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领导干部对待亲戚的态度和做法，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家事，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气，关系到党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国总理周恩来与所有普通人一样，都有着浓厚的家庭和亲属之情。但是，他的这份人之常情往往又表现得比较“不近人情”，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把无限的关怀和浓浓的爱意融入对家属亲戚的严格要求之中。为了从严要求家属，周恩来亲自制定了10条家规：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二、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五、不准请客送礼；六、不准动用公家汽车；七、生活要艰苦朴素；八、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予陈绣云开除，给予劳动改造
陈绣云是周恩来十四姨娘的女儿，比周恩来小十多岁，是周恩来嫡亲姨表妹。1908年，周恩来生母、嗣母相继去世，而周恩来又要离家读书，两个弟弟无人照管，只好将6岁的小弟弟周恩寿送去十四姨娘家，请十四姨娘代为抚养了两年。因此，十四姨娘对于周恩来来说，远胜于一般的亲戚关系。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时，陈绣云就主动与表哥周恩来联系。周恩来因为工作忙，无暇回信，邓颖超便按周恩来的意思给陈绣云写了一封回信。陈绣云拿着邓颖超的信找到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民主妇女联合会，请求安排工作。妇联便把她介绍到松江县人民政府。松江县人民政府经过核实其身份，加之新政府也确实需要用人，就把她安排在县文教科做扫盲等“社教”工作。
当时，扫除文盲工作面广、工作量大，要经常下农村，可陈绣云不肯下乡。当地领导就把她调到松江县印刷厂做统计工作，而她业务不熟，又不愿好好干。
1951年8月，邓颖超到上海治病。陈绣云获悉后，就去邓颖超的住地看望并向邓颖超“诉苦”，提出要去北京找周恩来给她安排一份好的工作。邓颖超婉转而又明确地拒绝说：“你表哥非常忙，平常我要见他都很困难，你就不要去了。”病稍好之后，邓颖超给陈绣云写去一封信，信中说：
绣云表妹：
来沪以后，因病不能同你详谈，曾托胡耐秋同志告诉你一些独立奋斗的意见，希望你采纳。解放了，我们不仅是在政治上从旧的统治下翻了身，我们还需要从思想里用自己的努力掏出那些旧社会带给我们的渣滓，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变成新社会的主人。从你的来信和言谈中我们感觉到你缺乏一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自信心，仍然存在有依赖的思想。这必须认识（到这）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坏东西，必须要勇于抛弃它，你才能获得在新社会里开辟你自己前途的力量与勇气！
上海正在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封锁实行精简、节约、疏散……等六大任务，这个方针你一定会在报上看到，因此，找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况且人民政府的用人，主要依靠他自己的工作表现，只要他的工作努力，吃苦耐劳，工作效率高，群众关系好，则不管他是谁，将得到人民政府的器重；相反，则不管谁的“情面”去“提携”也是没有用的。这种作风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我和你表哥现在的工作岗位，更不能因亲故而违反原则。特告你。
对于你的工作意见，我意以去苏北生产或从事义务工作为宜，现人民政府正有组织地在进行，望你注意读报，直接前去接洽。
此复并问近好！
邓颖超8月17日
陈绣云收到邓颖超的信后，并未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松江县印刷厂的领导又调她到食堂搞伙食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比原来工作辛苦，而且厂大人多，众口难调，群众意见纷纷。陈绣云不堪忍受群众的指责，主动提出离职。
松江县人民政府为慎重起见，就把有关陈绣云的材料全部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接报后，大为震怒，明确指示：一、予陈绣云开除；二、给予劳动改造；三、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
陈绣云这才真正认识到，想利用亲情关系攀表哥周恩来这棵大树是完全“攀”错了，便找到华东局妇联，一再检讨错误，请求重新给予工作，结果未能如愿。后来，她报名支边，得到批准后去了大西北的甘肃，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退休返回上海，后于80年代中期去世。
这里要说明的是，周恩来的三点指示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提出的。如“开除”一说，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刚刚建立，希望各方面人士参加工作，谁如果自己提出不干革命工作，那就意味着是对新建立的人民政权的一种抵触或对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改造”一说，并非是现在司法意义上的“改造”，而是要陈绣云在艰苦的劳动中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至于周恩来“拟登报声明与她脱离亲戚关系”，则是周恩来明确向陈绣云和他的所有亲属们宣布：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周恩来的亲戚不能以我的名义去向人民讨价还价。
“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周恩来的大弟弟周恩溥去世后，他的妻子王兰芳拉扯着独子周荣庆艰难生活。
1957年，国家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周恩来鼓励刚从部队转业的周荣庆到基层学习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并送他一句话作为勉励：“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于是，王兰芳随儿子周荣庆来到了河南焦作。从此，他们扎根焦作，一直到病逝。
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开始后，来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周荣庆也投身其中。期间，他和“三八”炼钢炉组里踏实肯干、长相俊俏的晋菊清建立了恋爱关系。1959年1月的一天，“三八”炉的几位姑娘神秘地对晋菊清说：“你知道周荣庆是什么身份吗？”晋菊清不在乎地说：“他不就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工人嘛！”而几位姑娘的话却让晋菊清大吃一惊：周荣庆是周总理的亲侄子！在吃惊之余，晋菊清又感到生气，她找到周荣庆质问：“你是周总理的侄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见瞒不住了，周荣庆说：“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晋菊清认为自己父母是农民，高攀不上周荣庆，心里打起了退堂鼓。王兰芳知道后，对晋菊清说：“我们是总理的亲属不假，但我们也是普通人，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王兰芳的一席话，消除了晋菊清的疑虑。两家把大喜的日子定在1959年5月10日。
“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
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过好亲属关，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吩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这个准则代代相传下去。
1964年，周恩来的侄媳蔡淑清随爱人周保常从广州调到湖南沅江工作。这年9月，他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在谈话中，邓颖超问到他们调到湖南以后，领导上知不知道他们与总理的关系。蔡淑清回答：“有人知道，但多数不知道。”邓颖超于是说：“不要讲出去，特别要教育小孩子也不要讲出去。讲出去，人家就会照顾你们，那样不好！”
当晚辈们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夫妇时，都想跟两位老人家照一张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很理解晚辈们的这种心情，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愿望。但照片印出来后，周恩来却只给他们一张，并叮嘱道：“给多了，你们就会拿去送人，就会无形中炫耀自己。只能给一张。”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说：“伯父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才能够正常地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这样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就是一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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