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永远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我只去过那儿一次，比罗大佑从台湾出走香港、赢回创作空间晚了二十年。
在我所有的旅行记忆里，香港是独特的。从来没有哪个城市，在去之前我就已经熟悉了它的历史表情和人文场景。从《狮子山下》到《铁塔凌云》，听过那么多经典的歌曲，我只想亲眼确认香港究竟是个孩子，还是个成人。这里有树一样的高楼，也有楼距间隙中的真实生活。
这里安置了无数的商业中心、茶餐厅，和将近七百多万的人口。一个能生产出如此海量的影视剧、流行音乐、武侠小说和光鲜明星，并且能影响整整两代人的华人城市，或许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只有老上海而已。
殖民地的前世和五十年不变的今生，构成了香港在大时代中的独特呼吸。黄霑用时间界限划定香港流行音乐的两个时代：一个是从1974年到1983年的“我系我”时代，一个是从1984年到1997年的“滔滔两岸潮”时代。
两个时代的交叉口，基本上是港乐和港剧进入内地最活跃的时期。香港，活生生地站在乍现曙光的内地面前，像一个生机勃勃的孩子，咬着口香糖，微笑着，光芒万丈。
“我系我”时代的香港是个孩子，改革开放后的内地也是个孩子。两个孩子的交往，像是一个带着另一个见世面。从电影《生死搏斗》里的摩天大楼和男主角的喇叭裤，从电视剧《霍元甲》的武侠风到谭咏麟的引进版磁带《爱在深秋》，香港文化给内地观众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次自觉的文化洗脑。两个孩子带着各自的理想主义，在合适的关口相互交汇，掀起浪奔浪流。
彼时的香港，流水线女工和写字楼白领共同组成了这座城市的新面孔，磁带里的谭咏麟正在取代黑胶中的许冠杰，张国荣唱着《人生的鼓手》，陈百强的音乐像是加入了新口感的传统凉茶，而梅艳芳，还站在“百变女王”的前夜。
等到达明一派唱出《迷惘夜车》，太极乐队写下《留住我吧》，夏韶声有了《说不出的未来》，《狮子山下》渐凋零，香港音乐的黄金时代也逐渐逝去。彼时的内地，我们有了崔健，他喊出的《一无所有》，成为一代人的心声。再后来，走进“四大天王”时期的香港，已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商人，顾嘉辉、黄霑成为过往，旧式的江湖气度在全球化浪潮面前，坚韧地恪守着最后的挽歌。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流行音乐启蒙是依靠打口带和走私带，我们恰巧成为这个唯一。不得不说，香港流行音乐在我们的成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些熟悉的旋律，见证了青春期里的悲喜交加；那些熟悉的歌词，倒映着成长中的时时刻刻。
——节选自《光辉岁月，不说再见：香港音乐时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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