因吃拿卡要、雁過拔毛、搶佔掠奪等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被依法查處。
化解不良情緒對開展扶貧工作的干擾需多措並舉
充分認識和研判扶貧形勢的嚴峻性和複雜性。我國的扶貧成效有目共睹，但必須清醒地看到，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的脫貧攻堅形勢依然不容樂觀。目前我國的貧困人口規模仍很大。貧困人口分佈的不均衡性，突出表現在我國不同區域間的人均財政收入和財富佔有量等重要指標的明顯分化，這些差異在短時間內還難以根除。應當引起注意的是，我國的貧困標準不同於且高於世界銀行公佈的貧困標準，且2020年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不意味著貧困現象完全消失，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將依然是我國長期存在的基本國情。
加快完善扶貧攻堅的制度機制和組織保障。要克服扶貧工作中的急躁和厭戰情緒，扭轉由此而來的扶貧成效低下的情況，提振扶貧幹部工作積極性與政策執行力，勢必要基於新情況構建和完善扶貧攻堅制度機制。扶貧開發，要牢固樹立從實踐源頭防貧治貧的認知和覺悟，攻關“造血式”扶貧開發路徑，因地制宜地給老鄉提供致富真經、培養老鄉致富能力，而非授人以魚式的一次性扶貧。扶貧工作要堅持靈活性與原則性相統一，整合規範施策方式與程序，強化綜合施策，落實動態科學化管理。要做好摘帽後的持續性追蹤考評工作，一旦發現有返貧情況，應即刻重新納入扶貧對象。黨員幹部特別是扶貧主要責任人要發揮先鋒模範的帶頭作用，切實發揚忠誠可靠、實事求是、以上率下的優良作風，不懈怠、不冒進，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紮實推進扶貧工作。
加強對扶貧工作的評估和監督。扶貧工作成效的驗收與評估過程，同時也是對扶貧幹部工作態度和能力的驗收與評估。有必要引入中立性質的第三方評估系統，確保扶貧工程項目實現高規格與高效益。具有中立屬性的第三方評估系統的設置與引入可以直接由政府相關機構出面，按照市場化競爭機制，擇優委託利益相對獨立的、專門從事工程驗收與評估的科研機構和社會組織，採取多樣化的考評方式，對考核指標實施客觀嚴格的核驗，以便把好扶貧工作的最後一關，優化增強社會和市場在扶貧工作中的作用，強化社會監督，使建成和在建的扶貧項目效益更可靠。此外，扶貧工作的評估與監督指標還應當引入一些更加靈活且全面的考核指標，比如，可以將群眾對扶貧成果的表態和意見等“軟指標”納入到扶貧成效的考核系統中來。
以“精準扶貧”要求提高扶貧主體素質，營造扶貧文化。扶貧幹部身上出現的急躁冒進和消極厭戰的情緒，其實也是扶貧幹部對於“精準扶貧”認識不夠到位、業務能力不足、業務水平低下的體現。一方面，克服急躁厭戰的情緒，需要發揮制度的約束力，以提高行政主體的業務能力、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另一方面，營造踏實、嚴謹、務實的執行文化，培育一支奉行嚴實作風的務實、勤政、廉潔的工作隊伍，加強扶貧責任主體與扶貧對象之間的聯繫，優化工作方式。領導幹部發揮帶頭作用，營造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平心靜氣地做實、摳細各項扶貧工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扶貧幹部要真正沉下去，撲下身子到村裡幹，同群眾一起幹，不能蜻蜓點水，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不能神龍見首不見尾”。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7年8月31日。
本文作者：張彥，系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貴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趙馨姝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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