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許 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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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的溝通中有很多至關重要卻被容易忽視的成分，母女間的交流便是一個例子。母親們看似平常的言語也許會對女兒造成很深的影響，甚至形成關鍵性的挫折事件。有時會在不經意間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代際傳遞了對於身體的消極認知和恥感。
在《和陌生人說話》的網絡節目中，整容停不下來的“網紅”Abby 與“劍橋才女”王諾諾的對話引起眾多輿論討論。期間，王表現出了對於自己的性別身份和身體意象的衝突感——既希望自己是好看的，又害怕別人的誇讚；既會去參加選美，也會因為希望別人關注自己的內涵而在年會前故意不洗頭。在對話不斷深入中，她回憶起幼年在媽媽、老師打擊之下，對於外表的欣賞和滿意程度由幼兒園時的峰值跌入小學、中學時的低谷的黯淡經歷，以致數年不穿裙子，對於女性身份和外貌都處於一種混沌的認知狀態中。總體來看，與其說她是網友所評論的“驕傲”，不如說是一個在母女溝通中沒有得到積極的身體意象教育和指引的迷茫的小孩。
►來源：《和陌生人說話》特別節目《不可說》第一期：顏值
身體意象 (body image) 指的是人對自己身體的欣賞程度和滿意程度。研究顯示，低的身體意象與飲食失調、抑鬱等負面的健康狀態相關，年輕、女性群體更容易遭受低身體意象的負面影響。本專題聚焦在母親在親密溝通中提升女兒身體意象的可行性策略，旨在為母親們培養女兒對於其性別和身體的積極認知提供一些實際又簡單的建議。
1 身體意象研究概述
簡而言之，積極的身體意象是對身體的欣賞、愛和尊重的廣泛的概念；消極的身體意象則相反。積極的身體意象包括：對於美麗的寬泛而立體的概念，內在的積極、成熟的媒體素養和功能性的身體觀點。當前的豐富研究顯示：“瘦理想”的媒體呈現 (thin-ideal media exposure) 與較高水平的身體不滿、較強的瘦理想內化、更頻繁的暴食和厭食症的態度和行為有關。身體意象問題也增加了發展低自尊、抑鬱症狀和肥胖的風險 (Grabe et al. 2008)。在人口統計方面，年輕（19歲以下）(Groesz et al. 2002; Lopez-Guimera et al. 2010) 女性 (Egbert and Belcher 2012) 被測者，最容易受到負面身體意象的困擾。有研究顯示，英國少女的自尊心在青春期中期大幅下降，是因為雜誌模特理想型降低了對真實身體的滿意度。英國專家十幾年前就已經呼籲早期的教育干預，幫助女孩兒們解構廣告和媒體形象 (Clay, D et al. 2005) 。
大眾媒體時代已有女性身體意向 (body image) 的研究：女性看到廣告牌、雜誌上的“瘦理想”媒介意象帶來的對自身身材的不滿意和不欣賞 (Tiggemann, M 2003) 。而在社交媒體時代，在社會比較的理論視角下，帶來了更頻繁的線上線下攀比（不僅和模特明星，更是與周圍朋友對比）。眾多研究顯示：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頻率與身體意象成反比。尤其年輕女性在各種媒介中呈現的美、“瘦”的媒介理想型之下，無形中有了巨大的壓力和對於自身困境的錯誤歸因，使她們對於自己身體的欣賞和滿意變得更加困難。
好消息是女性所處的社會環境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父母和同伴緩和了媒體對身體不滿的影響，在對抗“瘦理想”或飲食行為紊亂中起重要作用；他們的支持可以防止媒體的負面影響 (Lopez-Guimera et al. 2010) 。但同樣，親密關係中的人際傳播對於媒介“瘦理想”的內化作用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同伴和父母重視媒介中的“瘦理想型”時，媒介暴露產生的負面影響亦會強化。研究表明，母親可以通過一系列的溝通策略來培養女兒積極的身體意象：包括討論分析主流身體理念和信息，創造安全型的關係，打破兩代人之間關於身體意象的沉默(Maor & Cwikel, 2016; McBride et al., 2017) 。
2 提升女兒身體意象的母女溝通tips
母女溝通對於建立一個更積極的身體意象非常重要，尤其將三種常用的身體形象預防方法應用於母女之間的交流時。Analisa Arroy從女孩們對體重適應行為、社會能力和女權主義意識形態的自我報告中發現，母親塑造“健康體重”的行為（社會認知方法）、緊密聯繫的母女情感關係（非特定的脆弱 - 壓力者模型）、母女進行提升意識的討論（女權主義－賦權－關係模型）都與被測者積極的身體意象有顯著的聯繫。
儘管社會認知方法似乎是三者裡面解釋能力最強的，但其實每一種都能在一定限度上解釋女兒的身體意象。
母親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提升女兒的身體意象 (McVey, Tweed, & Blackmore, 2007) 。
1. “少說，多做”
社會認知方法的研究結果證實了Neumark- Sztainer (2005) 關於教導父母如何幫助孩子應對飲食和鍛鍊壓力的研究。她鼓勵父母“少評論，多做事”。她建議父母樹立健康行為榜樣，提供一個健康選擇的環境，關注行為和健康而不是體重，並提供一個支持性的家庭環境。為了形成更健康的行為習慣，少談論身體是恰當的：因為任何形式的關於女性身體的評論（無論是口頭的還是非語言的，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客體化了身體；並且與理想的美麗標準（內在美與外在美兼修）相比，增加了體重和外貌的重要性。因此，母親們對這些話題謹慎用詞是有益的 (Maor & Cwikel, 2016) 。相反，因為觀察是一種強大的學習方法，女兒會模仿母親的適應性行為（如積極看待自己的身體、關注健康飲食、參與愉快的體育活動），這些都可以促進女兒的積極身體意象。
2. 親密的母女關係有助於積極的身體意象
其次，與其他兩種方法相比，非特異性脆弱 - 壓力模型解釋得最少，間接影響最弱。這可能與模型的性質有關：雖然親密的母女關係、社會競爭力給女性提供了處理社會規範、人際關係的能力，但它們或許不是處理體重相關問題的工具，也不是反抗更廣泛、系統的性別歧視壓迫（例如，媒體，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的有力武器。
然而，非特異性的脆弱 - 壓力模型確實顯著解釋了女兒身體意象的差異，進一步支持了人際關係、社交技能和溝通能力以及心理健康的交織本質 (Segrin, 2001) 。這也就是說，當女兒在班級裡或者社會上受到關於身體形態的取笑、譏諷而產生負面情緒時，母親應該成為她們最堅實的後盾，提供情感支持。並且在進一步的交流中，彌合感情上的傷口、為其樹立關注真正健康而非只看重外在體型的理念。
3. 母女的意識提升探討幫助對抗自我物化
女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對女性的身體形象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允許女性質疑與外表相關的傳統女性角色，並使她們認識到，體重/外表的理想導致了對女性的壓迫和客觀化，因此應該加以抵制 (Murnen & Smolak, 2009; Piran, 2017) 。
雖然女權主義學者研究了母親是如何為孩子提供豐富的資源的，也強調把兒童作為有權利的、真實的個人撫養的重要性 (e.g., Bae & Ivashkevich, 2012) 。母親如何通過有效溝通，使女兒更有掌控身體的權利感，這方面還有待研究。
母親們通過與女兒們討論她們是如何通過媒體、既定的性別角色以及女性身體的物化而受到性別歧視文化的規訓的。這種提高意識的討論是母親們幫助女兒塑造身體意象的一種方式，因為這種討論會影響女兒的能動意識 。如果母親採用提高意識的討論方式，那麼女兒可能會發現，如果她們敢於分享受壓迫／性別歧視的經歷，她們的經歷將會受到重視，她們是具有自主性的個人，而不是物體。因此，女兒們可能會發展出挑戰社會陳規的勇氣，分享遭遇與身體相關的性別歧視的獨特經驗，並堅持用自己的聲音來抵制客觀化——這可以幫助她們產生一種必要的和積極的身體知覺。
參考文獻：
Analisa Arroyo, Belinda A. Stillion Southard, Heather Cohen, and Sarah Caban. (2018). Mater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hat Promote Body Image in Daughte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uly 13, 2018.
Petya Eckler PhD, Yusuf Kalyango Jr. PhD&Ellen Paasch, MPH. (2016):Facebook use and negative body image among U.S. college women, Women&Health, March 2016.
Greer, K. B., Campione-Barr, N., & Lindell, A. K. (2015). Body talk: Siblings’ us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body self-disclosure and associations with sibl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body-esteem.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4, 1567-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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