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方言歷時研究》大約是語言學家林倫倫先生對潮汕方言所作的縱向的歷時性研究的階段性總結了，其主體部分可算是粵東地區的閩方言發展史，全書基本囊括了他迄今潮汕方言的主要學術成果，而收錄其中的“潮汕方言詞法特點與歷時研究”部分，是作者1994年獲評中國語言學界最高獎項——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的系列論文。竊認為，該書是潮汕方言研究的又一座學術高峰。新書面世，筆者承林先生惠贈得以先睹為快，因而有所聯想和闡發，茲權做讀後感並順便一述己見。
《潮汕方言歷時研究》第一至第四章的最主要內容，是對潮汕方言“是什麼”、“哪裡來”、“為何是這樣”的學術解答。
潮汕方言學術稱謂是“粵東閩南方言”，屬於閩南次方言的一種，它也叫潮州話、汕頭話、潮汕話或潮語，與臺灣話、泉州話、廈門話、漳州話、雷州話、海南話的性質一樣，其實只屬於閩方言的閩南次方言的一種土語。潮汕方言主要流行於粵東的汕頭、潮州、揭陽三市和汕尾市部分地區，目前海內外的使用人口約有2000多萬。
潮汕方言是怎樣形成的？《潮汕方言歷時研究》即是對潮汕方言縱向發展過程進行專業研究及介紹，簡而言之，潮汕的方言發展大約是：春秋時期，潮汕先民使用土著越語——一種屬於壯侗語族的少數民族語言；秦漢六朝時期，漢（閩）語進入，潮汕地區正在逐步融合生成一種與閩南方言大同小異的漢語次方言，這種方言同時含有原土著越語的不少成分；唐宋元明時期，潮汕方言漸進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區別於閩南方言其他土話（漳州、泉州話等），明代之後，終於發展成一種獨立的次方言土話。現在的潮汕方言，仍然保留了古閩語的很多特點，這些特點實際上也是古吳越語、古漢語的特點。此後，晚清、民國直至改革開放以來潮汕方言的發展都有所演變，這些，該書都作了科學的梳理和闡述。
如何能夠證明以上的發展脈絡及階段劃分情況？《潮汕方言歷時研究》結合當時潮汕人口流動等社會因素，通過潮汕方言在各階段保留的語言沉澱層實例，從語言學、音韻學等專業角度，科學化、系統化、理論化的進行論證。春秋時期，作者主要以土語沉澱層作為論據，如“墟”作市集解、“寮”作簡陋小屋解與今武鳴、龍州壯語相同，“妳”作乳房、乳汁解的音義與今武鳴、龍州壯語和西雙版納、德安傣語接近，“幹”作為“乾溼”的音義與布依語相似，“個”作結構助詞（略等於普通話“的”）解與布依族的“的”、“者”音義相同等，書中舉例還有很多。秦漢六朝時期，作者主要從語音、詞彙兩大方面對漢語次方言（閩南方言）沉澱層進行嚴密比較，分析大量名詞、動詞、形容詞、親屬稱呼、量詞及其他類詞彙的結構等，逐一考察漢魏之前及六朝時期的兩個層次沉澱的古語詞，在理論上確立其觀點。唐宋元明時期，作者主要就語言沉澱層和地方文獻資料，將之與《廣韻》為主的中古音系進行比較等，從音韻、語法特點、詞法結構等各方面出發，說明潮汕方言在元明時代初步獨立、並進一步分化獨立成閩南方言下的次一級方言土語。晚清、民國至現當代，作者主要是用第一手地方文獻資料進行分析論證。
這整個論證過程是專業而嚴謹的，現存可用材料都是該書研究所及。林先生在學術驗證的同時，再次指正了至今仍廣為流行的謬誤，如指出並未有跡象顯示古楚語影響延及潮汕地區；如辨正倒序詞（“客人”稱“人客”等）並非潮汕方言所獨有；又如強調並非“秦戍五嶺”時期秦人直接帶來中原漢語，潮汕方言保留古漢語特點其實多由閩方言間接而來，是因為與移民的遷徙路線相關等。
像上述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多年前雖已被學界所證謬，然而至今報刊雜誌仍時有出現。要知道語言學是一門專門學問，潮籍語言學、音韻學家一直是中國相關學界的生力軍乃至領軍者，出現這種情況不免遺憾，想來還是宣傳、普及不夠造成的。這裡強調一下，並非說不能質疑或假設，但在缺乏專業知識支持、不瞭解方言發展規律下隨意臆想出來的“觀點”，很難令人信服，乃至有的愛好者僅憑直觀類比和文學思維便輕易作“學術”“考證”，且一副真理在握的樣子，則未免流於荒誕。讀讀林先生的著作，就能知道什麼叫做嚴謹的學術論證。
同時，《潮汕方言歷時研究》對“潮汕方言”這個大名的外延內涵以及當下潮汕三市方言音系的命名做出專業界定：“粵東閩語作為粵東閩南話的泛稱，專業術語可使用。但為了使廣大人民群眾也樂於接受，通常情況下可使用‘潮汕方言’或‘潮汕話’的叫法。因為‘潮汕’本身就是一個泛稱，現在常指汕頭、潮州、揭陽三市。但作為區域方言，還應包括海陸豐一帶（即今汕尾市）的閩南話和豐順、大埔所說的閩南話。使用‘潮汕’這個名稱，可以避免‘潮州’‘汕頭’等叫法在廣義和狹義上產生混淆。把‘大名’確定了以後，我們便可把各地地名作為各地方言的‘小名’了：潮州話指的是潮州府城話（與楓溪區、潮安縣方言有一定區別），汕頭話指的是汕頭市話（與濠江區及金平區的鮀浦、岐山，龍湖區的下蓬、外砂、新溪街道，和澄海區方言有一定區別），揭陽話指的是揭陽榕城話（與普寧、惠來話也有區別）。”類似這些，想來應是相關研究者、愛好者所必須懂得的。
《潮汕方言歷時研究》第五和第六章，是從語法特點和詞語的方面做歷時性的考證和分析，其中潮汕方言保留的歷代文獻中的詞語考釋部分列舉了潮汕方言至今仍保留著的先秦、兩漢六朝、唐宋、元明清四個歷史階段近500個（組）古漢語詞，可說是其20多年前方言考釋扛鼎之作《潮汕方言詞考釋》的最新補充，其考證精當，文獻材料詳實豐富，由於還舉了方言口語的例子，內容也易懂，非專業者大可“看趣味”。這些，在目前網絡上普遍存在濫用諧音字表達口語情況下，對部分潮語的規範書寫也應有所幫助。
此外，《潮汕方言歷時研究》中提到的一個問題值得注意。林倫倫先生結合史料，從語言學角度證實潮汕方言文讀系統的雛形至遲在唐末形成，他還強調了韓愈的歷史作用：“被忽視了的、然而值得一提的、對潮州方言產生較大影響的事件還有韓愈治潮八月”。應該說，韓愈對豐富、發展潮汕方言的影響，的確是學界向來所忽略的，粗閱各輯《潮學研究》、《潮學研討會論文集》以及多期汕大、韓師學刊，確未見專文論及，筆者不揣淺陋，茲就此問題拋磚引玉，就教於方家。
考察新、舊《唐書》，以及現能見所有封建時代刊行的4種完整《潮州府志》和6種《廣東通志》，唐代謫官入潮第一人為貞觀十八年（664）的張玄素，《粵大記》載其“撫摩困窮，興建學校，悉以勤民事”，則是史料明確的本地區最早興學記錄，此後，儀鳳二年（677）常懷德“以禮儀教民，民皆化之”、大曆十四年（779）常袞“興學教士，潮俗為之丕變”元和十四年（819）韓愈“首置鄉校，延趙德為師，捐俸百千為舉本，收其贏餘給學生廚饌費，自是潮篤於文行”等興學事蹟接踵出現於多種地方誌書。當時他們的語言與本地區土語是不能相通的，而讀書講學、吟誦詩文用的是近於當時的普通話的另一種話，即現在所謂的“孔子正”、語言學上新稱的“文讀系統”，《潮汕方言歷時研究》經過專業、縝密的考證充分證實了“現在同白話系統分庭抗禮的潮話文讀系統也應該奠定於此時或此後的一段時間”，可謂的論。韓愈及趙德他們在潮汕地區的傳道起文，對文讀系統的奠定和後來的最終形成，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首先，雖然韓愈之前已有官員興建學校，然而屢經荒廢，如公元664年張玄素興學教士，但在100餘年後州已無學，因此順治版《潮州府志》才認為779年入潮的常袞是啟蒙者，稱常袞“抵潮興學校，潮人由袞知學雲”，後又荒廢，至韓愈819年始再度興學，所以嘉靖版《潮州府志》才載韓愈“首置鄉校……自是潮篤於文行”，之後史料再未出現類似“州失學”的記載。這說明韓愈之後，潮汕興學情況再沒中斷。這樣，當時有多少讀書人便有多少“孔子正”直接傳播，其間接影響則可及市井鄉村，因為《潮州請置鄉校牒》中便提到官吏和鄉人，且韓愈自言首倡《鄉飲禮》，誦唱《鹿歌》，而所有禮教所採用的語言載體必然是“孔子正”——文讀系統。
其次，語言的傳播與人口息息相關，現能見潮汕最早的人口數據來自《宋書·州郡四》的記載：東晉義熙九年（413）義安建郡時有戶口數1119戶、丁口5522人。隋唐時期，《隋書·地理志》載隋開皇十一年（591）時有戶口數2066戶；《元和郡縣圖志》載唐開元（713-741）年間有戶口數9337戶，（同書載806-820年間有1955戶），又《太平寰宇記》載唐開元年間有1800戶，此兩者應是指“編戶”而非實際戶；《新唐書·地理志》載有戶口數4420戶、丁口26745人（統計年代未明）；《通典》載有戶口數10324戶、丁口51674人（統計年代在780年至公元801年之間）；《潮州請置鄉校牒》中韓愈稱潮州有戶數10000餘戶，時間是在其貶潮的819年。上列是至唐代的潮汕原始人口數據，雖然古文獻所錄可能因時勢不同、統計口徑有異等因素而不易解讀，但也只能以這些作為最重要參考資料。則從上引可知，大約至韓愈時潮汕人口也迅速增加，無疑此期傳播受眾最多、範圍最廣，更主要的是，“孔子正”傳承因興學未再中斷而更顯牢固。
這裡還應指出的是，見於潮汕和福建地方誌的陳元光率兵入潮汕事蹟，史源實際來自屢經疊加美化後的早期族譜，至少在介紹其“文治武功”方面存在若干虛構誇大現象，因此個人認為，隨陳元光入潮汕的人口數量及連帶語言影響相對有限，反而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南來官員在本地實施的漢文化教育事業，才是此期影響潮汕方言發展的主要因素。當然，實施教化的對象也包括閩人在內的漸次移入的外來人口。
最後，《潮汕方言歷時研究》稱在韓愈入潮“此時或之後一段時間”是文讀系統的“奠定時期”而不提“形成時期”，這個定位描述十分精當的，筆者讀後獲益匪淺。還有一條較原始材料可以參考，《永樂大典》引《三陽志》，說潮州郡城以東的瓷窯、水南兩地，僅離城五、六里已經語音不通：“郡以東，其地曰白瓷窯，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謂之‘不老’。或曰韓公出刺之時，以正音為郡人誨，一失其真，遂復不變。市井間六、七十載以前，猶有操是音者，今不聞矣。惟白瓷窯、水南之人相習猶故。”按《三陽志》刊行時間上限為南宋、下限為元代，今原本不存，僅殘留曾被引用的若干記錄，《永樂大典》這條引用：一方面再次佐證韓愈確曾“以正音為郡人誨”；另一方面，“一失其真，遂復不變”說明當時直接影響範圍是很廣的，只是後來“正音”又有所失去，導致《三陽志》成書（南宋或元代）前六、七十年城東數里便有異音——考本地區在開寶四年（971）納入北宋版圖時戶口數已達3萬餘，元豐年間（推測為1080年前）又增至73672戶，則這種“失去”有可能是受外來人口激增所影響。
綜上所述，如果將保留古漢語形式和特點等視為“貢獻”的話，則韓愈的功績顯而易見，因為在潮汕方言初步奠定時期，正是韓愈復興了自張玄素濫觴又幾度中斷的漢文化教育事業，且他在離開時又安排本土文士趙德存續教化，遂使興學、文讀系統延綿不斷，讓今天的潮汕方言更大限度的成為名副其實的“古漢語的活化石”。在標誌著現代音韻學史開端的著作《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著名漢學家高本漢曾經對“三十三種中國方言詳細研究”，從而得出“汕頭話是現今中國方言中最古遠，最特殊的”結論，正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南來官員此項功績的體現。
閱讀更多 大潮汕談世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