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年初，15歲的習近平來到黃土高原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離開。這七年，他在這片黃土地上同鄉親們打成一片，一起挑糞拉煤，一起攔河打壩，一起建沼氣池，一起吃玉米“糰子”。他後來深情地說：“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鍊很大。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採訪對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區西頤中學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住同一孔窯洞。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曾做過教師、科技副縣長，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正處級)任上退休。
採 訪 組：邱 然 黃 珊 戴 明
採訪日期：2016年6月6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
採訪組：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與習近平一起到陝北的梁家河村插隊。請您講一講當年知青插隊的背景和選擇到陝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隊的背景，簡單來說，就是席捲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我們當時都在學校上學，毛主席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個號召一發出，每一個人都必須積極響應。實際上，我們當時也談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這就像是一場巨大風暴，把我們都捲到裡面了。如果我們不響應號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會的老太太、學校的老師、革委會的工作人員，就會天天找上門來談話，動員我們下鄉插隊。
根據國家安排，我們那一批知青，插隊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陝西。我問我父親是去山西好，還是去陝西好?我父親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陝西好!陝北可富裕了，條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勞動。”我父親之所以有這樣的印象，就是因為他們在陝北工作的時候，當地有一個持續了多年的大生產運動，農業各方面發展得很好。而且，當時南泥灣留給我父親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裡唱的“南泥灣，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來好風光……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對我說：“你肯定要去陝北。”
那一年，我不到17歲，近平不到16歲。因為近平早上一年學，所以他是我們幾個北京知青當中年紀最小的。
採訪組：你們從北京出發趕赴陝西，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戴明：還有些印象，一些細節還記得挺清楚。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當時一看，好傢伙!人山人海，擠都擠不動。有知青，有來送行的家人，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軍人、車站工作人員，整個站臺擠滿了人。當時，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為人太多，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
我們乘坐的“知青專列”能容納一千多人。車停在那裡等待出發的時候，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有這麼多人送我們，場面這麼隆重，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覺得還挺光榮的。可列車一開動，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大多都沒怎麼單獨離家出過遠門。
多年以後，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他說：“在去延安的專列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你怎麼還在笑啊?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這不是好事嗎?我哭什麼呢?他們聽後就破涕為笑了。”
“知青專列”從北京出發，經過河南，過黃河大橋，沿著隴海線，一路到了西安。沒換車，火車又開到了銅川。抵達銅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過饅頭、鹹菜，之後就準備出發了。出發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那個卡車還不錯，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我們把行李捲、箱子都放在車斗裡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我們上車的時候，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黃土滾滾，鋪天蓋地。當時看到那個情景，我們都很興奮。等到上車走了半天，凍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們也就不興奮了。
就這樣，一路顛簸到了延安。下車的時候，我們身上全都是土，變成一個個“土人”了。天已經黑了，我們住在一個學校裡。經過一天的顛簸，知青們非常疲憊，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著，就找了幾個人出去溜達。那時延安城特別小，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是個二層樓房。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寒風一吹，燈罩“啪啦啪啦”地響，燈光一閃一閃的。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原來這就是延安”，心裡涼了半截。
接下來的一天，我們繼續坐卡車，從延安到延川200裡地，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全都是盤山路，在塬上繞來繞去，走了很長時間。遇到比較好走的路，車一開快了，又很冷，黃土一直不停地從縫隙裡灌進來。我們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裝”上了，有什麼都往身上裹。
從這裡開始，我們就發現原來的大卡車長龍變得稀稀拉拉，車越來越少了。每到一個地方，就有一些車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們的心情也越來越低落，怎麼越走車越少?我們怎麼還不到地方呢?我們見到荒涼的黃土高原，以為快到目的地了，沒想到走了那麼久，還有更荒涼更貧窮的地方，當時真是感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但車還是一個勁兒地往前開，最後滿眼都是黃土飛揚，卡車只剩下幾輛，我們的心情越來越絕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沒怎麼說話，我們的話也漸漸少了，一是疲勞，二是忐忑，我們都蔫了。車還在一直不停地往前開，總也不到地方。車上有個知青沉不住氣了，就拍著車廂對司機喊：“師傅，你是不是走錯了?”司機說：“這條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錯的!”
我們終於到了文安驛公社。下車的時候，發現同行的卡車已經所剩無幾了。一下車，公社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條白毛巾。
吃過飯，各個生產隊的人都已經在公社大院裡等著我們了，負責人一念名單：某某某，哪個生產隊的，跟各村的人對號入座。梁家河來的人幫我們背上行李，領著我們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鄉推來了一輛平板車，給我們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幾個人，把我們的行李背上。村裡的老鄉對我們可好了，什麼都不讓我們拿，行李都是他們背。我們就拎點小件，有的連小件都沒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買的一個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隨身物品全都裝到裡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壯的一個勞力——一個名叫“會兒”的小夥子，把我那個箱子用繩子捆起來背在身上。
我們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條很深的山溝裡面，山溝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車勉強能通過。終於到了梁家河，“會兒”已經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說：“這是你的箱子呀?差點沒把我腰背斷了!”
現在你要是從北京去延安，坐高鐵就幾個小時，當天就能到。坐飛機當然就更快，一個多小時就到延安了。從延安開車到梁家河只要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
北京知青和老鄉一起大夯築壩。
採訪組：你們到了梁家河以後，生活是如何安頓下來的?又是如何適應的?
戴明：到了村裡，我們十五個知青就分組了，其中九個知青分到一隊，也叫“前隊”。近平和我們五個人，分到二隊，也叫“後隊”。他們前隊有幾個女生，都在一起。我們後隊六個男生，沒有女的。梁家河的生產隊長就覺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數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們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煩，就跟他說：“沒關係，我們不要女的!”
隊長說：“你們不要女的，誰給你們做飯?”
我們就說：“隊裡給我們派個做飯的嘛!”
隊長說：“做飯的工分誰給?”
我們就說：“你們隊裡給出工分嘛!”
隊長也不跟我們計較，就應下了。就這樣，我們後隊的六個“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團支部書記張太平家裡。張太平人很聰明，有文化，而且能說能幹，所以村裡讓他當我們的房東，這樣跟我們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處。後來也確實是這樣，太平就住在我們隔壁窯洞。他沒事就跑過來跟我們聊天，也給我們講團的知識。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識也不行，我們還是要面臨生活中實際的困難。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跳蚤關”，這對我們知青來說，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陝北那個地方，像貓啊，狗啊，豬啊，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裡面跑，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我們六個人在一個炕上睡，只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個人也不能倖免。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甚至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裡，實在擠不下，門口外面再坐幾個。人擠人，人挨人，跳蚤和蝨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癢起來非常難受，抓來抓去的，皮膚就抓破了。但到後來，我們就習慣了，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燒一大鍋水，把衣服燙一燙，衣服裡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髒又臭，冬天蹲在那裡，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裡，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裡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裡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在陝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氣轉暖之後，我們六個人一起到溝裡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鍾，我們剛來，還不怎麼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游泳褲，但是村裡人笑話我們，說大小夥子還光腚，以後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麼洗了。
對於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伙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四兩糧票和兩毛錢，老鄉儘量給做好的，把家裡平時捨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麵饃饃，有豆麵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裡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後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糰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嚥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乾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並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歎：陝北咋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裡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裡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裡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瞭解這個情況後，非常震驚，心裡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強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瞭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後，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陝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
近平後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經常煮不熟，是因為柴禾不夠燒。打柴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題。老鄉有時候到山崖邊上，冒著生命危險去砍那種硬邦邦的酸棗刺。老鄉能上去，我們卻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對付不了那種到處是刺的灌木。這種柴很好，耐燒，不需要燒太多就能把一鍋飯做熟了。我們只能到山上去摟茅草，一摟就是一大捧，看著挺多的，回去填到灶臺裡，一點火，那火“呼隆隆”地響，幾分鐘就燒沒了，結果鍋還沒燒熱，茅草已經燒光了。我們一看，這不行啊，今天沒燒的了，做不成飯就要捱餓了，於是就六個人一起去打柴。結果，我們六個人打來的柴還不夠做一頓飯用的。因為山上確實沒有柴，都是那種很細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們不起床了。隊長來問我們：“為啥都在這兒躺著不起來?”我們說：“我們是餓得起不來炕了。”隊長問：“那你們怎麼不做飯吃?”我們說：“因為沒柴燒。”隊長說：“這可得想個辦法，別把娃餓壞了。”於是他就批准我們去用大隊冬天儲存下來的玉米秸，那個很好燒。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沒有柴禾了就到那兒抱，解決了燒柴的難題。
在那個時候，我們更深刻地瞭解到：陝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極苦，梁家河最苦。
勞動間隙，學習的知青們。
採訪組：知識青年下鄉以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和社員一起勞動，對於當年的辛苦勞動，您還有哪些記憶?
戴明：我們之前在北京上學的時候，學校一般都有學農課程，雖然強度沒那麼大，但是基本農具我們都認識，大部分也都會用。但到了陝北農村，他們有些獨特的農具，我們北京的孩子就沒見過。像一般平原地區的農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鎬。陝北因為經常開墾山坡地，有一種“老”，比普通頭要寬很多。勞動力越強的人，用的頭口越寬，受力面積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費的力氣也就越大。
陝北的扁擔，跟我們以前見過的也不一樣。陝北的木材很少，扁擔這種必需的農具一旦折斷了，就損失了一根好木頭。於是，老鄉往往就會在扁擔中間增加一根木頭，起到加固的作用。這樣的扁擔就更沉。
陝北還有一種脫粒的連枷，這種農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們在北京學農的時候沒有接觸過。使用的時候，人把連枷悠起來，藉著慣性打糧食，這樣糧食和外皮就分離開了。在這裡，婆姨用它來打麥子比較多。她們打麥子時，排成隊，動作一致，一排連枷同時打下來，非常整齊，打穀場上塵土飛揚，熱火朝天。我們這些知青就感嘆，怎麼沒有一個舞蹈藝術家來表現這個勞動場景呢?等我們和別人一起排隊打穀的時候，才知道這個活兒實際上非常辛苦。我們要努力跟別人保持一致，否則就把一隊人的速度給拖慢了。
從適應農具到逐漸加大勞動強度，幹農活確實算是一個挺難過的“關”。對於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來說，尚且不容易，對十五六歲的近平，更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一開始，我們都是費盡了力氣，活兒仍幹不好，但是社員們卻能做得又快又好。因為他們對這些勞動已經非常熟悉了。
儘管我們幹活不行，但這裡的老鄉很淳樸，對我們這些城裡的娃娃都很好。我們中午在地頭吃飯，送來的飯，幾口就吃光了。老鄉很關心我們，就問：“吃飽了嗎?”我們知青就說：“差不多吧!”老鄉就拿出紅薯幹來分給我們，說：“沒吃飽就再墊吧墊吧。”我們確實沒吃飽，接過來就吃，一邊吃一邊問：“我們吃了你的，你怎麼辦?”老鄉就說：“狗吃了!狗吃了!”我們面面相覷，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開玩笑說：“那是罵你們呢，說你們是狗!”後來我們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夠”的發音非常接近，老鄉其實是說自己“夠吃了”。我們知青就和老鄉們一起鬨堂大笑。
打壩中間休息的時候，農村的青壯勞力就和我們知青摔跤。近平也經常摔跤，他跟村裡很多年輕人都摔過跤。我們北京青年個頭大，身體上佔優勢，而農村青年力氣大，經驗豐富，所以我們之間互有勝負。那段時間，通過一起勞動，一起玩耍，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
老鄉們知道我們不會幹農活，但只要努力幹活，他們都非常鼓勵。勞動的時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們的節奏，他們就會說：“好後生!今天到我家吃飯去!”有一天，我幹得不錯，“會兒”的父親就跟我說：“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飯去!”
採訪組：您能講一些生活細節和有趣的事情嗎?
戴明：我們剛到梁家河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鬧洞房。
我們在張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婦了。他家裡辦喜事，村裡人都來祝賀。當時因為生活貧困，婚禮也沒有現在這麼熱鬧。村裡人到張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賀完就都走了。
我們以為熱鬧就這樣過去了呢，結果村裡的一個叫“石頭”的小夥子到我們窯洞來，跟我們說：“晚上還要鬧洞房咧!”
我們就問：“咋鬧洞房啊?”
石頭說：“晚上要到他們新房去‘聽房’，聽他們夫妻倆說什麼悄悄話。他們被攪得煩了，就要給聽房的人好吃的，就這樣鬧。”
我們當時合計著，晚上要是不困，我們也去鬧一鬧洞房，要是睡著了也就算了。結果，到了晚上，村裡人都來鬧洞房了，他們在太平的窯洞外面摳窗戶紙，“呲啦”一下，把窗戶紙摳一個大洞，太平就在窯洞裡面喊：“誰呀!誰呀!”外面的人們就嘻嘻哈哈地笑，起鬨。我們就住在旁邊窯洞，這些鬧洞房的吵得我們睡不著。楊京生就慫恿我們說：“你們也去鬧洞房吧!給東西吃呢!”我們半夜正好肚子餓，一想起有吃的，就有點興奮了，說：“那得去試試。”結果我們出了自己的窯洞，到隔壁一看，張太平那個窯洞的窗戶紙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張太平沒辦法，翻出一個蚊帳來擋住窗戶。窯洞裡面黑乎乎的，連個煤油燈都沒有。我們在窯洞外面跟著起了一會兒哄，也沒要到吃的，就算是鬧過洞房了。
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們剛到梁家河的時候，生產隊跟我們商量：你們對幹農活畢竟不熟練，但是無論幹得怎麼樣，只要努力幹了，不看結果，每個人都給你們8分。
當時，村裡的婆姨平均給8.5分，我們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氣，去找隊長據理力爭：“畢竟我們都是大小夥子，技術雖然不行，但力氣還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實在沒法接受!”隊長很好說話，就說：“那好，你們也是8.5分。”
但我們每天實際拿到手的，還只是6.5分。不過，這就不能怪隊長了，只能怪我們自己懶。每天的8.5分裡面，早工佔了2分。但早工的時間實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點就要上工，那個時候我們都起不來炕。
但我們還是想掙這兩個工分，隊長就說：“你們又不出早工，這兩個工分咋能給你們嘛?”
我就說：“你又不叫我們，以後早上你叫我們去上工，我們要掙工分。”
隊長說：“那好，明天就叫你們。”我們在北京上學時，即使家住得遠，早上也就是六點半起床，住得近的，七點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夠。這一下四點鐘起床，我們實在適應不了。當時是冬天，本來就睡不醒，四點多鐘，天還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還都有呢。
對歌的知青們。
採訪組：隊長來叫你們上早工了嗎?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隊長就來叫我們了，他和我們窯洞隔著一條河溝，要是繞過河溝走過來，路很遠，要很長時間。於是，就站河溝對岸朝我們窯洞喊：
“京生兒——喔——”
“戴明兒——喔——”陝北的這種地貌，黃土高原，經流水衝擊，河溝縱橫交錯，所以人們經常隔著一段距離喊話。喊話的時候，鄉親們會帶兒化音，會用高音，又會拉長音，所以顯得嗓音很嘹亮。陝北的信天游，大概就是脫胎於此。而且，他們在長音後面還會加上一聲“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隊長喊了一陣子，我們的窯洞裡沒有反應。當時我們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會兒，隊長又喊：
“近平兒——喔——”
“燕生兒——喔——”喊完了，隊長站在那兒愣了一會兒，我們窯洞裡還是沒反應。隊長又喊：
“家寧兒——喔——”
“平生兒——喔——”“……”
隊長憋足了勁，把我們六個人的名字挨個兒喊了一遍，聲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強，我正在做夢呢，就被喊醒了。
我睜開眼睛，一片漆黑，我說：“哎呀，什麼動靜?”近平也醒了，他說：“好像是隊長喊。”我說：“這是叫咱們起床呢?”王燕生說：“幾點了?”
楊京生說：“三點多。”我說：“睡睡睡!不理他!”
我們就繼續躺下睡了，隊長還在溝對岸扯著嗓子輪流喊我們的名字，我們就用棉被繼續矇頭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時候，我們見到了隊長，隊長一臉鐵青。我就故意說：“哎!隊長，你怎麼不喊我們?早工誤下了吧!”
隊長用沙啞的嗓音氣憤地說：“還說沒喊你們?我都快喊岔氣了。”
這位隊長對我們知青非常好，帶我們勞動，教我們生產技術，也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關心，可惜他早已經去世了。後來，我們這幾位知青互相聯繫，回憶起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時，也感慨當年我們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鄉親們對我們這些北京娃娃的誠懇和寬厚。
還有一次，我們從住的地方上山，翻一個大梁，再下一個溝，到了依洛河村。這個村的知青有十幾個，因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兩個隊。一個隊全都是女生，都是學校合唱隊的;另一個隊都是男生，都不會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聽，住在對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們對唱。可是這些男生什麼歌都不會唱，就會唱《兩隻老虎》——“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無論那些女生唱什麼，他們都用這首歌應對。那些女生平時遇到他們，就開玩笑損他們說：“你們這些土包子!不會唱歌，就會唱《兩隻老虎》。以後不要跟我們對歌了!”
那天，我們六個全體出動，就去支援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時不怎麼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們一起唱，他嗓門也挺大。我們上來就唱了一首《山楂樹》，把對面的女生給震住了。她們奇怪，這些男生怎麼突然變厲害了?於是，她們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聽。這一下，又把我們蓋過去了。我說：“別慌，我帶著《外國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書就交給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說：“你們學習一下吧!你們識譜嗎?”他們說：“哎呀，這個可是寶貝!我們識譜!識譜!”這本書，我們經常翻，所以那裡面有幾首歌我們非常熟。就這樣，我們那天晚上連續唱了《燈光》《紅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們甩開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調。就這樣，一直唱到對面的女生沒動靜了，也不知她們是驚呆了還是睡著了。
知青們走在下地勞作的路上。
採訪組：下面請您具體談談對當年的習近平有什麼印象?
戴明：當時插隊的時候，近平這個人比較沉穩，抗壓能力比較強。這個抗壓，指的可不僅是生活上、體力上的壓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經受的巨大壓力。
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同志受迫害、受批鬥，被下放到河南，母親當時也過著受審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幫子弟”，這樣一來，我們知青的兩大出路——徵兵、招工，對他來說都幾乎不可能實現。所以，他要承受著比我們幾個都大得多的心理壓力，也面臨著比我們幾個大得多的困難。
我們家裡給我們寄東西、寄錢，而近平家裡因為這種情況，明顯對他的“支援”就比較少。但是，近平這個人不願意對我們說他自己的一些困難，也從來不跟我們訴苦，更不抱怨什麼，而是把這些事情都藏在心裡不說，由此可以看得出來，近平是一個多麼堅強的人，他從不向困難低頭。
近平也是一個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細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後來，他當了梁家河的村支書，帶領大家建沼氣池，創辦鐵業社、縫紉社，我一點都不吃驚。因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時候，就發現他這個人有一股鑽勁，有強烈的上進心。
我們有時也去周圍幾個村的知青窯串門。那時我們閒得無聊，肚子又餓，就經常一起商議到什麼地方去蹭飯。我們說：“近平，走啊，咱們去梁家塌吃他們一頓!”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裡看書，他說：“我就不去了，你們弄到吃的，給我帶回點來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歡參與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時間“痴迷”在閱讀和學習之中。他碰到喜歡看的書，就要把書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細研究透徹。當時，我並不覺得什麼，現在想起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夥子，同齡人都跑出去玩耍，他還能餓著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來看書、閱讀、思考，這確實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強的求知慾和上進心。
採訪者：請您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一談梁家河下鄉插隊那段時間，對你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戴明：人的經歷不同，想的東西不同，對人的影響不同，最後所走的道路就會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隊的這七年，給他對社會、對人民的認識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他通過勞動，理解了貧苦勞動人民的生活窘迫狀況。那時，農民的希望和訴求，就是吃飽肚子。而農民生活的困苦，我們在北京城裡幾乎想象不到。如果沒有插隊這段經歷，我們很難看到農村的真實情況，很難認識到農民的生活現實。我在梁家河插隊是一年半的時間，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時間。農村生產隊的這段生活經歷，對我一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對近平的影響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們知青下鄉，開始是聽毛主席的號召下去，憑著一腔樸素的階級感情，憑著對毛主席的熱愛，“聽毛主席的話”。下去之後就發現，我們必須跟這片土地和這裡的人民融合，我們真的要依靠他們。他們教我們勞動，幫助我們的生活。所以，我們如果和老鄉建立不好關係，就會生活得很艱難。因此，我們在農村插隊期間，就逐漸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意識：要依靠老鄉，要與老鄉好好相處，要盡心盡力為父老鄉親做事。否則，在農村插隊就沒有價值，我們的未來也就沒有出路。
陝北老鄉對近平也非常好。別的地方不接納他，陝北接納了他，並且對他沒有任何歧視。在近平插隊期間，當地的幹部和老鄉們，一直都在幫近平擺脫這種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這些年，摘掉了“黑幫子弟”的帽子，逐漸發展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就為他後來入黨，當村支書，被清華大學錄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可以說，近平和陝北人民之間是一種親人一般的感情——這麼說一點兒都不過分。
在插隊期間，老鄉對我們進行無私的幫助和教育。反過來看，我們知青也給老鄉帶去很多有用的東西，我們的書本，我們的科學文化，我們給他們講的新鮮事物……這對農村面貌的改變，對鄉親們思想意識的轉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當梁家河村支書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就讓這個貧窮落後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變化。村裡人不僅能吃飽穿暖，還可以用沼氣做飯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鐵業社，有縫紉社，有代銷點，有磨坊……原來一到青黃不接時就全村出動出去乞討的貧困村莊，在近平一年多的帶領下，變得紅紅火火，一片生機。所以，近平要離開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時候，村裡人依依不捨，全村出動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艱苦的日子裡，近平從來沒有放棄過讀書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過一部書，是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書名雖然是“簡編”，但實際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從頭到尾認真地讀過這部書。對我而言，大概就是讀過了，瞭解了歷史，豐富了知識。而對於近平來說，他就會有思考、有借鑑、有批判。可以說，他的執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恆的讀書生活中積澱下來的。
從實踐層面說，近平在梁家河學到了很多，之後他又返回北京到清華大學深造，畢業之後依次在國務院、軍隊工作了一段時間，又主動回到基層，從縣到市到地區到省到中央……幾十年這樣腳踏實地幹下來，從來沒有脫離過基層。基層群眾想什麼，渴望什麼，面臨的問題是什麼，每一個層次碰到什麼困難，需要做什麼樣的工作來改變現狀……這些工作內容比他當初在梁家河所面臨的問題要複雜得多，但本質是相同的，那就是：群眾需要什麼，群眾想要怎麼辦，幹部就要帶著大家怎麼辦。近平當選黨的總書記以後，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對基層群眾和基層實際情況的瞭解上。
經過知青歲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覺得苦了。以後的日子稍微過得好一點，都會覺得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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