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發生的急劇變化,既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帶來了發展機遇,同時也蘊含著發展過程的諸多挑戰。這些機遇和挑戰耦合在一起,形成極其複雜的影響。可能從一個方面表現為機遇,但在另外一個方面則表現為挑戰。具體來說:
其一,從人口結構來說,中國正步入快速的老齡化階段。但在老齡化過程中,少兒負擔係數相對較低,老齡負擔係數也還不是很高。這使當前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占比較高,勞動參與人口占比也相對處於高位。雖然養老壓力正在加大,但是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總撫養比相對比較低。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年,由於少兒人口占比較大,總撫養比高達62.6%,在1990年下降到49.8%,在2000年下降到42.6%,在2010年下降到34.2%。自此之後才緩慢上升,2015年上升到37%,到2016年上升到37.9%。儘管人口結構的轉變逐步降低了少兒撫養比,增加了老年撫養比,但總撫養比還是較低。即使從現在起到2035年,中國的老齡化水平會逐步上升,但同時也處於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中產階層迅速擴張的重要機遇期。因此,只有牢牢抓住這個歷史機遇期,促進中國社會的飛躍,才能使經濟爬坡上崗,完成結構轉型過程,進入基本現代化國家行列。在老齡化程度逐步加深的大背景下,人口政策的調整是大勢所趨。
其二,伴隨中產階層的擴大或者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中國進入了消費社會階段。當前,在將近14億人口中,中產階層接近3億。中國在這一歷史轉型期,必將從生產社會發展到消費社會。所謂消費社會,就是消費在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中起主要作用。原來中國是以生產為主的社會,第二產業在拉動經濟增長中起主要作用。現在是以消費為主的社會,消費作為主要引擎,拉動著經濟的走向。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正在從波浪式、模仿型消費向多樣化、個性化和定製化消費轉型。中產階層的出現,不僅拉動了中國國內的消費轉型,形成了消費社會的新模式,而且還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配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複雜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由發展的不平衡與不充分導致的消費的不平等將長期持續,在某些階層消費升級的同時,也會存在另外一些階層消費降級的現象。
在消費社會的逐步形成過程中,中產階層的消費由生存型向發展型過渡,而農民階層和工人階層正在從日常生活消費向耐用消費品消費過渡。對於中產階層來說,其在保健、旅遊、體育、娛樂、醫療等方面的消費佔比大大增加。從恩格爾係數來看,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大約是50%多,農村大約是60%多。現在城市降低至28%-29%,農村降低至29%左右。這說明食物消費或者食品消費在總的家庭消費中所佔比重有了大幅下降。從國際來看,作為平均意義的中國家庭,已經進入到小康階段,而不再表現為貧困階段的消費特徵。對於絕大多數鄉村而言,在絕對貧困逐步減輕之後,相對貧困的問題會長期存在。這是未來我們必須密切關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
其三,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中產壓力。從中產階層來說,中國的中產,主要是第一代中產 (第二代中產佔比相對較低) ,主要生活在城市或大城市,但其父母大多生活在農村或中小城市。這些人中獨生子女佔比較大,他們既要養老又要養小,生活壓力非常大。城市房價的快速增長加大了新生中產階層的生活成本,使其難以適應城市的現代化生活。新中產階層因此滋生出了“焦慮”。從“焦慮”發展到“不滿”會表現為一個過程性特點。我們既要看到中產階層對社會發展的正向引導力量,也要看到中產階層收入不能穩定提升而存在的“焦慮”,更要防止“焦慮”演化為“不滿”。
其四,中國農村的治理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現在村支書和村長並不一定住在村裡。農村的貧困人口也很難就業於城市。在很多地方,除了老人跟殘疾人之外,在農村居住的年輕人很少。在城鎮化的影響下,農村的空殼化問題嚴重。這些空殼化,既表現為產業空殼化,也表現為文化空洞化、人口老齡化和居民非農化等現象。這是中國正在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碰到的現代化難題。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必須追問:誰在農村?為誰振興?誰去振興?如何振興?振興哪些鄉村?這些問題不解決,簡單的經濟投入就不會產生預期的結果。
其五,中國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形成了資源的惡性爭奪。這種爭奪很可能帶來小城市的衰敗。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將會在未來持續二三十年。城鎮化將會使將近一半的鄉村消亡。正如農民的終結一樣,一部分鄉村必然要走上終結之路。因此,當前首先要開啟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影響力,開啟城市與鄉村融合發展模式,而不是城市與鄉村爭奪資源。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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