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冉·阿讓，所以我不能理直氣壯地偷麵包。
我沒有被誰迫害，我的生活如果是“悲慘世界”的話，也是自己營造的。
我更不能去傷害別人，因為那絲毫也不能讓我的人生變得更好。
我也犯不著去報復社會，最終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雖然別人看不起我，但是我覺得自己有可能變得更好。
所以，無論我過得多麼悲慘，只要我的心裡還有夢想，我就不會去犯罪，去傷害他人。
我要告訴自己：我不是一條爛命，我不能作賤自己。
25日下午，童書媽媽的夏令營結營，我的心情很好。在結營儀式上，看到孩子們自己寫的“擠地鐵”的詩歌，還有集體吐槽“老妖精”（老師）的表演，真實、活力、幽默、充滿著旺盛的生命力。
晚上，和曉華沈汀Emma一家吃飯，回憶起非洲的種種趣事。出來的時候，沈汀忽然說，又有一個年輕的女孩兒，搭乘滴滴順風車的時候，被司機殺害了。
我的心頭一緊。想起在廣州的時候，我們住在郊區，每次三川自己搭乘出租車回家，都會給我打一個電話，“我已經坐上出租車了，車牌號是XXXXX，大概半小時後你到小區門口接我。司機車開得很穩，你放心”。其實，這是故意講給出租車司機聽的。
沈汀說，這個司機之前就已經有過類似的舉動，還遭到了其他女乘客的舉報。但是，這依然沒有阻止他繼續犯罪的意圖，最終導致了血案的發生。
曉華也說，她實在想不明白，這種犯罪明明是無法逃脫法律制裁的，為什麼他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上絕路。
看著小丸子和Emma蹦蹦跳跳地在前面，聊著天，歡笑著。我和沈汀、曉華，陷入了一種無可名狀的沉默之中。
回到家後，我心情並沒有平復。因為這種事情，不是第一次發生，也肯定不是最後一次發生。
作為經常乘坐出租車、網約車的我們，不可能因為這種事情的發生，而不去或減少乘坐的次數。但是，我們誰也不能確定，下一次我們的乘坐，就是安全的。
尤其，這種事情大多是發生在最需要保護的女性身上的時候，我們作為丈夫和父親的那種心痛和憤怒，更加撕心裂肺。
說實話，這種“不確定的危險性”，會讓我們產生巨大的不安全感、不適應感、不幸福感。但是，似乎我們對此又無能為力。
平時，我是不想去看這些“明知看了也解決不了問題”的惡性事件的新聞的。看了之後，只能添堵。
但是，今天我卻有些睡不著，曉華提出的那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腦海裡，“為什麼明知會被抓，還要去做”，這不明擺著是自己去送死，之前再故意去拉一個墊背的嗎？
我點開了一個關於講述嫌兇鍾某生活的報道（來自《都市快報》），大致的情況是這樣的：
鍾某一家租住在樂清虹橋鎮瑤南村，一棟2層的破舊民房。鍾某和父母、女友4個人原先擠在10來平米的一個房間裡，房間十分逼仄。半個月前，因為口角，鍾某和女友搬到另一個房間。
3年前，鍾某父母租到這裡住，鍾某是今年過完年以後才來的，在附近一家電子廠上班。鍾某是獨生子，小時候爸媽在廣州打工，他是爺爺帶大的。老鄉說，“現在回憶起來，只知道他跟父母關係不好，不聽父母的話。”
鍾某以前在老家開過奶茶店虧了十幾萬元。鍾某的母親曾對鄰居說，鍾某花光了家裡的積蓄，花掉了40多萬元。不久前，鍾某也不聽家裡人的意見，廠裡辭了職，然後回老家買了一輛車，開起了順風車。
鍾某經常跟父母要錢，說自己哪裡哪裡錢又不夠用了。老鄉說，雖然父母最後還是會接濟一些，但給錢的時候免不了大聲罵幾句。
經證實，事發前鍾某曾在多個貸款平臺借貸。僅一週內就曾向1家互聯網金融門戶、4家小額貸款公司以及8家P2P網貸公司借款；一個月內向多家金融門戶、消費分期平臺、小額貸款公司以及P2P網貸公司等22家公司貸款，有不良信息記錄。也就是說，最近這一個月，鍾某幾乎每天都在借錢。
看到這裡，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張“年輕、孤僻、任性、絕望”的臉龐。這個時候，我走到窗前，看到三里屯方向閃耀的射燈，還有大樓上變幻的色彩，我忽然想起了18年前的自己，驚出了一身的冷汗。
那個時候，我混跡在武漢。沒有固定的收入，不知道怎樣養活我自己，剛掙一點兒錢，就馬上拿去花掉了。
就這樣一步步地，把自己給逼到了絕境。
那一天，房租到期了，沒有錢支付，行李被房東堆到了門外。我和另外兩個小同伴，身無分文，晚上還不知道要住在哪裡。我們像爛仔一樣在街上閒逛，越逛越餓，看到菜市場仍在地上的菜葉子和爛茄子都會流口水。
下午的時候，我們三個已經餓得有些扛不住了，就決定去附近的村子裡弄點兒吃的。我們拿了兩個枕頭套，練習了一下徒手抓雞的方法，如何用手擰斷雞的脖子，然後反套在枕套裡。
頂著烈日，三個人懷著罪惡的想法，在村子裡尋找獵物。哪裡有雞鴨，哪裡有菜園，哪裡有值錢的東西……我們甚至蹲在一輛汽車附近，仔細研究哪些部件可以拆下來偷走，拿去賣錢。
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去實施一個“犯罪”的行為，心跳加速、面紅耳赤，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緊張，讓我的喉嚨一陣陣有乾嘔的感覺。
中午的村莊，幾乎看不到人，但是，我卻覺得隨時會有人突然衝出來抓住我們。
我們在如此複雜的心情和身體狀態下，從村子的一頭走到另一頭，從居住區走到農田裡……等到又走出了村子，我們才驚覺地發現，三個自以為要去“犯罪”的年輕人，最後連田裡的西紅柿和黃瓜都不敢去摘，更不用說從雞圈裡偷雞，去拆汽車的零件了。
就在我們既無力去偷東西，又飢餓疲憊的時候，遇到了一位年長我們幾歲的老兄。這位老兄把我們帶到他的住處，給我們下了一大鍋麵條。
在我們吃麵的時候，他給我們講了一個他同學的故事：
那個時候，大學剛畢業，大家經常會去某一個同學那裡聚會，一去就是十幾二十個，熱鬧得很。當主人的那個同學，要招待大家的吃喝，吃得好了，會覺得很有面子，讓大家覺得自己混得不錯。
有一次，快到約好去A同學那裡聚會的時間了，可是大家誰也聯繫不上他，打CALL機也不回。大家都覺得，這個小子肯定不想請客，裝作忘記了約定逃單了。同學們為此還嘲笑了他一番。
後來，有同學打電話到A同學供職的單位，說是好多天沒有來上班了，也沒有請假。同學們這個時候才覺得不太對勁兒，就報了警，帶警察一起來到A同學的住處。
A同學就在自己的住處，已經亡故了，是餓死的。是的，經過檢查，他是由於長時間沒有進食，虛弱暈倒，或者又引發了一些疾病，最後死去的。
更令人驚奇的，是在A同學的身上，發現了有一百多元錢。也就是說，他並非是因為沒有錢買東西吃而餓死的，而是因為想要把同學的聚會辦得更好一些，硬扛著自己不吃而失去了生命。
這位老兄講完這個故事，沒有說什麼。我們聽完了這個故事，也沒有說什麼。今天晚上，我想起了這個故事，也不想說什麼。
那是我第一次有了犯罪的想法，而且去真正地想實現它。這次“犯罪未遂”，讓我實實在在必須回答自己一個問題：我活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價值？
我想當記者，雖然我嘗試了一年多，沒有任何一家媒體願意要我，那麼，我要不要繼續去嘗試，這是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夢想？如果我去偷了東西，犯了罪，是不是再也沒有當記者的可能性了呢？為了滿足暫時的一些需要，如果失去了最重要的夢想實現的機會，真的值得嗎？
我和那兩個小夥伴，最終沒有去偷一隻雞、一個西紅柿、一個黃瓜。可能正是因為，在我們的心裡，覺得就算要餓暈了，也有一些東西，是不值得失去的。
而且，我的心裡很清楚，當時的那種窘迫的生活狀態，完全是自找的，我怨不了別人。剛掙一點兒錢，就去大吃大喝，買菸買酒，整天躲在出租房裡看世界盃。有掙錢的活兒，不屑於去做，只要還有一頓晚飯的錢，就可以在臺球廳裡混上一整天。
我不是冉·阿讓，所以我不能理直氣壯地偷麵包。我沒有被誰迫害，我的生活如果是“悲慘世界”的話，也是自己營造的。我更不能去傷害別人，因為那絲毫也不能讓我的人生變得更好。我也犯不著去報復社會，最終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雖然別人看不起我，但是我覺得自己有可能變得更好。
所以，無論我過得多麼悲慘，只要我的心裡還有夢想，我就不會去犯罪，去傷害他人。
我要告訴自己：我不是一條爛命，我不能作賤自己！
這個社會是殘酷的，有的人家境貧寒，有的人天生殘疾，有的人從小失學，有的人父母離異，有的人長年與家人分離，有的人屢遭厄運……但是，這是不是就可以覺得自己的命不值錢了呢？
換句話說，就算一個人不幸擁有了以上所有的遭遇，但是，只要他有一個對人生的夢想，是不是就不會去做讓自己的生命“越走越低”“自暴自棄”的道路了呢？
我並不知道確切的答案，只是有一個模糊的感覺。
我現在也會經常問自己，為什麼我當時沒有下定決心去偷東西？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其實可以用一輩子去慢慢思考，慢慢回答。
白滔滔
寫於2018年8月26日凌晨
白滔滔：童書媽媽聯合創始人。學機械、轉經濟，自學寫作進入媒體，歷經新週刊、南方報業，後創業從事數字出版。著及編著有《我手機》《十三億》《西方教育三千年》《西方童詩300首》等。喜歡鑽研教育思想，開發寫作課程，和讀書會家長孩子交流。同時，擔任北京中致兒童關愛基金會副理事長，致力鄉村幼師等項目。他還是每天穿得很酷去接送女兒的爸爸，是女兒小丸子眼中永不斷電的故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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