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大師精神 做理性文明人 推社會進步
（虹野整理）
葉企孫先生是著名物理學家和教育家，中國現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理學院的創建者，2018年7月16日是葉企孫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日。葉先生於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培養出了眾多科學家，國家表彰的23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中有近半數曾是葉先生的門生，可謂“大師的大師”，為中國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
值葉企孫先生誕辰120週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東南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建德市葉氏古文化研究會聯合組辦了“葉企孫與一流大學建設學術會議暨葉企孫先生誕辰120週年紀念會”，於7月15日在北京大學中關新園召開，會議主題是傳承大師精神，建設一流大學，理性文明做人，建設文明社會。當日有葉企孫的學生北京大學張之翔教授，北京大學鍾文定教授以及夫人廖翠媚，北京大學戴道生教授及夫人方瑞宜女士（二位同是葉企孫先生的學生），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清華大學原黨委副書記胡顯章，中國科學技術館原館長王渝生，葉企孫的學生中科院物理研究所韓寶善研究員及夫人鄭德娟女士，葉企孫先生的學生高級工程師李炎午及夫人劉哲瑄女士，東南大學副校長周佑勇，中國科學史學會理事長孫小淳，清華大學物理系副書記薛平、葉企孫的學生北大教授鍾文定、葉企孫的學生北大教授戴道生等來自全國各地對葉企孫敬仰的專家學者及葉氏宗親代表共180餘人參加了紀念會。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朱煦、東南大學檔案館館長錢傑生、北外書店付帥、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委會副理事長鹿永建分別主持會議。
大會開始之際，葉企孫先生的學生、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專為會議發來賀辭：“我的老師葉企孫先生曾經把清華大學辦成全國一流，鼓勵今天想辦一流大學的人向他學習！”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長儲朝暉在致辭中談了舉辦葉企孫紀念會的動機，認為應該把葉企孫現實這樣做人、為師的精神告訴給下一代，讓這種精神不能在我們這一代斷掉。紀念葉企孫先生完全出於對歷史責任的承擔，也是促進中國高等教育遵循教育規律向世界一流健康發展，明晰人類文明前進方向，理性文明做人，導引社會向文明進步的契機。
儲朝暉又用三個“最”和三個“好”梳理了葉企孫先生的精神。“第一個‘最’，就是說葉企孫先生是教育感最強的教育家。教育感是研究葉企孫專門造的一個詞。什麼是教育感呢？簡單來說對教育的專門知覺。體現在葉企孫先生身上，一方面是對學生有非常敏銳的洞察，他能夠非常直接準確地感知到這個學生在哪方面有優勢；另一方面是對整個人類文明前沿、科研前沿的一種非常敏銳的感知。他能夠依據學生的天性，對應帶到研究人類文明、人類前沿當中去，我認為這就是他最強的教育感。第二個‘最’，就是葉企孫先生的教育績效，現在做工作都講績效，績效是最高的獎項。他們那時使用的資源與他獲得的成績相比，他的績效非常高，我們也有很多人當過校長，但是總的比較起來績效不如他的高。第三個‘最’，就是他的學生對中國社會的科技、文明發展貢獻最大，這在中國在20世紀是找不到第二個人的。同時，我講了三個‘好’，一個是好學生，做學生的時候就好，能夠積極參與一些研究，能把自己培養成一個有學者品質的一個人。第二個‘好’是好老師，這個不過多解釋了。第三個‘好’是好國民，過去很少有人這樣講，但確確實實是他的一個重要特點，無論這個國家怎麼變化，無論這個政權怎麼變化，無論形勢怎麼變化，他都在盡一個好國民的責任，做他能夠做的事，為這個國家，為民族向前走來盡他的所能。尤其是在他遇到挫折的時候，他依然能夠這樣做，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
東南大學副校長周佑勇在致辭中談到了葉企孫先生鮮為人知的一段經歷。當年葉企孫先生從國外學成歸來時，與國內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最初接觸是從東南大學開始的。1924年葉企孫先生歸國，受聘為東南大學物理系的副教授。1924年3月，東南大學舉行第十屆數理化研究常會，特邀葉企孫先生為指導員，葉企孫先生在東南大學先後講授了力學、電子論和近代物理，共任職了三個學期，這段經歷不僅給葉企孫先生留下愉快美好的回憶，也促使他沉澱下來，更深入地思考教育家和科學家的內涵與價值。葉企孫認為，科學家為國家創造利器，而教育家為國家培養科技人才，僅憑單個的科學家難以支撐祖國長期發展，中國需要一個科學家群體去實現科學救國的遠大目標，正是這些思考和經歷，讓葉企孫先生開啟了從科學家到教育家的角色轉換，為他日後科教事業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華大學原黨委副書記胡顯章致辭中談到，葉企孫先生把他最好的年華奉獻給清華大學的教育事業，建樹卓著，在他誕辰120週年的日子裡，清華大學正在開展多種活動來紀念他。學習他的教育思想和高尚的人品。同時也對中華教育改進社、東南大學、中國科學史學會、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和葉氏古文化研究會在北京大學聯合舉辦這次研討和紀念活動而致以感謝。胡顯章認為，葉企孫先生之所以成為大師的大師，首先基於他強烈的家國情懷，他以科學為根本，以科學救國為己任大的前提之下，他並不滿足於一己之成就，而是把精力投放於建立高等教育體系和科學研究體系，致力於科學和教育團隊的建設和學科的發展，以加快改變整個國家科學技術落後的面貌。1925年8月，他被清華受聘大學物理部任副教授，第二年升教授，創建了物理系，並任系主任。1929年理學院成立，他任首任的院長兼物理系的主任，為清華物理學科理科的建設，乃至整個學校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開拓性的奠基作用。正因為他有科學救國的情懷，又有科學家的視野，他能夠有廣闊的胸懷，無私的境界，成為知人善任的伯樂。在院系形成了精誠團結、親密合作的氛圍，使得清華物理學和理學院能夠在不長的時間裡吸引凝聚了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成為一流的學科平臺。正是有了這樣一批團結一心的名師，德藝雙馨的高徒就不斷從清華理學院湧現。第二是重視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清華大學在當時先後有了校務會、教授會、評議會制度，葉師在相當長時間裡是三會的成員，同時他跟一批年輕的同樣抱有科學救國和教育救國理念的海歸經常交換意見，商議校務，形成了清華教授治校的群體，這些使得葉師的辦學理念和人格力量能夠影響到清華的辦學全局，得以發揮大師的作用。對葉師最好的紀念就是認真地學習弘揚他的辦學理念、教育思想和高尚人格，實現葉師未了的科教興國的事業，並進而推進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
北京大學教授張之翔作為葉企孫的學生代表致辭。張之翔首先對著葉企孫的照片深深鞠了一躬，然後滿懷深情地回憶了自己求學期間與葉企孫先生之間的點點滴滴。他認為葉企孫先生對他們比對待自己的孩子還要關愛。另外，張之翔還談到了葉企孫在一流大學建設中的偉大功勞。由於葉先生的努力，在清華就辦成了我們國家在世界上來講也是一流大學，到西南聯大那麼困難的時候，到後來也出了李政道、楊振寧先生得了諾貝爾獎，這是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的標誌。張之翔認為一個人要得諾貝爾獎並不太難，只要你有能力，當時正好遇上某一個關鍵問題，剛好有機會在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地方研究這個問題，你準確得到結果就可以得到諾貝爾獎。但是把物理學從西方搬到中國來，創造一流大學，這個成就可就比一個人得諾貝爾獎難多了。
葉企孫的侄子、中科院院士葉銘漢，因為身體原因不能來到現場，但專門錄了視頻為大會致辭。
葉銘漢院士談到，清華大學物理系培養出了一批大師，如錢三強、王淦昌、王大衍、彭恆武等，接著在西南聯合大學培養出了鄧稼先、朱光亞、楊振寧、李政道等，可以說，清華大學物理系可以說是一流的。葉銘漢院士講述了葉企孫先生怎樣創建清華物理系，又是怎樣把物理系辦成一流的。
葉銘漢院士說：“葉先生認為要建設一個高水平的物理系，必須有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必煉選研究上已有成就，並且能夠繼續研究的人。’為此他千方百計延聘良師，毫無門戶之見。從1925年1927年，清華物理系只有他和梅貽琦兩位教授，從1928-1937年，他先後聘請到薩本棟、趙忠堯、周培源、任之恭、霍秉權、孟昭英等到清華任教。他們都一面教書，一面做研究工作或著書立說。大家在葉企孫領導下團結奮鬥，清華大學物理系的教學和科研很快在國內名列前茅。”
在學生培養方面，葉銘漢院士說：“葉企孫一再強調，我們的課程方針及訓練方針，是要學生想得透；是要學生對於工具方面預備得根底很好；是要學生逐漸的同我們一同想，一同做；是要學生個個有自動研究的能力；個個在物理學裡邊有一種專門的範圍，在他們專業範圍內，他應該比先生還懂得多，想得透。倘若不如此，科學如何進步？”
葉銘漢院士最後強調：“葉先生的這些做法，看來很簡單，人人可以做到，在當時清華大學的環境下，葉先生長期得到支持，因而得到了理想的成果。現在大學校長任期往往只有10年，似乎短了一些，可能很難像梅貽琦、竺可楨、張伯苓等那樣有時間施展他們的理想。”
曾任葉企孫先生助教的趙柏林教授，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因為年事已高，他同樣是以視頻的方式向大會致辭。在視頻在紅，趙柏林院士說：“葉先生是我見到物理學界最開放的、最光明的、最前沿的大師，所以我非常尊敬他。”
趙柏林院士從五個方面回顧葉企孫的功績同時表達了對葉企孫先生的尊敬之意。“在1948年、1949、1950年、1951年、1952年，這幾年是中國最動盪的時候，最混亂的時候，他（葉企孫）作為清華的負責人，能把清華穩定住，而且變成一個安定的、清正的，非常平穩的教學和科研的環境，他的功勞是非常大的。而且這也奠定了後來清華和北大院系調整後的發展，起了一個基石作用。這是第一個我要說的葉先生的貢獻。”
趙柏林院士還談到他跟隨葉企孫先生做助教的情形，他說：“1952年葉先生就開始講大氣物理這門課在北大，我給他做助教，這是在我們中國算是開創。後來變成一個大氣科學的一部分，一部分是氣象學，天氣預報，還有一部分就叫大氣物理。所以我就跟葉先生做了助教，做了一年之後，我就教這個課，葉先生當時等於開拓了大氣物理這門課，當時清華和北大的氣象在全國其他學校氣象裡算領先的，多少年來一直大氣科學都排在第一，當然也有幾年是不行的，但是到去年大氣科學還是全國排第一，所以這跟葉先生的開創大氣物理是很有關係的。”
最後，趙柏林院士特別強調說：“我對他是非常崇拜的，我經常到他家去，他就把我當成親人。”
中國科技史學會的理事長孫小淳致辭，他在致辭中談到葉企孫先生對科技史的貢獻。孫小淳說：“葉企孫先生對科學史的理解和支持，我覺得是超乎好多科學家的，他在創造清華科學社的時候，他把科學史也是作為其中的一個研究項目。我國在1957年中國科學院建立了自然科學史研究史。當時葉企孫先生和竺可楨先生等共同發起要搞科學史，不光是中國的，還有西方的科學史。我們讀的天文學著作裡面，我們編的藍皮書，我們都叫藍皮書，中國天文學史，它最早還有油印本，最早整個創意我覺得可能跟葉企孫先生是有關的。”
葉氏宗親代表、北京華夏孝友會文化交流中心主任葉朝陽先生致辭。葉朝陽說：葉企孫先生是我們國家的驕傲，同時也是我們葉氏的驕傲，是國家的棟樑之才，也是我們葉氏之棟。他是我們葉氏後裔傳承和學習的榜樣，我們要學習先生的精神，學習他熱愛祖國，學習他熱愛科學，學習他愛護學生，學習他意志堅強，學習他為人師表。
致辭結束，大會進入學術報告會的環節。
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做了《一流大學要為國家發展和人類文明發力》的學術報告。王義遒說：“我們會議題目還是沒有出錯，葉先生確實是跟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有密切關係。而且我甚至想，當前我們嚷嚷世界一流，但是隻有像葉先生那樣辦，不去唸世界一流這個字，才能真正達到世界一流。”
王義遒從通過葉企孫先生的四個案例從學科方向、名師培養、工藝技術、制度建設四個方面詳細介紹了葉企孫是如何辦一流大學的。
王義遒最後說：“我只是把葉先生，剛才舉的四件事只是九牛一毛，但是從正面來看，他是老老實實的，根本不管一流二流，我就按照應該辦學的，人家看起來普普通通，似乎每個人都能辦得到的事情，就按照這樣的路線來辦學，所以我想按照這樣一個路線來辦學，中國就能辦成世界一流大學，一天到晚講一流，就辦不了一流。”
北京大學教授鍾文定教授做了以《葉企孫創建北京大學物理系磁學所對一流大學建設的啟示》為題的學術報告。在報告中，鍾文定說，葉先生堅持真理，不追求潮流，古今融通，中西會通、文理匯通，是三通理念下成長的典範。
北京大學教授戴道生做了以《回憶葉企孫先生對我的培養》為題做了報告。戴教授在報告中回顧了葉企孫先生培養他的點點滴滴，最後說：“葉先生整個教學理念，理論跟實驗並重，同時要求做實驗是最主要的，科研和教學這些要同時。這是我自己感覺，雖然我跟葉先生在一起一年多，但是我對絕對非常重要，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回來之後在磁學教研室，在葉先生領導下做了一些工作，我感覺到葉先生二十幾年對清華培養那麼多學生，不是一個簡單的隨便就能達到的，是他自己有一套科學的方法，有一套真正為祖國能夠培養人才，他全身心投入有很大的關係。”
隨後，清華大學物理學院副書記薛平、科學出版社主任編審胡昇華、東南大學教授耿友權、原中國科技館館長王渝生、東南大學學報編輯部主編宋業春、首都師範大學教授白欣、天津大學陳印政等分別做了關於葉企孫先生專題的學術報告。
學術報告結束後，又進行了關於學習葉企孫精神的圓桌論壇。首都師範大學丁邦平、河北師範大學趙俊傑、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鄭文莉、《現代物理知識》趙洪明、科學出版社侯俊琳、中國石油大學孫綱、陳冬寒、葉之紅、康建偉進行了熱情激昂的討論。
最後，與會者深刻領會葉企孫的人生經歷與為人，深切感到中國社會發展更需要文明進步，“文明社會既要有文明先驅引領，也需要文明大眾參與才能有效建成”。在會議結束之際，通過了《學習葉企孫做理性文明人的倡議》。針對當下社會非理性、不文明、情緒化的暴戾傾向，劃出理性文明做人的底線，認準民主與法治為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以文明理性為榮，以野蠻暴力為恥，不用野蠻的方式對待野蠻，不以不文明對待不文明；遇到觀點不同時相互敬重，自由討論……服從於真理，不傷害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遇到利益衝突時首選協商……拋棄等級，追求平等；獨立思考基礎上說真話，不人云亦云地說只利於自己的假話；充分發展增加自己的科學理性，有正常的判斷能力，追求真理做真人，用理智約束情感，運用感覺經驗、邏輯論證、實踐檢驗等多種方式檢驗自己，使自己變得不斷文明、理性起來。
虹野 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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