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冉·阿让，所以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偷面包。
我没有被谁迫害，我的生活如果是“悲惨世界”的话，也是自己营造的。
我更不能去伤害别人，因为那丝毫也不能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
我也犯不着去报复社会，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虽然别人看不起我，但是我觉得自己有可能变得更好。
所以，无论我过得多么悲惨，只要我的心里还有梦想，我就不会去犯罪，去伤害他人。
我要告诉自己：我不是一条烂命，我不能作贱自己。
25日下午，童书妈妈的夏令营结营，我的心情很好。在结营仪式上，看到孩子们自己写的“挤地铁”的诗歌，还有集体吐槽“老妖精”（老师）的表演，真实、活力、幽默、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
晚上，和晓华沈汀Emma一家吃饭，回忆起非洲的种种趣事。出来的时候，沈汀忽然说，又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儿，搭乘滴滴顺风车的时候，被司机杀害了。
我的心头一紧。想起在广州的时候，我们住在郊区，每次三川自己搭乘出租车回家，都会给我打一个电话，“我已经坐上出租车了，车牌号是XXXXX，大概半小时后你到小区门口接我。司机车开得很稳，你放心”。其实，这是故意讲给出租车司机听的。
沈汀说，这个司机之前就已经有过类似的举动，还遭到了其他女乘客的举报。但是，这依然没有阻止他继续犯罪的意图，最终导致了血案的发生。
晓华也说，她实在想不明白，这种犯罪明明是无法逃脱法律制裁的，为什么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走上绝路。
看着小丸子和Emma蹦蹦跳跳地在前面，聊着天，欢笑着。我和沈汀、晓华，陷入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沉默之中。
回到家后，我心情并没有平复。因为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发生。
作为经常乘坐出租车、网约车的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种事情的发生，而不去或减少乘坐的次数。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确定，下一次我们的乘坐，就是安全的。
尤其，这种事情大多是发生在最需要保护的女性身上的时候，我们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那种心痛和愤怒，更加撕心裂肺。
说实话，这种“不确定的危险性”，会让我们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不适应感、不幸福感。但是，似乎我们对此又无能为力。
平时，我是不想去看这些“明知看了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恶性事件的新闻的。看了之后，只能添堵。
但是，今天我却有些睡不着，晓华提出的那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为什么明知会被抓，还要去做”，这不明摆着是自己去送死，之前再故意去拉一个垫背的吗？
我点开了一个关于讲述嫌凶钟某生活的报道（来自《都市快报》），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钟某一家租住在乐清虹桥镇瑶南村，一栋2层的破旧民房。钟某和父母、女友4个人原先挤在10来平米的一个房间里，房间十分逼仄。半个月前，因为口角，钟某和女友搬到另一个房间。
3年前，钟某父母租到这里住，钟某是今年过完年以后才来的，在附近一家电子厂上班。钟某是独生子，小时候爸妈在广州打工，他是爷爷带大的。老乡说，“现在回忆起来，只知道他跟父母关系不好，不听父母的话。”
钟某以前在老家开过奶茶店亏了十几万元。钟某的母亲曾对邻居说，钟某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花掉了40多万元。不久前，钟某也不听家里人的意见，厂里辞了职，然后回老家买了一辆车，开起了顺风车。
钟某经常跟父母要钱，说自己哪里哪里钱又不够用了。老乡说，虽然父母最后还是会接济一些，但给钱的时候免不了大声骂几句。
经证实，事发前钟某曾在多个贷款平台借贷。仅一周内就曾向1家互联网金融门户、4家小额贷款公司以及8家P2P网贷公司借款；一个月内向多家金融门户、消费分期平台、小额贷款公司以及P2P网贷公司等22家公司贷款，有不良信息记录。也就是说，最近这一个月，钟某几乎每天都在借钱。
看到这里，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张“年轻、孤僻、任性、绝望”的脸庞。这个时候，我走到窗前，看到三里屯方向闪耀的射灯，还有大楼上变幻的色彩，我忽然想起了18年前的自己，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那个时候，我混迹在武汉。没有固定的收入，不知道怎样养活我自己，刚挣一点儿钱，就马上拿去花掉了。
就这样一步步地，把自己给逼到了绝境。
那一天，房租到期了，没有钱支付，行李被房东堆到了门外。我和另外两个小同伴，身无分文，晚上还不知道要住在哪里。我们像烂仔一样在街上闲逛，越逛越饿，看到菜市场仍在地上的菜叶子和烂茄子都会流口水。
下午的时候，我们三个已经饿得有些扛不住了，就决定去附近的村子里弄点儿吃的。我们拿了两个枕头套，练习了一下徒手抓鸡的方法，如何用手拧断鸡的脖子，然后反套在枕套里。
顶着烈日，三个人怀着罪恶的想法，在村子里寻找猎物。哪里有鸡鸭，哪里有菜园，哪里有值钱的东西……我们甚至蹲在一辆汽车附近，仔细研究哪些部件可以拆下来偷走，拿去卖钱。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去实施一个“犯罪”的行为，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紧张，让我的喉咙一阵阵有干呕的感觉。
中午的村庄，几乎看不到人，但是，我却觉得随时会有人突然冲出来抓住我们。
我们在如此复杂的心情和身体状态下，从村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从居住区走到农田里……等到又走出了村子，我们才惊觉地发现，三个自以为要去“犯罪”的年轻人，最后连田里的西红柿和黄瓜都不敢去摘，更不用说从鸡圈里偷鸡，去拆汽车的零件了。
就在我们既无力去偷东西，又饥饿疲惫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年长我们几岁的老兄。这位老兄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给我们下了一大锅面条。
在我们吃面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同学的故事：
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大家经常会去某一个同学那里聚会，一去就是十几二十个，热闹得很。当主人的那个同学，要招待大家的吃喝，吃得好了，会觉得很有面子，让大家觉得自己混得不错。
有一次，快到约好去A同学那里聚会的时间了，可是大家谁也联系不上他，打CALL机也不回。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子肯定不想请客，装作忘记了约定逃单了。同学们为此还嘲笑了他一番。
后来，有同学打电话到A同学供职的单位，说是好多天没有来上班了，也没有请假。同学们这个时候才觉得不太对劲儿，就报了警，带警察一起来到A同学的住处。
A同学就在自己的住处，已经亡故了，是饿死的。是的，经过检查，他是由于长时间没有进食，虚弱晕倒，或者又引发了一些疾病，最后死去的。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A同学的身上，发现了有一百多元钱。也就是说，他并非是因为没有钱买东西吃而饿死的，而是因为想要把同学的聚会办得更好一些，硬扛着自己不吃而失去了生命。
这位老兄讲完这个故事，没有说什么。我们听完了这个故事，也没有说什么。今天晚上，我想起了这个故事，也不想说什么。
那是我第一次有了犯罪的想法，而且去真正地想实现它。这次“犯罪未遂”，让我实实在在必须回答自己一个问题：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价值？
我想当记者，虽然我尝试了一年多，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愿意要我，那么，我要不要继续去尝试，这是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梦想？如果我去偷了东西，犯了罪，是不是再也没有当记者的可能性了呢？为了满足暂时的一些需要，如果失去了最重要的梦想实现的机会，真的值得吗？
我和那两个小伙伴，最终没有去偷一只鸡、一个西红柿、一个黄瓜。可能正是因为，在我们的心里，觉得就算要饿晕了，也有一些东西，是不值得失去的。
而且，我的心里很清楚，当时的那种窘迫的生活状态，完全是自找的，我怨不了别人。刚挣一点儿钱，就去大吃大喝，买烟买酒，整天躲在出租房里看世界杯。有挣钱的活儿，不屑于去做，只要还有一顿晚饭的钱，就可以在台球厅里混上一整天。
我不是冉·阿让，所以我不能理直气壮地偷面包。我没有被谁迫害，我的生活如果是“悲惨世界”的话，也是自己营造的。我更不能去伤害别人，因为那丝毫也不能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我也犯不着去报复社会，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虽然别人看不起我，但是我觉得自己有可能变得更好。
所以，无论我过得多么悲惨，只要我的心里还有梦想，我就不会去犯罪，去伤害他人。
我要告诉自己：我不是一条烂命，我不能作贱自己！
这个社会是残酷的，有的人家境贫寒，有的人天生残疾，有的人从小失学，有的人父母离异，有的人长年与家人分离，有的人屡遭厄运……但是，这是不是就可以觉得自己的命不值钱了呢？
换句话说，就算一个人不幸拥有了以上所有的遭遇，但是，只要他有一个对人生的梦想，是不是就不会去做让自己的生命“越走越低”“自暴自弃”的道路了呢？
我并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感觉。
我现在也会经常问自己，为什么我当时没有下定决心去偷东西？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其实可以用一辈子去慢慢思考，慢慢回答。
白滔滔
写于2018年8月26日凌晨
白滔滔：童书妈妈联合创始人。学机械、转经济，自学写作进入媒体，历经新周刊、南方报业，后创业从事数字出版。著及编著有《我手机》《十三亿》《西方教育三千年》《西方童诗300首》等。喜欢钻研教育思想，开发写作课程，和读书会家长孩子交流。同时，担任北京中致儿童关爱基金会副理事长，致力乡村幼师等项目。他还是每天穿得很酷去接送女儿的爸爸，是女儿小丸子眼中永不断电的故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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