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的一生:风干了眼泪,晒成坚强

一双大脚走四方。总结娘娘68载坎坷人生,可用10个字概括:风干了眼泪,晾晒成坚强。

—— 谨以此文纪念娘娘诞辰110周年

娘的一生:风干了眼泪,晒成坚强

先解释一下,"娘娘"这个称呼,是我家乡方言:娘娘即奶奶,公公即爷爷。

在我老家湘西一带,有句较文雅的骂人话:"你娘娘的脚!"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我小时候不太懂,现在也没完全弄明白。

或许,在老一辈人观念里,女人脚大脚小,是判断其美丑的重要标志。被人骂"你娘娘的脚",大概就是丑的意思。

我的娘娘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农历十月廿九日,姓邹名水玉,娘家在干溪坑,婆家在桥头水,两家相距不远,解放初期属同一个村。

那个年代的女人,以缠足为美,娘娘本该有一双三寸金莲的。但从我记事起,娘娘就长了一双大脚,前尖后粗,略有些畸型,可能是先缠后放的缘故。

后来知道,娘娘原先确实是缠过足的。

早年间,娘娘的父亲,也就是我太姥爷,喜欢抽大烟,不但把家抽败了,把身体也抽垮了。

娘娘10岁那年,随着太姥爷的去世,家败了。后来,日子实在熬不下去,娘娘便放了足,来到伍家当童养媳,16岁与我公公圆房,26岁生下我父亲,30岁生下我叔叔。

1939年,我公公被国民党抓壮丁,客死衡阳,年仅32岁的娘娘守了寡。

那时,父亲6岁,叔叔才2岁。而太爷爷也是个鸦片鬼,什么都指望不上。娘娘只好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用柔弱的肩膀,支撑起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1953年,刚满20岁的父亲参加工作。1958年,父母结婚。时隔一年,已有身孕的母亲,随父亲同时调入一家新建的工厂,不久后生下了我姐姐。

不幸的是,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和疾病很快将姐姐扼杀在襁褓中。

1962年,在姐姐夭折一年之后,我带着父母新的希望,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界。

也就在那一年,娘娘从老家桥头水来到父母所在工厂,与我们共同生活,这一住就是13年,直到她老人家去世。可以说,我们兄弟四个,都是在娘娘背上长大的。

娘的一生:风干了眼泪,晒成坚强

第一次知道娘娘的大脚与众不同,还是在我的孩提时代,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记忆。

这家厂子建在一个叫椒板溪的地方,规模不大,只有二三百人。创业之初,基本没什么生活设施,除了修建的几栋平房,供已婚的双职工居住,其他大多杂居在村子里。

我家分到的那间平房,大约8平方米左右,家里除摆了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口立柜,一口箱子,还摆了一溜坛坛罐罐。用娘娘的话说,房子窄得打个屁都拐不了弯。

随着我的出生和娘娘的到来,住房矛盾更加突出了。好在厂里给每户建了一个小阁楼,原是准备用于放杂物的,父亲把它收拾干净,一捆稻草,一条褥子,一床棉被,就成了我和娘娘共同的窝。

说是小阁楼,其实更像今天的内阳台,建在顶棚跟窗户之间,一米来宽,两米来长,除边沿钉了一块木板,再无其他安全措施,爬上爬下全靠一把摇摇晃晃的木梯。

小时候,我特别缺乏安全感,喜欢用衣服蒙着头睡觉,还老爱尿床,被叔叔戏称为"尿班长",可能就跟这段经历有关。

我本身有点恐高,跟娘娘睡在阁楼上,每次一转身,楼板便吱吱作响,像要塌下来似的 ,别说下楼解手,就连眼睛都不敢睁。

到了晚上,我经常做梦,梦见自己从悬崖上掉下去……

见我老这么尿床,也不是办法,后来娘娘就定时叫我起夜,毎晚两次。父母白天上班太累,晚上睡得较死,娘娘不忍心惊醒他们,就自己一手扶梯,一手抱着我上下楼。

奇怪的是,每当娘娘抱着我,虽然双脚离地,我却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反而觉得特别踏实,特别安全。那种感觉,有点像我们今天乘坐高档电梯,不知不觉就到顶了。

一次,趁娘娘上阁楼取东西,我站在一旁偷偷观察,终于发现了秘密。原来,娘娘爬梯子是不穿袜子的,光着两片大脚丫子。

娘娘的脚掌并不好看,瘦骨嶙峋,骨关节突出,但很有力量。每上一级梯子,她就把五个脚趾头使劲蜷起来,像钩子一样钩在梯子上。娘娘告诉我,这样爬梯子最稳当。

我时常在想,假如娘娘不是长年劳作练出了一副好身板;假如娘娘双脚是一对三寸金莲,每天这样爬上爬下,简直无法想象。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的人生之路从这架木梯开始起步,是娘娘的一双大脚帮我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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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桥头水,离厂子有十来里地。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跟娘娘回桥头水。娘娘经常逗我:"桥头水簸箕大的天,有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在家屙尿和泥巴呢!"

记得有一次,叔叔来接娘娘回桥头水,我感冒了,有点发烧,娘娘不想让我去。

晚上,娘娘和叔叔在屋里说话,我躺在被窝里,假装说梦话:"我要回桥头水!我要回桥头水!"叔叔一听,心软了,就跟娘娘商量:"焕儿连做梦都想回桥头水,小孩子不会说谎话的,明天就让他跟着去吧。"

这一招果然灵,娘娘终于答应了。

那时,我才三四岁大,走不了山路,每次回桥头水,都是叔叔用箩筐把我挑回去。

等我大了些,能走山路了,就牵着娘娘的手,磕磕绊绊地跟着娘娘一起走。

本来,从椒板溪到桥头水,沿山脚下的一条小河走距离最近,也比较安全。后来,因为下游大溪口修水坝,水位上升淹没了道路,我们只能从半山腰上的荆棘丛中走。

那条所谓的"路",其实就是山羊踩出来的脚窝窝,连羊肠小道都算不上。人走在上边,眼前峰峦叠嶂,耳畔山风呼啸,脚下百丈深渊,让人毛骨悚然。

有一回,走到一个急拐弯处,因为路窄石头多,娘娘脚上的布鞋打滑,摔了个大屁墩。要不是娘娘手疾眼快,抓住了路边一把茅草,我们全滚到悬崖下的深潭里去了。

若干年后,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脑海里便会浮现出一段歌词:"嫂子,借你一对大脚,踩一溜山道,再把我们送好!"

只不过,靠一对大脚踩出一溜山道的不是嫂子,而是我的娘娘!

桥头水是个自然村,以伍姓为主,村里人大多是宗亲。每天见面,邻里之间不是互称大伯、三叔、四姑,就是叫二哥、六姐、九妹,显得特别亲切,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家老宅处于村中心位置,是湘西传统的木楼,始建于上世纪初,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老得东倒西歪,摇摇欲坠。

全家人生活起居,主要在一楼,除了中堂、灶屋、牛栏、猪圈、厕所,只有两间卧室。好在那时父亲在外工作,娘娘跟我们一起住,老宅里只剩叔叔一家,还能住得下。

湘西木楼的"楼",跟今天的楼房不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它是房子的"顶棚",空间非常狭窄,人爬上去得躬着腰,一不留神头就会碰到房梁,或顶到瓦片,很容易受伤。

楼上一般放农具、杂物,很少住人。后来,随着堂弟、堂妹的出生,居住有些拥挤了,叔叔便在楼上安了个床铺,用做客房。

每次回桥头水,我最喜欢睡楼上。特别是秋雨绵绵的季节,雨滴打在瓦片上那种美妙的声音,是我童年时代最好的催眠曲。

离老宅不远处,是伍家祠堂。那时农村穷,没钱盖学校,村小学就安在祠堂里。躺在楼上,听朗朗读书声从祠堂里飘岀来,那感觉真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在老宅外围,有一圈土墙,由于年久日长,风剥雨蚀,墙上布满了网状的蜂窝。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蜜蜂从蜂窝里飞进飞出,老宅四周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转眼间,5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老宅几经翻修重建,已不见踪影,如今,经勤劳能干的堂弟之手,变成了时尚的小洋楼。

但沧桑的记忆还在,它就像我生命中的老屋,装满了回忆,也装满了心酸。

有时候,我想去触碰,却不敢伸手,怕这一触碰,就会有满满的忧伤落地;有时候,我想去翻看,却不忍回眸,怕这一回眸,就会引落"泪飞顿作倾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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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对桥头水的迷恋,不仅仅因为它是我生命的根,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跟着娘娘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喜欢桥头水的夏天。

一口老井,一个鱼塘,一湾荷池,一片芋田,这些,构成了老宅门前的田园风光。

老井在村子主路旁,离老宅十余步远。井是湘西传统的吊井,约七八米深,呈圆柱状。井口较细,仅能通过一只水桶;井身较粗,每年清淤时,能同时容下三四条汉子。

井底水面如镜。天气晴朗时,透过井口往下看,只见里面波光粼粼,一张熟悉的脸扭曲着,在水面怪异地晃动。

小孩子虽然好奇,一般情况下,却不敢单独去井边"照镜子"。听大人们说,井里有水鬼,会把"照镜子"的人拉到井里淹死。

这种吊井,与北方水井不一样,打水不是靠绳索,而是用竹竿,是个技术活。

在桥头水老家,我跟傻宝哥关系最好。

傻宝哥曾教过我打水的方法:先将水桶套在竹竿一头,缓缓放入井中,等感觉触到水面时,再轻轻提一下,然后突然发力,将竹竿使劲往下戳。借助惯性,水桶旋转180度,桶口朝下,扎入水中。等水桶灌满水,再用竹竿将水提上来,打水过程就算完成了。

可惜,我打水的成功率并不高。

傻宝哥是我堂伯家的儿子,大我七八岁左右。其实傻宝哥并不傻,就是有些憨。记得小时常去邻村看电影,每次都是傻宝哥背着我。那时放电影一般都是"转片",就是同一部片子,这个地方放完了,再赶到下一个地方去。我和傻宝哥跟着放映队跑,看了这场奔下场,每次都把傻宝哥累得大汗淋漓。

这两年回老家,偶尔也能见到傻宝哥,才六十多岁的他,面黄肌瘦,发稀须枯,身体已完全垮了。据说他全身都是病,但到底有哪些病,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令人心酸。

那时的农村,个人不能搞副业,只能养猪养鸡养鸭。猪和鸡是留到过年杀的,所以每次回桥头水,叔母就杀鸭子给我们吃。

从吊井往东走五十来步,是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我经常跟娘娘去溪边清洗鸭子。这时,一群小鱼儿就会围过来,在我脚边钻来钻去,争抢鸭肚子里的内脏或杂物,偶尔也会在我脚面"吻"一口,弄得我全身痒痒的。

小溪下游不远处,是座古老的碾房。碾房连着一条人工开凿的水渠。在渠水的冲击下,那笨重的碾子咯吱咯吱转个不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仿佛转进了岁月深处……

记得有一次,我想吃"麦叶汤"(类似北方的汤煮面片),叔母知道后,从米缸里盛出两升小麦,让我跟着娘娘去碾房换面粉。

一路上,我就像匹撒欢的小野马,手舞足蹈,蹦蹦跳跳,这儿闻闻,那儿看看。

没想到,快走到碾房时,我一不留神,右脚踩空,半个身子滑进了水渠里。好在娘娘离我不远,听见我的叫声,三步并作两步跑,一把抓住我的小手,将我拉了上来。

好悬啊!当时如果娘娘不在身边,我掉进水渠里,即便没被淹死,也会被渠水冲进碾房底下,被连接石碾的齿轮绞成肉泥!

可以说,当年,娘娘正是仗着自己的那双大脚,救了孙儿的一条小命……

在我家乡,一般把荷塘叫作藕田,即种荷不为观赏,而为产藕。每年冬至前后,家乡大小集市上,随处可见挑藕叫卖的乡民。湘西人喜欢莲藕,因为它既可作菜,也能当水果吃,咬下去清香脆甜,令人满口生津。

前面说了,我家老宅旁边,曾有一片荷塘。与莲藕比起来,我倒更喜欢它宽大的荷叶。小孩子捉迷藏、打水仗,或可用它掩护藏身,或可用它抵挡水枪;烈日炎炎或天降大雨,折一片顶在头上,就是现成的绿伞。

特别是玩到嗓子冒烟的时候,从吊井里提上一桶井水,将荷叶稍窝一下,轻轻伸入桶内。清澈的井水滑入荷叶中央,马上荡漾成一团晶莹剔透的珍珠。再将这团"珍珠"送入嘴中,那感觉真叫神清气爽、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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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喜欢桥头水的夏夜。

上世纪六十年代,湘西农村多数没有通电,一到晚上黑漆漆的,照明主要靠点煤油灯。这使得在厂里用惯了电灯的娘娘,一回到桥头水就抱怨:"点的么个洋火子鬼火!"

为了节省灯油,农村人睡得早,一般晚上八九点钟,稍微洗洗就上床了。

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天晚上,娘娘突发急病,父亲一边请厂医过来救治,一边叫上在厂里做临时工的表舅,让他带着我连夜去桥头水,叫叔叔马上赶到厂里来。

跌跌撞撞走到桥头水,已是半夜时分,此时大地沉睡,万籁俱寂,漆黑一片。我凭着记忆摸到老宅门前,轻轻推了推,发现大门没插门拴,便推开一条缝,闪了进去。

因为怕吵醒叔叔一家,我没有叫喊,而是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绕过火塘,穿过堂屋,进了厢房,轻车熟路来到叔叔床前,撩开蚊帐,伸手摸了进去,不由心里一惊!原来,我摸到了一个滑溜溜、赤条条的身体。

"哪个?!"叔叔条件反射地弹身坐了起来,大喊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

听我说明了来意,叔叔顾不上刚才的尴尬,三下两下穿好衣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手电,跟着我们就上路了。我们三人一路急行二十里,终于在黎明前赶到了椒板溪。

好在有惊无险,娘娘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因为当晚生红薯吃多了,消化不良,胀得肚子疼。服了几片酵酶,感觉好了许多。

时隔近半个世纪,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一个六七岁大的孩子,连夜"急行军"四十多里地,并不觉得有多累,反而为自己能得父亲的信任,能给父母分忧而感到欣喜。

的确,生活的涩果,一旦你有勇气把它嚼碎吞下去,往往能酿出一味纯净的甜……

这次充当"信使"的经历,让我对乡村的黑夜,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但同时,乡村的夜晚,也让我领略了自然、质朴、纯粹的大美。

那时候,农村没有污染,空气质量极好,感觉天跟地离得很近。即便是晚上,天空因为月照和星光,也是蓝色的底衬,可见云动月移。"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小时儿歌里的这句歌词,便是那个童话般世界的真实写照。

记忆中,每到夏季夜晚,叔叔就会扛张竹床出来,放在老宅门前井台上,供娘娘和我歇凉。娘娘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我讲古(讲故事)。竹床下面放着个小陶罐,里面燃着橘子皮或艾草,用于驱赶蚊虫。而萤火虫对陶罐里的气味,好像并不在意,它们打着小灯笼四处乱飞,晃得我眼睛直冒金星。

乡村之夜不算安静,却又极其安静。每当娘娘累了,摇蒲扇的手慢慢垂下去,很快便会响起轻柔的鼾声……这时,四周的犬吠声、蛙鸣声、孩子梦呓声由远及近,飘过来又荡过去。躺在竹床上侧耳倾听,甚至还能听到蚯蚓松土的声音,稻谷抽穗的声音,以及莲藕拱泥拔节的声音。这些声音混合在一起,幻化成一部美妙的《乡村小夜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人生活的唯一依靠就是挣工分。你一年能分到多少口粮,年底有多少分红,与你的工分直接挂钩。所以,评工分就成了农村人的一件大事。

所谓评工分,就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全体社员坐在一起,互相评议,根据年龄大小、男女性别、身体强弱的不同,最后评定每个人的工分值。

一般情况下,成年男人是全劳力,定10分,妇女定6至8分,半大孩子算半劳力,定5分。但也有例外,有的妇女身强力壮,上工舍得下力气,工分会定得和男人一般高。

那时叔叔是生产队长,他家就成了队里法定的"会议室"。评工分这天,叔叔会早早的在老宅门前摆几张条凳,挂上一盏汽灯,把平时了无生气的老宅,照得亮堂堂的。

天刚一麻眼,全队男女老少陆陆续续地来了,或蹲或坐。男人们一边抽着呛人的旱烟,一边大声地争论着。女人们则一边低头纳鞋,一边扯着耳朵仔细地听,偶尔也会插上几句话。只有孩子们全然不顾这些,像一群撒欢的小野狗,打打闹闹,蹿来蹿去。

每当这时,娘娘会默默地坐在一旁,绕有兴致地听着看着。我有些讨厌这种嘈杂声,轻轻依偎在娘娘怀里,听着娘娘的心跳,听着远处的狗叫……慢慢的,眼皮会随着娘娘手中蒲扇的摇晃,变得沉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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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记得,娘娘摇蒲扇,一般都用左手,因为娘娘右手食指有些残疾,第一关节肿大,无法伸展,呈阿拉伯数字"7"字形。

开始我以为是天生的,后来才知道,那是生活留给娘娘的印记。

1939年,自公公客死异乡后,32岁的娘娘开始守寡,无依无靠,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找到离家十多里地一个叫大潭的村子,靠给大户人家浆洗衣裳、纳鞋补祙度日,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那时大户人家人丁兴旺,多是四世同堂,全家几十口人,每天换下来的衣裳,堆成小山,全靠娘娘去洗。因为一年四季都用凉水洗衣浆衫,娘娘双手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又无钱医治,后来右手食指渐渐变形,再也伸不直了。

娘娘的手很巧,针线活做得很好。我从10岁开始,才穿上那种塑料软底松紧鞋(家乡俗称"懒人鞋")。在此之前,我们兄弟四个穿的布鞋,都是娘娘一针一线纳出来的。

因为食指残疾,娘娘做针线活时,只能把顶针套在中指上。这根残指,见证了娘娘一生的坎坷与艰辛!

娘娘去大潭讨生活的时候,父亲6岁,叔叔2岁,兄弟俩靠太太(太奶奶)照看。逢年过节,东家给娘娘一点鱼、肉之类的荤菜,她从来都舍不得吃,而是用荷叶仔细包好,揣在怀里。待收工后,娘娘要摸黑走十多里山路,将荤菜送回家,亲眼看着两个孩子一口一口吃完,再连夜赶回去。

那时的湘西山区,处处草深林密,时常有豹子野猪出没,娘娘一个单薄柔弱的年轻女子,独自来回走二十多里山路,难道就不怕吗?记得有次我曾问到这个问题。娘娘沉默半响,喃喃地说:"是怕……不过一想到你爹爹你叔叔能呷到鱼和肉,又不怕了!"

看,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有时,艰辛能把柔弱的脊梁压弯,恐惧能让胆怯的女人颤抖。然而,再多的艰辛,再大的恐惧,最终也阻挡不了伟大的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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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刚到厂里那几年,日子过得平静而悠闲,天天洗衣做饭,伺候儿孙,享受着天伦之乐。

那时生活虽然清若,但其乐融融。每天的晚餐,是我们全家人最惬意的时光,娘娘在门口摆上一个小桌,再炒上两碗自己种的辣椒、豆角,一家人你推我让,好不温馨。

大概到了1968年前后,随着"文革"越闹越凶,这种平静终于被打破了。身为厂工会主席兼厂办中学校长的父亲,作为"当权派"被批斗,厄运从此降临。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天吃晚饭时,我们全家刚端上饭碗,还没来得及扒一口饭,造反派就带着粽绳来了,二话不说,把父亲五花大绑,戴上纸糊的高帽,推出去游街。

见此阵势,母亲只知道一个劲的抹眼泪,我则被吓得躲进公共厕所里去了。

相反,娘娘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却相当镇定。她既不哭也不闹,只是默默地跟在游行队伍后面,父亲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等游行结束了,她再把精疲力竭、伤痕累累的父亲搀回来,和母亲一起,帮着清洗父亲身上的伤口。

在父亲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娘娘虽然心在流血,却从未见她掉过一滴泪。

女本柔弱,为母则强。此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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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既性格坚强,又生性善良。

有一年,厂里一位工友的姐姐因生活所迫,带着一双儿女在厂子附近要饭。这位工友是个"半边户",妻子在农村老家,自己同另一位工友合住一间单身职工宿舍,自然不便让姐姐一家住进来。

那时,我们已搬了家,有了两间房子。娘娘知道这位工友的难处后,就说:"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让你姐姐跟我这老婆婆挤挤吧。"说完,自己把房子收拾干净,让母亲把他姐姐一家接过来。因这位工友姓李,娘娘让我称他姐姐为李姨娘。

李姨娘每天早出晚归,将讨来的红薯、苞谷、糍粑等食物,堆放在走廊外另搭的灶屋旁边。娘娘怕被人偷了,或被老鼠啃了,每天将这些东西搬到屋里来,好生看管。一年多时间,从未丢过一粒米、一颗苞米。

听母亲说,李姨娘活了八十多岁,前些年才过世。生前,老人曾带着一个孙子到我们家来过。说起娘娘,李姨娘老泪纵横。

娘娘一辈子就出过一趟远门。

1971年,湘黔铁路通车了,厂里组织职工去韶山参观。父亲自费买了车票,让娘娘和同在厂里带孙女的李娘娘一道跟着去玩。

几天后,娘娘回来了,一脸的兴奋。问她看到了什么,她一个劲儿地说:"毛主席老屋的风水好呢,屋场前面也有块藕田。"

大家忍不住笑了,知道她所说的藕田,是毛主席故居前的那片荷塘。估计她参观的时候,联想到了桥头水老宅边上的藕田。

那一次,娘娘和李娘娘站在毛主席故居前,照了一张火柴盒大小的合影。照片底部留白处,题有"韶山留念"几个字。

那也是娘娘一生中唯一的照片。

从韶山回来不久,娘娘身体每况愈下。大约是1973年8月间,娘娘得了风湿性心脏病,这种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水肿,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只能靠吃药排尿消肿。每天早上起来,娘娘的双腿肿得如水桶一般粗。吃过药后,到了傍晚,腿又瘦得跟麻秆似的。

祸不单行。一天晚上,娘娘去厕所时,不慎摔倒了,造成右大腿骨折,被连夜送到县人民医院。医生说,娘娘有风湿性心脏病,手术风险太大,只能上夹板保守治疗。

从那以后,娘娘的双脚就再未碰过地面,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年多。

我是娘娘的长孙,当时11岁了,算得上半大的男子汉。把娘娘背进背出,帮娘娘端屎倒尿,这些活儿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记得第一次背娘娘去屋外竹床上纳凉,娘娘趴在我背上,高兴地一个劲的夸我:"我焕儿长大了,能背得动娘娘了!"

但我毕竟还是个孩子,不太懂事,玩性又重,时常跟几个弟弟打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娘娘没病的时候,我们还有几分惧怕,不敢胡来。如今见娘娘动不了了,我们兄弟几个便放肆起来,你说你的,我打我的,任娘娘喊破嗓子,我们全装作听不见。

终于有一天,性格温和的娘娘开始骂人了,而且骂的是家乡最恶毒的话:"焕伢,你个屙痢疾死的,莫要和弟弟打架啰!"

我一下被震住了!从那颤抖的声音中,我听出了娘娘的无奈、痛苦和悲凉……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骂声何尝不是饱含了深沉的爱!

娘的一生:风干了眼泪,晒成坚强

1975年9月,我去县城一中读初中。因家离学校有三十多里地,只能在校寄宿。

清楚地记得,那是开学后第四天,我正在教室上课,突然,父亲的好朋友段叔叔来了。他站在教室门口,跟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朝我看了看,说:"伍旭东同学,你家里有事,可以先放学了。"

段叔叔是父亲单位车队的司机,当时开了一辆南京牌嘎斯车。坐进驾驶室,段叔叔才告诉我,娘娘……走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但却悲从心来,泪水夺眶而出。

赶回家已是傍晚时分,家里一大堆人正在忙乎着。这些人大多是父亲的同事朋友。

父亲呆呆地站在娘娘棺木一旁,双眼布了血丝,母亲则坐在地上哀嚎着。

见到我,父亲递给我一条黑纱,声音嘶哑地说:"先带上这个,去看看娘娘。"

那时候,办丧事披麻戴孝是"四旧",早就被破了。父亲作为"吃公家饭"的,又是单位领导,自然要带头破"四旧"立"四新"。所以,娘娘去世后,父亲就让全家改戴黑纱。

我努力地把身体靠近棺木,将头伸进去,没有一丝害怕。娘娘跟平常一样,头上缠着黑色纱巾,身穿黑色寿衣,神态安详。只是脸上瘦得变了形,都快认不出来了。

突然,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去摸摸娘娘那双脚。手伸到半空,又缩了回来。

罢了,我不得不相信,躺在棺木里的娘娘,永远地走了,今后再也不能背着焕儿爬楼梯了,再也不能牵着焕儿的小手回桥头水了,甚至再也不能骂焕儿一声了……

想到这里,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

时间是一条长河,生命是一场轮渡。我知道,娘娘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以双脚当桨,以生命作舟,顺着这条宽广壮丽的河流,时而浪花飞溅、时而波澜不惊地前行了68载。如今,娘娘已抵达了冥河,到了永生之地,那些比她先到的亲人们,正在这里等着她,将同她一起,开始一场新的轮渡。

其实,我不该悲伤的。对娘娘来说,这次远行,何尝不是她和亲人永恒的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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