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看上去很年輕。金色頭髮，黑亮的大眼睛，挺拔的鼻子、紅紅的臉上戴著一副藍邊眼鏡。她穿的黑色皮毛大衣和脖子上一條綠藍花紋的圍巾，還有絲綢內衣上的一對紅色鴛鴦讓她看上去很時尚。
1941年出生於保加利亞東部小鎮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1966年在保加利亞讀完大學，根據父母的意願，逃離集權統治下的保加利亞，作為法保文化協定的公派留學生來到法國。
在她的自傳小說《武士》裡寫到自己剛剛從保加利亞乘飛機降落在雪花飛舞的巴黎奧利機場的情景。當時的巴黎機場，沒有人迎接她，作為一個新移民，她口袋裡僅有五美元……親身經歷了體制的言論壓抑，她在資本主義的法國大學留學深造，邂逅了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後來成長為一位引人注目的評論家。
作為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克里斯蒂娃原來準備完成新小說論文，就回保加利亞。可是在遇到羅蘭·巴特以後，她的興趣從新小說的形式轉移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小說研究上，最後結成評論集《作為文本的小說》出版。
在這本書出版前，克里斯蒂娃受羅蘭·巴特的影響，已經出版了個人專著《論文集——關於符號分析學的研究》和《語言，這種未知的東西》。通過羅蘭·巴特，克里斯蒂娃認識了菲利普·索列爾斯和《戴格爾雜誌》（Tel Quel）雜誌，並進入了這個雜誌的學術圈子，認識了福柯、德里達等一大批法國當時最優秀的學者。
作為學生的克里斯蒂娃對羅蘭·巴特充滿了崇拜和愛慕之情。在《武士》中她用一節的內容描寫道：“這樣充滿魅力的男人的聲音，還沒有聽到過啊！我快要愛上他了”。她後來為巴特去世寫了《巴特的聲音》：“脆弱而又沉穩的聲響，充滿諷刺、似唱歌一樣的聲音曲線，雖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輕快的聲音……”
1967年8月，她與《戴格爾雜誌》的主編菲利普·索列爾斯結婚，接連不斷地發表符號論方面的論文，逐步樹立了她在巴黎批評界的地位，正式開始她的學術生涯。
菲利普·索列爾斯後來這樣回憶說：“五月風暴前的那幾年令人驚訝，我的生活很混亂，但我邂逅了一位女性並墜入了愛河。這就是朱麗婭——此後我們沒再分開”。
“通過認識哥爾德曼、巴特等這些老師，我成了《戴格爾雜誌》集體的一員，這給我在法國從事學術工作帶來了更加穩定的地位。我們在雷恩街的咖啡館裡討論到深夜，在這裡很多人是為了暢談哲學和文學聚集在一起的。我熟悉了這樣充滿活力的知識社會，因此我確信自己在國外也能生存下去。”
張英：2018年是波伏瓦的《第二性》出版70週年，這本書在你看來，今天還有什麼價值和意義？
克里斯蒂娃：我想在女權運動的歷史上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在英國有一些婦女要求自己投票或參加選舉等等，這是發生在英國的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波伏瓦自己寫的，她自己推廣的思想，即認為男女是平等的。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如今各種矇昧主義仍在利用經濟苦難和政治衝突壓迫和迫害女性，必須通過婦女鬥爭來贏得權利。
還有1968年法國發生的五月風暴，很多人會疑問，為什麼會發生風暴呢？這不是一件蠢事嗎？但我認為它更多是一種積極的、進步的意義。通過它我們認識到了權力，尤其是想象的力量，比如說在婦女問題上，當時也提倡很多的自由和性解放。各種新氣象融入到了法國社會，不僅有東歐的思潮，也有一些美國思想的傳入，使當時的法國處於一個邊境開放和思想開放的時期。1968年以後，法國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大學。所以我認為應該認識到五月風暴也有積極的一面。我自己覺得對女人來說，波伏瓦的貢獻是非常大的，因為她帶來了非常豐富的東西，對女人的解放等等。她對社會的貢獻是特別大的，所以我也非常敬佩她。
張英：羅蘭·巴特在後期放棄了結構主義，然後轉向了對文本的愉悅釋讀，這樣的一個研究轉變，其原因是什麼？
克里斯蒂娃：羅蘭·巴特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人，他是一個具有批判精神和非常謙虛的人。一般的老師都希望自己的學生與老師的思想是一樣的，而羅蘭·巴特卻希望學生的思想跟他不一樣。他對自己學生的一些想法和理念都非常感興趣，有些時候他會從他的學生們那裡得到一些想法，他也經常誇獎他們，覺得他們的想法很了不起。如果他覺得他們的一個概念或想法很獨特，很值得保持下來，那麼他也會採用他們的想法。實際上羅蘭·巴特是一個很大方的人，當初他發現了我對這種跨文本分析有一些很好的理念，他就很謙虛地說支持我的理念。實際上這種想法他也可以自己創造，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但他很肯定我在這方面的想法，並謙虛地說，這是我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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