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王朝中期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对英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对未来极其重要。但在当时，由于世袭权利和习俗的力量压倒一切，很难估量这些变革对政治结构的直接影响。表面上，世纪中叶前后政治的性质几乎没有变化。
英国，现代一角
诺思（任期：1770—1782）和小皮特(任期：1783—1801）在执政手法和政策方面可与沃波尔和佩勒姆相比。事实上宪制方面几乎没有很大变化。19世纪威胁“旧制度”的那股躁动不安和改革的洪流，在事后看来似乎来得过激了。然而，这方面的表面现象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意识到怀特霍尔和威斯敏斯特之外有广大的政治民众，所以政治语言、目标甚至手段都受此影响。不说别的，光是18世纪50和60年代报纸、印刷品和政治小册子中所展现出的唇枪舌战的范围广度和激烈程度就足以证明公开辩论的活力和政客们急于参政的心情。在这群政客中，有一位似乎占有特殊位置。
沃波尔
老皮特的名声是如此褒贬不一，以致两个世纪后仍难以给予他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所应得的评价。1754年以前，皮特的事业还远未获得成功。他出身于一个惯于挥霍且有些怪癖的家庭，是家中的幼子，加入了辉格党并最终通过婚姻进入了一个大辉格党家族，即斯托的坦普尔家族。年轻时，他作为一名爱国演讲者，以令人生畏的雄辩和张扬奔放的激情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声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期间，他言辞激烈地反对汉诺威王朝，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而且让他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这些却使他在国王面前成了几乎永远不受欢迎的人。当1746年佩勒姆起用他时，那个官职也只是有利可图而没有前途。身为财政部主计长，皮特被排除在了高级决策之外，而且在议会辩论中他的言论被有效地钳制。这似乎是又一个爱国者谋求发展时为了晋升而放弃原则的例证。
佩勒姆
但是，18世纪50年代的事件使皮特时来运转。1754年佩勒姆突然去世，这即使在当时也似乎是个转折点，国王本人对此事的言谈起码可以说明其重要性，他说：“现在我将不再有安宁的日子。”佩勒姆的继承者是其兄弟纽卡斯尔，一个精明且经验丰富的大臣，绝不是传说中描绘的平庸可笑之才。但是在上议院里他发现很难再施加其兄弟或沃波尔的那种控制性影响。皮特在下议院的主要对手亨利·福克斯则缺乏政治勇气，也没有足够的分量，无法替代佩勒姆。辉格党的“老骨干人员”，即自汉诺威即位后议会中的支配力量，这时几乎群龙无首。他们的对手托利党由于持续遭排斥此时也越来越难驾驭，而且不再认真考虑迎候一位来自海峡对岸的国王之事，他们也在寻求出路。皮特不正是能使两者的需求都得到满足的人选吗？
奥地利，现代一角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多亏当时的环境，尤其是国际形势。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明确了将来的主要冲突领域，但并没有着手开始解决。海外的主要着眼点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的命运，而是英法这两个重商主义时代最成功的商业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世界范围的冲突。在北美洲，法国试图建立一条从魁北克贯穿到路易斯安那的领地链带，切断英国的殖民地。
在西印度群岛，他们不断为有争议的产糖岛屿发生争吵，正如在西非他们经常为奴隶和橡胶贸易发生争执一样。在印度，本土的王公们热衷于派系斗争且虚弱无力，法国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则强取豪夺，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搅得那里局势十分不稳定。这一切都预示着将为帝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殊死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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