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黎雪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曾任廣東省外經貿副主任，原經貿部離休幹部。1918年9月，黎雪出生在湖北省沔陽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32年，"紅小鬼"黎雪被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主席、中國十大國際友人之一的路易·艾黎收養。1937年，經艾黎、宋慶齡等人介紹，黎雪赴延安參加革命工作，次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黎雪同志是我黨早期外語和專業技術人才，延安時期曾任白求恩大夫的翻譯。半個多世紀以來，黎雪同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航空、國防工業及對外經貿工作的發展均做出過積極貢獻，1988年12月29日，黎雪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芮杏文、習仲勳、倪志福及各界人士400多人出席了黎雪同志的遺體告別儀式。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副主席王震、總理李鵬送了花圈。今年是黎雪同志百年誕辰和逝世30年紀念日，本刊特刊發黎雪同志當年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國際友人身邊工作、生活的系列回憶文章，以此紀念黎雪同志。
在白求恩同志身邊
黎雪/文
黎雪（左一）和原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
黎雪同志（後排左二）為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擔任英語翻譯。前排中為時任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
"不間斷地工作是我最愉快的事情!"
1938年3月18日中午,我隨同中央軍委衛生部副部長姜其賢以及衛生系統的一些同志,來到延安南關外大道。這裡已經排滿了夾道歡迎的人群。由遠而近的卡車停在歡迎隊伍的前沿。從右駕駛室裡，出來一位身著西班牙人民軍軍裝、肩綴五星、碧眼褐發的外國人。那就是白求恩同志。他那欣喜雀躍的情緒與歡迎著的熾烈感情立即融匯在一起了。雖然旅途疲勞、風塵僕僕，但他卻精神飽滿地步行到鳳凰山軍委副官處。他看了看窯洞，就把我安排在裡間，他卻在外間。
當時，組織給我的任務，是擔任白求恩同志的翻譯。他問我叫什麼名字，我說："邁以可"。"嗯，不，我們美洲人稱邁以可為米克（Mike）。你看這樣不是更好嗎？"他很細心，邊說邊端詳我眉宇間的疤痕，問致傷原因。並想了解我學習英語的經歷。我告訴他，我原是洪湖赤衛隊的一名紅小鬼，1932年在戰鬥中身負重傷，從蘇區疏散到武漢，進孤兒院養傷。後來，孤兒院的院長髮現敵人到處搜捕紅軍傷病員，就將我的情況告訴了當時在武漢監督發放救災物資的路易·艾黎。艾黎便以參觀為名，將我帶到上海，我在那裡邊學習、邊工作，過了5年多敵後生活。
"米克，"白求恩高興地說："路易·艾黎為名是好朋友，經常通信。革命友愛不分中外，你們同我們都是國際主義者，沒有任何種族、語言、國家的界限能把我們分開。"後來，他多次在群眾歡迎會上講過這些話。他奔放豪爽的性格立即感染了我。我們親密無間地交談起來。他表達思想的語言概念明確、十分簡潔。他要求我的翻譯工作應及時不怠、準確無誤。這時，他拿起我的手，看我的指甲，嚴肅地送給我一把彎頭小剪刀："要常剪指甲，講究衛生，減少疾病。"突然，他又急切地提出要到醫院去探視病人。我向他解釋軍委衛生部安排他今天休息。不料，他更執意要去了。他說："我的心早就到了延安。我在《中國呼聲》雜誌裡和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中，已經熟悉了這裡的情況。探視病人是我的責任，不間斷地工作是我最愉快的事情！"拗不過他，當天下午4點半我們來到寶塔山醫院。他探視了每個病房，對每個傷病員都認真地問診，對日本俘虜傷員也一視同仁。白求恩同志自己帶到延安一部X光機和發電機，於四月初安裝好後，開始給中央和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檢查身體。時間、名次都已事先通知本人。陳雲同志和肖勁光同志因工作繁忙而遲到了，他們自覺地依次排隊。這時，白求恩同志做著無可奈何的手勢，搖著頭讓我向他們解釋："沒辦法，到醫院來看病的人都是我的患者，一切都應該按照醫院的規定辦事。"
他嚴肅而緩慢地抽出了加拿大共產黨黨證……
4月20日，延安宜人的初春，氣候溫和。傍晚，我們接到通知：毛澤東主席今晚接見白求恩同志。
我隨同異常興奮的白求恩同志，來到毛主席的簡樸的窯洞。毛主席詳盡地闡述了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形勢，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徵的情況以及抗日戰爭的前途。毛主席十分關心白求恩同志的工作和生活情況。白求恩同志激動地解開衣釦，從貼胸的衣袋裡拿出一個皮夾。他嚴肅而緩慢地抽出了加拿大共產黨的黨證，雙手展示給毛主席。從此，白求恩同志把他的一切都獻給了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的民族解放事業。他由衷地向毛主席請求，到抗日前線去，並保證：將自己掌握的技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中國同志。他熱情洋溢地說：只要批准他組成手術對赴前線，在戰地實施初步療傷，便可使百分之七十五的傷員免於死亡。而且，訓練醫務人員的工作也只有在前線才更有效，更實際。
毛主席答應了，並預祝他取得圓滿成功。
這次會見，一直持續到午夜之後。皓月當空，毛主席和白求恩同志並肩步出窯洞。報到後，毛主席站在窯洞前的臺階上，目送著白求恩同志消失於彎曲的路途之中。
毛主席的窯洞在鳳凰山腳下。軍委副官處的窯洞在山腰，直距不過50米，繞行也不過100米有餘。白求恩同志一路揮手告別，到達宿舍門前還凝視著毛主席窯洞前的燭光。
白求恩同志每天晚上都要在我給他安排好床具之後，來到我的床前問候晚安，然後熄燈，而今天他卻不讓我鋪床，鄭重地送給我一本英文版的《列寧主義概論》。然後逼著我去睡覺。他房間裡的燭光亮到天明。他連夜把這次會見記下來，寄給了加拿大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黃河之濱確實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
白求恩同志每天早晨都要爬山或散步。今天他顯得格外精神，充滿著青春的活力。他邊爬山，邊唱著國際縱隊在西班牙戰爭中流行的歌曲--《塔洛莽營之歌》：
"西班牙天空放出燦爛的星光，
高聳在原野裡我們的戰壕之上。
從遠方傳來黎明的呼聲，
召喚我們重新走上戰場。
……
我的家鄉在遠方，
可是我們準備上戰場。
……
我們對於法西斯一步也不讓，
哪怕槍彈密得像冰雹一樣。
……"
接著他又唱起了《保衛馬德里之歌》：
"保衛馬德里！
保衛馬德里！"
那鏗鏘有力的旋律，伴著他那節奏鮮明的雙手指揮動作，和他目光裡閃爍著憤怒的光芒，使我感到熱血在沸騰。
"米克！我們一起來唱。"他突然停下來說，"我沒有學過。""那是不對的嘛！人人都會唱這首歌的呀，"他好像想起了什麼又問："那麼，你會唱什麼歌？""我喜歡唱《抗大校歌》。""好的，米克！你來唱，我指揮。"於是，我馬上沉醉於我所喜歡的旋律之中。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我唱完之後，他很快就學會了。之後，他重複地唱著："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突然停下來，拍著我的肩膀說："米克，我來到中國近四個月了。到延安也有一個月了。在這人生長河中的短短瞬間裡，我結識了許多革命領導人和革命同志，在武漢當我經濟拮据時，化學家葉渚沛雖然工資微薄，但他把錢全部送給了我。他的慷慨大方、捨己為人，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我永遠也不能忘記的。
"在武漢我還見到了周恩來同志。他對我來延安做了細緻周密的安排。周恩來同志的卓越的才能和他那瀟灑的風度，使得我隨時願意聽從他的調遣。
"檢查身體時，我見到了集聚在延安的早已熟悉的革命領導人朱德、陳雲，還有陳賡、肖勁光……"
"在醫院裡，我見到了光榮負傷的八路軍指戰員。
"昨天，我又見到了偉大的毛澤東主席。
""米克，黃河之濱確實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我萬分幸運，能夠來到你們中間和你們一起工作和生活。我要和中國同志並肩戰鬥，直到抗戰勝利！"
不覺之間，我們來到了鳳凰山頂。他見到遠處牆壁上寫著標語，問我是什麼內容。我向他介紹那展示標語之處為蔣管區，內容是："歡迎共軍投誠。"白求恩同志毫不遲疑的說："應該改為：歡迎蔣介石投誠！"他那幽默的語言，使我情不自禁地笑起來，可是，白求恩同志依然那樣嚴肅、一本正經。他拉住我的手，向我介紹，從一月下旬到達香港之後，隨機轉乘飛機到達武漢。途中所見所聞都是日本侵略軍步步南進，而國民黨軍隊卻節節敗退。武漢的國民黨俊逸署長，曾邀他留下任職。白求恩同志當場回答說："我不能奉陪你們的快速後退。我的崗位，在堅持敵後鬥爭的八路軍、新四軍那裡。"他揮舞著手臂，指著巍峨的寶塔："當時我說，'我決定去延安'！"
"在八路軍裡，我也是一個普通的戰士。"
白求恩同志直爽坦率，語言犀利。喜雷厲風行而惡優柔寡斷；喜直言不諱而惡兩面三刀；贊認真負責而鄙拖拉敷衍；立廉潔奉公而鄙貪得無厭。
有一次，在手術室裡，我見到白求恩同志的護士瓊·尤恩遞錯了手術刀。他馬上說："這是治病救人，你在想什麼？應該手、腦配合一致！"
還有一次，在戰役之前，白求恩同志作了詳盡的案頭準備，要求在限定時間內備好醫藥器械。由於有關人員未能如期完成，白求恩同志非常暴躁遞批評了他們。當時，我只能轉達他的意見，而沒有翻譯他的原話。他邊說邊問我是否逐字逐句的作了翻譯。我說："如實地譯轉了，他們都明白了，下不為例。"在我的緩衝調解下，白求恩同志總算息怒了。
回到宿舍，我對他說："不當之處要指點，錯誤行為應批評。但應使人樂於接受，不能傷害感情。因為我們都是革命同志。"我發現白求恩同志接受了我的意見。沉默片刻之後，他說："哎！你不要指責我，我也不該那樣批評他們。這一切問題的根源都產生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
1938年5月，我們過黃河來到山西南縣東城鎮120師司令部。白求恩同志在一個星期裡為520名傷員作了檢查，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又為147名傷員作了手術。他那異常充沛的精力，產生於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對傷員的高度責任感。
白求恩同志常常向身邊的醫務人員工作者說："一個好的外科醫生，必須同時是鐵匠、木匠、縫紉匠和理髮匠。"這是他實踐的總結。他確實常 常用錫、鐵製作之順手、功能各異的醫療器械。就連和他一起工作的錫匠、鐵匠都讚歎他是能工巧匠。白求恩同志說："要在艱苦困難的環境中工作，就必須有克服困難的思想準備，這就要求我們能在不良條件下因地制宜、因陋就簡，保證醫療質量。"
有一天夜裡，白求恩同志手提馬燈去察看傷員情況。突然聽到呼喚，他應聲而至，詢問傷員有什麼事。傷員見是白求恩大夫，卻搖頭不作回答。白求恩同志看看這位下肢負傷傷員，想了想，轉身從地下拿起便盆，抱起傷員坐在便盆解了手。然後，白求恩同志說："對不起呀，同志，我們的護士少，沒有及時幫助你，讓你著急了。以後只要需要，你可以要求任何人幫助你，千萬不要客氣。特別對於我，你不應拒絕我為你服務。因為在八路軍裡，我也是一個普通的戰士。"這位身負重傷的戰士，當場流下了感動的熱淚。
白求恩同志說："我認為，一個八路軍的醫生，如果為了逃避自己的責任對傷員採取敷衍態度，那就應該受到革命的譴責。就如同一個戰士看見敵人撲來就逃跑一樣，那是可恥的。"
白求恩同志的生命恰似一團火，不停地發出光和熱。
在手術室裡，"下一個，……下一個……"他不停地工作。
在陝公、抗大、東北幹部隊……他不停地演說。
在工餘時間，在打字機旁，為了記錄歷史，為了能經常向加拿大共產黨彙報情況，為了使《論持久戰》、《論游擊戰爭戰略戰術問題》能給加拿大共產黨員傳閱，他不停地工作。
在他向我道晚安之前，不間斷的接待絡繹不絕的來客。
他們一見如故……
中央批給白求恩同志每月一、二百元生活費，他都堅決謝絕。派給他警衛員，他說，"派他去英雄有用武之地為最好。"
有一天夜裡，賀龍同志來找我，他問我白求恩同志喜歡吃什麼。我說，"他很喜歡吃小米稀飯。每頓飯的兩個雞蛋，他常常分給我和勤務員小何。"
賀龍同志說，"應該儘量做到雞、肉、蛋、蔬菜經常有。要搞好調劑，做好安排，讓小何常去商場跑一跑，你一定要注意，照顧好他的生活，我們八路軍再窮，也可以讓他吃得好一些嘛！"
第二天，賀龍同志來到一二0師司令部食堂，和白求恩同志一起吃飯，經我介紹之後，白求恩同志欣喜地說："我在加拿大，在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裡，已經認識了你。你的那把菜刀的故事，我是始終不能忘記的。它鼓舞我用手術刀去剷除惡魔。你是很有威望的將領，我敬慕你！"
賀龍同志說："在我們見面之前，天天都有人向我提起白求恩大夫。你的模範事蹟廣為傳頌，八路軍指戰員和人民群眾都愛戴你，尊敬你。我們非常感激加拿大人民和加拿大共產黨、美國共產黨對中國抗戰的無私支援。"
晉西北根據地當時十分艱苦，吃黑豆、土豆和少量小米。賀龍同志說："八路軍物質生活條件很差，你從富裕環境來到窮地方，是靠你的可以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堅強意志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紅軍、八路軍能夠存在、發展、壯大，也靠這些，靠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靠革命的樂觀主義。"
白求恩大夫說："難怪波斯哈德牧師對你不講壞話，那是因為你太謙虛和藹了。"
"我厲害的時候你可能見而生畏呢！"
他們一見如故，交談得十分融洽。
白求恩大夫見賀龍同志的菸斗很大，說："賀司令，你的菸斗不亞於那把菜刀。我看有個大的煙筒就更好了。"他們都爽朗的大笑起來。
賀龍同志說："可惜我的嘴掛不住，倘若有辦法我一定搞一個更大的。"又是一陣大笑。
不久，我們和布朗大夫匯合了。布朗大夫也是加拿大人，內科專家。他性情溫和，謙虛謹慎，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為了反對僅略戰爭，支援中國抗戰，他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賀龍同志每天都來探望白求恩和布朗。他說："沒有國際支援，中國革命能否成功是難以想象的。三十年代初，我結識了一位外國朋友，就是白求恩同志所熟悉的路易·艾黎。他憑工作之便，經常給洪湖蘇區送來整船整船的救災糧和救災物資。因為他知道這些東西都是送往國民黨的私人倉庫的。不過，他總是事先通知路線，我們設下埋伏，然後朝天放槍，他甩下貨物離去。抱歉的是不能當面致謝！"
由於工作需要，在白求恩同志去五臺山前夕，我奉命調回延安。我送他踏上新的征途，握別於黃河岸邊。我望著那波濤滾滾奔流向前的黃河，回溯我們朝夕相處的時日，思緒萬千。
白求恩同志充滿柔情的說："你知道嗎？米克，我喜歡孩子和青年人。因為在他們身上寄託著我的理想和希望。"這句話，至今仍深刻地印記在我的腦海裡。
分別之後，一二0師野戰醫院需要我翻譯資料。在司令部又工作了一段時間。當我返回延安時，大批信件在等待著我去處理。其中，主要是白求恩同志寫給加拿大共產黨的、寫給中央負責同志的……也有寫給我的。他在給我的最後一封信裡這樣寫著："……這裡十分困苦，而且有時十分艱難，但是我過得很安樂。衣食一切都是供給。我沒有錢，也不需要錢。我在周圍的人們中間工作，和他們一起生活。從思想上、感情上，我都是滿意的。"
1939年11月12日，諾爾曼·白求恩同志因搶救傷員中毒，經多方救治無效，於河北省唐縣光榮犧牲。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戰士，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
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與身旁的同志一一握手，鼓舞人們："努力吧！向著偉大的路，開闢前面的事業！"
今天我坐在寫字檯前，望著映在東湖裡的明月，回憶和白求恩同志相處的日子。我在思考一個問題：什麼力量促使白求恩同志毅然拋棄富裕的生活去支援被侵略的西班牙，九死一生之後又為什麼來到中國的敵後戰場？
那是因為，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他忠於自己的信仰—共產主義。
白求恩同志不愧是共產黨人的光輝典範。
-----原載於《羊城晚報》1981年7月30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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