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者，國之幹。”尊尚英雄是人類一種最深沉的情感，英雄是一個民族最閃亮的座標。歲月的長河裡，無數英烈前仆後繼，為爭取民族獨立、實現國家富強、促進世界和平而英勇獻身，他們以鮮血澆灌理想，用生命捍衛信仰，構築起一座座不朽的精神豐碑。這其中，也不乏統一戰線英烈的身姿。“統戰新語”推出“為了民族復興•統戰英烈”專欄，陸續刊載在實現民族復興偉業中，統一戰線英烈人物英勇獻身的光輝事蹟和畢生奮鬥的崇高精神，共同營造紀念、緬懷、崇尚、學習英烈的浩然正氣和濃厚氛圍。
鄧演達（1895—1931），字擇生，廣東惠陽人。中國農工民主黨創始人。1909年入廣東陸軍小學。1911年加入同盟會。1919年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1920年後，歷任粵軍第一師參謀兼獨立營營長、第三團團長。1924年先後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黃埔軍校教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隊長。同年冬赴德國研習政治經濟。1925年底回國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並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北伐戰爭期間，任北伐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軍佔領武漢後，兼任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和北伐軍武漢行營主任，是武漢國民政府中著名的國民黨左派領導人。1927年3月，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主席團成員和農民部部長，並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敗後流亡至蘇聯，並赴歐亞諸國考察。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1930年8月9日在上海主持召開第一次全國幹部會議，正式成立了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主張反帝反封建，推翻南京反動統治，建立平民政權。當選為中央幹部會總幹事。1931年8月正準備武裝起義時，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29日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於南京。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革命志士在武昌高舉義旗，全國各省紛紛響應，鄧演達等廣東陸軍小學的同學十多人被派往潮汕，參加以姚雨平為首的革命軍的敢死隊，初露頭角。
1920年初，應粵軍參謀長鄧鏗急召，鄧演達趕赴福建漳州，加入孫中山直接領導的軍隊——援閩粵軍，開始追隨孫中山從事民主革命。
1924年，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孫中山下令籌辦一所新型的軍事學校——黃埔軍校，培養革命的軍事人才。鄧演達被孫中山任命為軍校7位籌備委員之一。鄧演達致力於黃埔軍校的建設，尊重蘇聯顧問，與共產黨人周恩來、聶榮臻、葉劍英等真誠合作，彼此親密無間，開誠佈公，使軍校為中國革命培養大批人才。
1926年，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
北伐期間，鄧演達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主持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並參與中路軍的軍事指揮。他積極推廣軍隊政治工作制度，擴大健全總政治部組織機構，有利支持了北伐軍的軍事行動。總政治部在各個軍設立政治部，軍之下各師也設立政治部。國民革命軍八個軍中，除第一、五軍外，全部由共產黨員任黨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如李富春、朱克靖、麥朝樞、林伯渠分任第二、三、四、六各軍政治部主任。各師團政工人員也多由共產黨員擔任，總政治部成為國共合作的典範，為北伐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1927年3月，中國國民黨在武漢舉行二屆三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共同努力下，會議通過了20多項重要決議，旨在防止個人獨裁和軍事專制。圖為與會者合影中的毛澤東（前右）、彭澤民（前左）、鄧演達（後右）、惲代英（後左）。
在1927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鄧演達被選為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決定在武昌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實際負責農講所的工作，鄧演達對他給予了有力的支持。毛澤東後來盛讚鄧演達在農民運動方面同他的合作，說：“大革命時期搞農民運動，陳獨秀、彭述之不與我合作，倒是鄧演達肯同我合作。”周恩來也說過：“當他（鄧演達）從蘇聯回來，在討論土地問題時，他和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一致，他積極主張摧毀封建勢力。”
1930年，鄧演達回國組黨時攝於上海的照片。上面題寫的內容，闡述了鄧演達關於革命任務、革命對象、革命盟友等方面的重要思想觀點。
大革命失敗後，鄧演達離開國內，先後到蘇聯、德國以及一些歐亞國家考察，探索復興中國革命的道路。1930年5月秘密回國，於8月9日在上海主持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簡稱為臨委會），明確提出武力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建立以農工為重心的平民政權、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張。
臨委會成立後，在鄧演達的領導下從組織、宣傳、民運、軍事等方面積極工作，開展以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為目標的革命活動。
1930年，鄧演達在臨委會中央機關辦公室
在鄧演達的親自指導下，“黃埔革命同學會”於1930年1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任務是聯絡和組織一至五期的黃埔同學。到1931年夏季，會員人數以及受到這一組織影響的黃埔各期學生，共達5、6千人。許多黃埔生認為：蔣介石拿我們做革命本錢，他成功了就不管我們的死活。今天鄧先生再來領導我們革命，就是我們唯一的出路。黃埔革命同學會聲勢壯大，組織遍佈，使黃埔學生髮生了激烈的分化，動搖了蔣介石對黃埔學生的控制，震撼著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基礎。
鄧演達利用其與國民黨軍隊的歷史關係以及蔣介石嫡系與非嫡系間的矛盾，在國民黨軍隊中進行聯絡和策反工作。許多軍事將領，或親自，或派代表到上海同鄧演達聯繫，有的表示願意響應、配合鄧演達起義，有的參加了農工黨。
經過組織聯絡，至1931年夏，擬響應武裝起義的反蔣力量已有相當規模，各項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也漸次就緒。臨委會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制定了武裝起義計劃，決定由鄧演達任起義總指揮。
不幸的是，1931年8月17日，由於叛徒的出賣，鄧演達在上海被捕。在拒絕了蔣介石高官厚祿的收買後，1931年11月29日夜鄧演達被蔣介石派人秘密殺害於南京城麒麟門外。
1957年冬，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幫助下，鄧演達遺骸從南京麒麟門外小營崗遷葬於中山陵景區內靈谷寺旁。圖為遷葬後的鄧演達烈士墓，碑文由何香凝題寫。
毛澤東將鄧演達同岳飛、文天祥、聞一多等人相提並論，稱他們“以身殉志，不亦偉乎！”1961年，毛澤東與周谷城談話時說：“鄧演達這個人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人。”
周恩來1944年回憶說：
“在武漢時，若以鄧演達為中心，會更好些，而當時我們不重視他。”“這人的人格很高尚，對蔣介石始終不低頭。”在1981年7月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大會報告中，鄧演達被稱為“一貫支持我們黨的黨外親密戰友”。（原話為“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的時候……我們還深切懷念一貫支持我們黨的黨外親密戰友廖仲愷、何香凝、鄧演達、楊杏佛、沈鈞儒等同志。”）
1985年3月，紀念鄧演達先生誕辰90週年座談會舉行，會議稱讚鄧演達先生“為國家民族的獨立、平等、自由，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建立了豐功偉績，不愧為中華民族的一名優秀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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