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方言历时研究》大约是语言学家林伦伦先生对潮汕方言所作的纵向的历时性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了，其主体部分可算是粤东地区的闽方言发展史，全书基本囊括了他迄今潮汕方言的主要学术成果，而收录其中的“潮汕方言词法特点与历时研究”部分，是作者1994年获评中国语言学界最高奖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的系列论文。窃认为，该书是潮汕方言研究的又一座学术高峰。新书面世，笔者承林先生惠赠得以先睹为快，因而有所联想和阐发，兹权做读后感并顺便一述己见。
《潮汕方言历时研究》第一至第四章的最主要内容，是对潮汕方言“是什么”、“哪里来”、“为何是这样”的学术解答。
潮汕方言学术称谓是“粤东闽南方言”，属于闽南次方言的一种，它也叫潮州话、汕头话、潮汕话或潮语，与台湾话、泉州话、厦门话、漳州话、雷州话、海南话的性质一样，其实只属于闽方言的闽南次方言的一种土语。潮汕方言主要流行于粤东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和汕尾市部分地区，目前海内外的使用人口约有2000多万。
潮汕方言是怎样形成的？《潮汕方言历时研究》即是对潮汕方言纵向发展过程进行专业研究及介绍，简而言之，潮汕的方言发展大约是：春秋时期，潮汕先民使用土著越语——一种属于壮侗语族的少数民族语言；秦汉六朝时期，汉（闽）语进入，潮汕地区正在逐步融合生成一种与闽南方言大同小异的汉语次方言，这种方言同时含有原土著越语的不少成分；唐宋元明时期，潮汕方言渐进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区别于闽南方言其他土话（漳州、泉州话等），明代之后，终于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次方言土话。现在的潮汕方言，仍然保留了古闽语的很多特点，这些特点实际上也是古吴越语、古汉语的特点。此后，晚清、民国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方言的发展都有所演变，这些，该书都作了科学的梳理和阐述。
如何能够证明以上的发展脉络及阶段划分情况？《潮汕方言历时研究》结合当时潮汕人口流动等社会因素，通过潮汕方言在各阶段保留的语言沉淀层实例，从语言学、音韵学等专业角度，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进行论证。春秋时期，作者主要以土语沉淀层作为论据，如“墟”作市集解、“寮”作简陋小屋解与今武鸣、龙州壮语相同，“妳”作乳房、乳汁解的音义与今武鸣、龙州壮语和西双版纳、德安傣语接近，“干”作为“干湿”的音义与布依语相似，“个”作结构助词（略等于普通话“的”）解与布依族的“的”、“者”音义相同等，书中举例还有很多。秦汉六朝时期，作者主要从语音、词汇两大方面对汉语次方言（闽南方言）沉淀层进行严密比较，分析大量名词、动词、形容词、亲属称呼、量词及其他类词汇的结构等，逐一考察汉魏之前及六朝时期的两个层次沉淀的古语词，在理论上确立其观点。唐宋元明时期，作者主要就语言沉淀层和地方文献资料，将之与《广韵》为主的中古音系进行比较等，从音韵、语法特点、词法结构等各方面出发，说明潮汕方言在元明时代初步独立、并进一步分化独立成闽南方言下的次一级方言土语。晚清、民国至现当代，作者主要是用第一手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论证。
这整个论证过程是专业而严谨的，现存可用材料都是该书研究所及。林先生在学术验证的同时，再次指正了至今仍广为流行的谬误，如指出并未有迹象显示古楚语影响延及潮汕地区；如辨正倒序词（“客人”称“人客”等）并非潮汕方言所独有；又如强调并非“秦戍五岭”时期秦人直接带来中原汉语，潮汕方言保留古汉语特点其实多由闽方言间接而来，是因为与移民的迁徙路线相关等。
像上述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多年前虽已被学界所证谬，然而至今报刊杂志仍时有出现。要知道语言学是一门专门学问，潮籍语言学、音韵学家一直是中国相关学界的生力军乃至领军者，出现这种情况不免遗憾，想来还是宣传、普及不够造成的。这里强调一下，并非说不能质疑或假设，但在缺乏专业知识支持、不了解方言发展规律下随意臆想出来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乃至有的爱好者仅凭直观类比和文学思维便轻易作“学术”“考证”，且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则未免流于荒诞。读读林先生的著作，就能知道什么叫做严谨的学术论证。
同时，《潮汕方言历时研究》对“潮汕方言”这个大名的外延内涵以及当下潮汕三市方言音系的命名做出专业界定：“粤东闽语作为粤东闽南话的泛称，专业术语可使用。但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也乐于接受，通常情况下可使用‘潮汕方言’或‘潮汕话’的叫法。因为‘潮汕’本身就是一个泛称，现在常指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但作为区域方言，还应包括海陆丰一带（即今汕尾市）的闽南话和丰顺、大埔所说的闽南话。使用‘潮汕’这个名称，可以避免‘潮州’‘汕头’等叫法在广义和狭义上产生混淆。把‘大名’确定了以后，我们便可把各地地名作为各地方言的‘小名’了：潮州话指的是潮州府城话（与枫溪区、潮安县方言有一定区别），汕头话指的是汕头市话（与濠江区及金平区的鮀浦、岐山，龙湖区的下蓬、外砂、新溪街道，和澄海区方言有一定区别），揭阳话指的是揭阳榕城话（与普宁、惠来话也有区别）。”类似这些，想来应是相关研究者、爱好者所必须懂得的。
《潮汕方言历时研究》第五和第六章，是从语法特点和词语的方面做历时性的考证和分析，其中潮汕方言保留的历代文献中的词语考释部分列举了潮汕方言至今仍保留着的先秦、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四个历史阶段近500个（组）古汉语词，可说是其20多年前方言考释扛鼎之作《潮汕方言词考释》的最新补充，其考证精当，文献材料详实丰富，由于还举了方言口语的例子，内容也易懂，非专业者大可“看趣味”。这些，在目前网络上普遍存在滥用谐音字表达口语情况下，对部分潮语的规范书写也应有所帮助。
此外，《潮汕方言历时研究》中提到的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林伦伦先生结合史料，从语言学角度证实潮汕方言文读系统的雏形至迟在唐末形成，他还强调了韩愈的历史作用：“被忽视了的、然而值得一提的、对潮州方言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还有韩愈治潮八月”。应该说，韩愈对丰富、发展潮汕方言的影响，的确是学界向来所忽略的，粗阅各辑《潮学研究》、《潮学研讨会论文集》以及多期汕大、韩师学刊，确未见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兹就此问题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考察新、旧《唐书》，以及现能见所有封建时代刊行的4种完整《潮州府志》和6种《广东通志》，唐代谪官入潮第一人为贞观十八年（664）的张玄素，《粤大记》载其“抚摩困穷，兴建学校，悉以勤民事”，则是史料明确的本地区最早兴学记录，此后，仪凤二年（677）常怀德“以礼仪教民，民皆化之”、大历十四年（779）常衮“兴学教士，潮俗为之丕变”元和十四年（819）韩愈“首置乡校，延赵德为师，捐俸百千为举本，收其赢余给学生厨馔费，自是潮笃于文行”等兴学事迹接踵出现于多种地方志书。当时他们的语言与本地区土语是不能相通的，而读书讲学、吟诵诗文用的是近于当时的普通话的另一种话，即现在所谓的“孔子正”、语言学上新称的“文读系统”，《潮汕方言历时研究》经过专业、缜密的考证充分证实了“现在同白话系统分庭抗礼的潮话文读系统也应该奠定于此时或此后的一段时间”，可谓的论。韩愈及赵德他们在潮汕地区的传道起文，对文读系统的奠定和后来的最终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首先，虽然韩愈之前已有官员兴建学校，然而屡经荒废，如公元664年张玄素兴学教士，但在100余年后州已无学，因此顺治版《潮州府志》才认为779年入潮的常衮是启蒙者，称常衮“抵潮兴学校，潮人由衮知学云”，后又荒废，至韩愈819年始再度兴学，所以嘉靖版《潮州府志》才载韩愈“首置乡校……自是潮笃于文行”，之后史料再未出现类似“州失学”的记载。这说明韩愈之后，潮汕兴学情况再没中断。这样，当时有多少读书人便有多少“孔子正”直接传播，其间接影响则可及市井乡村，因为《潮州请置乡校牒》中便提到官吏和乡人，且韩愈自言首倡《乡饮礼》，诵唱《鹿歌》，而所有礼教所采用的语言载体必然是“孔子正”——文读系统。
其次，语言的传播与人口息息相关，现能见潮汕最早的人口数据来自《宋书·州郡四》的记载：东晋义熙九年（413）义安建郡时有户口数1119户、丁口5522人。隋唐时期，《隋书·地理志》载隋开皇十一年（591）时有户口数2066户；《元和郡县图志》载唐开元（713-741）年间有户口数9337户，（同书载806-820年间有1955户），又《太平寰宇记》载唐开元年间有1800户，此两者应是指“编户”而非实际户；《新唐书·地理志》载有户口数4420户、丁口26745人（统计年代未明）；《通典》载有户口数10324户、丁口51674人（统计年代在780年至公元801年之间）；《潮州请置乡校牒》中韩愈称潮州有户数10000余户，时间是在其贬潮的819年。上列是至唐代的潮汕原始人口数据，虽然古文献所录可能因时势不同、统计口径有异等因素而不易解读，但也只能以这些作为最重要参考资料。则从上引可知，大约至韩愈时潮汕人口也迅速增加，无疑此期传播受众最多、范围最广，更主要的是，“孔子正”传承因兴学未再中断而更显牢固。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见于潮汕和福建地方志的陈元光率兵入潮汕事迹，史源实际来自屡经叠加美化后的早期族谱，至少在介绍其“文治武功”方面存在若干虚构夸大现象，因此个人认为，随陈元光入潮汕的人口数量及连带语言影响相对有限，反而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南来官员在本地实施的汉文化教育事业，才是此期影响潮汕方言发展的主要因素。当然，实施教化的对象也包括闽人在内的渐次移入的外来人口。
最后，《潮汕方言历时研究》称在韩愈入潮“此时或之后一段时间”是文读系统的“奠定时期”而不提“形成时期”，这个定位描述十分精当的，笔者读后获益匪浅。还有一条较原始材料可以参考，《永乐大典》引《三阳志》，说潮州郡城以东的瓷窑、水南两地，仅离城五、六里已经语音不通：“郡以东，其地曰白瓷窑，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谓之‘不老’。或曰韩公出刺之时，以正音为郡人诲，一失其真，遂复不变。市井间六、七十载以前，犹有操是音者，今不闻矣。惟白瓷窑、水南之人相习犹故。”按《三阳志》刊行时间上限为南宋、下限为元代，今原本不存，仅残留曾被引用的若干记录，《永乐大典》这条引用：一方面再次佐证韩愈确曾“以正音为郡人诲”；另一方面，“一失其真，遂复不变”说明当时直接影响范围是很广的，只是后来“正音”又有所失去，导致《三阳志》成书（南宋或元代）前六、七十年城东数里便有异音——考本地区在开宝四年（971）纳入北宋版图时户口数已达3万余，元丰年间（推测为1080年前）又增至73672户，则这种“失去”有可能是受外来人口激增所影响。
综上所述，如果将保留古汉语形式和特点等视为“贡献”的话，则韩愈的功绩显而易见，因为在潮汕方言初步奠定时期，正是韩愈复兴了自张玄素滥觞又几度中断的汉文化教育事业，且他在离开时又安排本土文士赵德存续教化，遂使兴学、文读系统延绵不断，让今天的潮汕方言更大限度的成为名副其实的“古汉语的活化石”。在标志着现代音韵学史开端的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曾经对“三十三种中国方言详细研究”，从而得出“汕头话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结论，正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南来官员此项功绩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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