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誰還記得今年“白玉蘭”獎紀錄片單元的兩部獲獎作品是什麼？又有誰看過？
文 | 多米
作為中國大陸電視三大獎之一，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在影視行業有著相當的影響力。其中，紀錄片單元的獎項作為“白玉蘭”獎最初設立的四大獎項之一，卻一直在評委構成、獎項設置和評選流程等方面搖擺不定，至今成為一種邊緣化的存在——既鮮受關注，也未曾推出有影響力的作品。
易坍塌的評獎體系
關鍵詞：評委、風格、政府獎
當《小偷家族》藉著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的餘溫，繼續在世界範圍內引起討論時，我們不得不欽佩一個有影響力的節展對作品強大的推動力。但當我們反觀紀錄片領域，一個有趣的樣本在於，縱使有的節展轟轟烈烈熱鬧至極，但最重要的作品卻最被忽視。
今年六月份舉行的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上，兩部海外紀錄片獲獎——美國紀錄片《無人之地》獲得“最佳紀錄片”獎，西班牙紀錄片《阿頌塔之死》獲得“最佳系列紀錄片”獎。
《無人之地》通過近40天的拍攝，記錄並還原了俄勒岡州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內，農場主為了維護土地與聯播政府發生衝突的整體過程。《阿頌塔之死》則是一部破案類紀錄片，講述被領養的少女阿頌塔離奇死亡的事件，記錄了發生在阿頌塔、養父母以及審判員們之間的故事。
兩部作品的相同之處在於尖銳的選題和強烈的衝突感，在國內認知度不高，同時在國際上處於個性鮮明的獨立紀錄片範疇之內。
那麼，這種傾向於小眾作品和帶獨立味道的評審取向，是由怎樣的評審體系選拔出來的呢？我們來看評審人員的構成。
2018年“白玉蘭獎”紀錄片評委會主席尼克·弗雷澤
今年“白玉蘭”獎紀錄片評委會主席尼克·弗雷澤，是來自英國的紀錄片製片人、導演，從業超過30年。由他創辦和製作的紀錄片欄目Storyville，是英國久播不衰的紀錄片欄目。他的作品曾多次獲得艾美獎、奧斯卡、聖丹斯、IDFA、Hot Docs等國際節展的獎項。
2018年“白玉蘭獎”紀錄片評委彭輝
另外兩位評委也都極具個人化的創作色彩——執導過《空山》《平衡》《揹簍電影院》等作品的彭輝，以及《LIVE TAPE》《山田孝之的國際電影節》《山田孝之3D》的導演松江哲明。
可以說，今年的“白玉蘭”獎的紀錄片評選中，對帶有獨立色彩的作品有偏好，是從評審人員的構成延伸到最終獲獎作品的。對於單個獎項評選而言，對某種類型適度的推進和鼓勵無可厚非，然而縱覽今年“白玉蘭”獎在電視劇、綜藝節目等單元的獲獎作品，如最佳中國電視劇《白鹿原》、最佳季播電視節目《國家寶藏》和《經典詠流傳》等，紀錄片單元的整個風格趨向也顯得有點格格不入。
整體風格上的割裂感是經過細緻的考量，還是在求新求變的期待下莽撞的選擇？
其實，只看評審章程就不難發現，不同獎項之間風格的割裂在評選規則上已經露出端倪。“組委會代表可以出席討論，但沒有投票權”，從這裡可見，電視節組委會對於紀錄片獎項的選擇並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和推動，而是全權交由評委會處理。在這樣官僚感的的規定下，組委會的出席在評審過程基本沒有意義，可見整體評獎過程的設計並不成熟。
紀錄片獲獎作品定位模糊的背後，更是電視節整體主題的渙散。上海電視節本質上是一個國家級的政府獎項。帶著這樣的身份，卻將紀錄片的兩個獎項全部頒給海外的獨立紀錄片，可以說是完全忽視了自身平臺對於主流價值作品的推動意義。
更為重要的是，支持國產紀錄片的發展，是近兩年在政策還是行業層面幾乎一致的取向。兩個月前，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開始實施“記錄新時代”紀錄片創作傳播工程，扶持鼓勵帶有鮮明時代印記、彰顯時代精神的紀錄片精品，為新時代新氣象新作為留下真實鮮活、生動詳實的紀實影像。
全球化的今天，海外交流的眼光當然可以更加開闊。但同時，“白玉蘭”獎也要更加清晰自身的定位和意義。在當下國內紀錄片發展如火如荼的階段，這樣的綜合節展如果可以通過增加有關獎項的分類和設立，來引導國產紀錄片作品的發展方向，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國家級政府獎項應當承擔的任務。像今年這樣，在最終評選結果中，由小眾主題的海外獨立紀錄片包攬紀錄片類別大獎，就顯得考慮不足，甚至有失偏頗。
變身過多，獲獎只是曇花一現
我們梳理了最近十幾年“白玉蘭”獎獲獎的紀錄片，發現所設獎項幾乎每年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2006年第12屆“白玉蘭”獎的獎項設置中有一半都是紀錄片獎；第13屆裡紀錄片單元的獎項也有9個之多；但到2009年第15屆上海電視節時，紀錄片獎驟減到4個，當年的電視劇獎是12個。
諷刺的是，接下來上海電視節的紀錄片獎更是像變戲法一樣，獎項設置每年不都不同。
2010年第16屆“白玉蘭”獎中，紀錄片單元共按照“社會類”“歷史文獻類”“自然類”“亞洲紀錄片”等分金銀9個獎項頒發；在2012年第18屆上，又按照“最佳中國紀錄片”“最佳攝影”“最佳導演”等頒發了4個獎項；直到今年，紀錄片單元縮水成“最佳紀錄片”和“最佳系列紀錄片”兩個獎項。
作為來自海外的獨立紀錄片，《無人之地》和《阿頌塔之死》獲獎前在國內的知曉度並不高，“白玉蘭”獎的頒佈其實是兩部海外紀錄片在大多數國內受眾面前的第一次亮相。有了中國電視三大獎之一的平臺支持，《無人之地》和《阿頌塔之死》在中國是有機會迅速升溫、傳播的。然而，“白玉蘭”獎頒獎過後，兩部作品本身在中國引起的討論卻寥寥無幾，這是遠低於預期的現象。
“白玉蘭”獎對《無人之地》和《阿頌塔之死》的選擇，首先一定會衡量品質和價值的因素；另一方面，從這兩部海外作品中也可到上海電視節在國際接軌道路上的步伐。優質的作品和溝通的橋樑同時存在，那麼，面對兩部獲獎作品在國內“遇冷”的情況，上海電視節的主辦方應該負有推進和傳播兩部紀錄片的責任。今年這兩部作品獲獎過後依舊鮮有人問津，其經歷某種程度上恰恰暴露出“白玉蘭”獎在推進優質作品、促進行業交流方面行動上的缺失。
這樣的問題不僅出現在今年。此前獲得“白玉蘭”獎的紀錄片作品中，《時代：卡列夫·布勞德的故事》《農夫/退伍軍人》 等海外紀錄片在國內也缺少關注，獎項的頒佈並未掀起水花。同樣的，在2018年北京電影節的“新時代·新使命”紀錄單元中展映的紀錄片，很大一部分至今仍未進入主流視野之中。
這些經過了節展認可的紀錄片作品，在後續傳播階段表現不佳，一種可能是評選標準並不嚴格，入圍或獲獎作品本身品質欠缺；另一種可能則是節展主辦方的影響力和後續推進力不足，沒有完成應有的使命。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不是整個行業樂見的。
這樣的現象反覆出現，其實是一種警醒——當前，紀錄片相關節展對於單部紀錄片作品的評價與傳播有著很大的意義；而具有專業影響力的節展本身是既是渠道資源，又是一份每年延續的責任。說重一點，如果每年花重金辦展，只圖了當時熱鬧，而未給優質的紀錄片更多傳播空間，也沒有給優秀的紀錄片創作者提供新的創作空間，就是失職。
紀錄片評獎的進步方向有例可參
當然，國內也有一些紀錄片節展的做法值得借鑑。
紀錄片的評選方面可以參照廣州紀錄片節的經驗。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廣東省人民政府主辦的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帶著官方背景，其專業性和評選體系都能看到一定的保障。去年年底，廣州紀錄片節上有來自全球五大洲共113個國家和地區，共4239部/集作品參評、參展，刷新了目前亞洲紀錄片節的徵片數量。而這些參評作品中，出現了許多在德國柏林國際電影節、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美國聖丹斯國際電影節、加拿大國際紀錄片節等知名紀錄片國際節展中獲獎的影片。評選作品的規模和質量同時在線。
2018年FIRST創投會電影計劃公開陳述現場
而在影響力、推進力方面的努力，則可以參照一些電影節展激勵項目的做法——從紀錄片製作到傳播，給予最大程度上的幫助和促進。例如，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設有專門的“創投會”，不僅能為青年影人的作品提供融資和學習交流的平臺，還設立電影計劃來推進作品參與到國際重要電影節的評介體系之中。
目前，FIRST創投會已經多次推動青年影人的作品在國際上亮相：《我的青春期》提名第28屆東京電影節主競賽單元最佳影片、《清水裡的刀子》獲第21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浪潮獎、《暴雪將至》入圍第30屆東京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並獲得最佳男演員和最佳藝術貢獻獎…… 青年導演的電影可以這樣操作，那些相對冷門的紀錄片作品同樣可以選擇這樣的渠道和路徑。
其實，一些知名的綜合類影視節展，只要在評選和推進過程中對紀錄片領域真正花下心思，其獎項的跨界影響力還是不容小覷的。就像專門的紀錄片節展那樣，一方面嚴格設計適合紀錄片評審的章程標準，另一方面對獎項認可的冷門紀錄片採取更多後續行動，對於節展本身的口碑和紀錄片行業的發展，將是一場雙贏。
閱讀更多 紀實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