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看上去很年轻。金色头发，黑亮的大眼睛，挺拔的鼻子、红红的脸上戴着一副蓝边眼镜。她穿的黑色皮毛大衣和脖子上一条绿蓝花纹的围巾，还有丝绸内衣上的一对红色鸳鸯让她看上去很时尚。
1941年出生于保加利亚东部小镇斯利文的克里斯蒂娃，1966年在保加利亚读完大学，根据父母的意愿，逃离集权统治下的保加利亚，作为法保文化协定的公派留学生来到法国。
在她的自传小说《武士》里写到自己刚刚从保加利亚乘飞机降落在雪花飞舞的巴黎奥利机场的情景。当时的巴黎机场，没有人迎接她，作为一个新移民，她口袋里仅有五美元……亲身经历了体制的言论压抑，她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大学留学深造，邂逅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后来成长为一位引人注目的评论家。
作为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克里斯蒂娃原来准备完成新小说论文，就回保加利亚。可是在遇到罗兰·巴特以后，她的兴趣从新小说的形式转移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研究上，最后结成评论集《作为文本的小说》出版。
在这本书出版前，克里斯蒂娃受罗兰·巴特的影响，已经出版了个人专著《论文集——关于符号分析学的研究》和《语言，这种未知的东西》。通过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认识了菲利普·索列尔斯和《戴格尔杂志》（Tel Quel）杂志，并进入了这个杂志的学术圈子，认识了福柯、德里达等一大批法国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作为学生的克里斯蒂娃对罗兰·巴特充满了崇拜和爱慕之情。在《武士》中她用一节的内容描写道：“这样充满魅力的男人的声音，还没有听到过啊！我快要爱上他了”。她后来为巴特去世写了《巴特的声音》：“脆弱而又沉稳的声响，充满讽刺、似唱歌一样的声音曲线，虽然精疲力竭、但仍很轻快的声音……”
1967年8月，她与《戴格尔杂志》的主编菲利普·索列尔斯结婚，接连不断地发表符号论方面的论文，逐步树立了她在巴黎批评界的地位，正式开始她的学术生涯。
菲利普·索列尔斯后来这样回忆说：“五月风暴前的那几年令人惊讶，我的生活很混乱，但我邂逅了一位女性并坠入了爱河。这就是朱丽娅——此后我们没再分开”。
“通过认识哥尔德曼、巴特等这些老师，我成了《戴格尔杂志》集体的一员，这给我在法国从事学术工作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地位。我们在雷恩街的咖啡馆里讨论到深夜，在这里很多人是为了畅谈哲学和文学聚集在一起的。我熟悉了这样充满活力的知识社会，因此我确信自己在国外也能生存下去。”
张英：2018年是波伏瓦的《第二性》出版70周年，这本书在你看来，今天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克里斯蒂娃：我想在女权运动的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在英国有一些妇女要求自己投票或参加选举等等，这是发生在英国的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波伏瓦自己写的，她自己推广的思想，即认为男女是平等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今各种蒙昧主义仍在利用经济苦难和政治冲突压迫和迫害女性，必须通过妇女斗争来赢得权利。
还有1968年法国发生的五月风暴，很多人会疑问，为什么会发生风暴呢？这不是一件蠢事吗？但我认为它更多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意义。通过它我们认识到了权力，尤其是想象的力量，比如说在妇女问题上，当时也提倡很多的自由和性解放。各种新气象融入到了法国社会，不仅有东欧的思潮，也有一些美国思想的传入，使当时的法国处于一个边境开放和思想开放的时期。1968年以后，法国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大学。所以我认为应该认识到五月风暴也有积极的一面。我自己觉得对女人来说，波伏瓦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她带来了非常丰富的东西，对女人的解放等等。她对社会的贡献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也非常敬佩她。
张英：罗兰·巴特在后期放弃了结构主义，然后转向了对文本的愉悦释读，这样的一个研究转变，其原因是什么？
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他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和非常谦虚的人。一般的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与老师的思想是一样的，而罗兰·巴特却希望学生的思想跟他不一样。他对自己学生的一些想法和理念都非常感兴趣，有些时候他会从他的学生们那里得到一些想法，他也经常夸奖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很了不起。如果他觉得他们的一个概念或想法很独特，很值得保持下来，那么他也会采用他们的想法。实际上罗兰·巴特是一个很大方的人，当初他发现了我对这种跨文本分析有一些很好的理念，他就很谦虚地说支持我的理念。实际上这种想法他也可以自己创造，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但他很肯定我在这方面的想法，并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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