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國快速上漲又成了輿論的焦點。數據顯示，過去一年，在全國的一二線城市中，有13個城市房租漲幅超過20%。其成都房租上漲了30.98%，深圳上漲了29.68%，重慶、西安、天津、合肥等二線城市，漲幅全線超越北上廣，而北京和廣州的漲幅也均超過20%。
那麼最近，這些城市房租上漲的原因是什麼？當然是多方面的。有人認為是季節性因素，是供需結構失衡，是如北京那樣大力拆除違規建築，是長租公寓哄抬房租，等等。對於房租上漲季節性因素，數據顯示，北京、上海、深圳三個一線城市，7月房租環比上漲分別為2.4%，2.1%和3.1%。2018年1-7月，租金指數同比上漲10.7%，略高於2015年和2017年漲幅，低於2016年漲幅。也就是說，按照一般情況，其房租上漲較正常，並非有多大問題。
對於大力拆除違章建築，這個因素是否能夠導致房租這樣快速上漲，其理由一點都不充分，因為北京曾有過這樣舉動，也引發了社會廣泛的輿論，但這些政府行為已經在調整，更何況，其它城市沒有這種大力拆除違章建築的舉動，房租也不是快速上漲了嗎？就目前情況來說，這些政府行為對當前房租上漲有一點影響，但不會太大。
對於出租住房供需結構失衡，是一個比較扯的概念，基本是住房租賃公司的自說自話。在這些公司看到，政府對群租房以及隔斷房整頓，使得低端客戶向高端客戶轉變，以及現在租房者基本上是高端租房客戶，兩類客戶碰在一起，必然導致這類住房租賃市場出現價格的結構性上漲。其實，這些公司講的這些話基本上圍繞著該類公司的經營理念或所理解的商機而發。這些言論看上去是有道理，但實際上是嚴重掩蓋了這次不少城市房租快速上漲的真正理由，
真正原因是長租公寓企業推高住房租賃市場價格。這次不少城市的房租快速上漲，主要的原因中介租賃公司及長租公寓哄抬房租上漲的結果。
8月17日，原我愛我家集團副總裁胡景暉所披露出來的情況基本上是事實。他認為，以自如、蛋殼公寓代表的長租公寓運營商，為了擴大規模，以高於市場正常價格的20%到40%在爭搶房源，人為抬高收房價格，而且這些長租公寓重裝修、N+1出租模式加劇了租房價格上漲。
本來，在十九大報告中，政府一直在強調發展住房租賃市場，以化解中國住房市場的問題。這些長租公寓企業看到政府房地產市場發展的政策點，也看到中國租賃市場剛起步由於住房租賃政策不健全存在的商機。所以，自如、蛋殼等這些長租公寓肯定會藉助於外在資本進入這個市場。而外資之所以會進入，就在於目前這個市場存在政策缺陷下的暴利。
據我所知，這些公司收到的房子基本上與業主簽訂三年租賃合同，給業主的租金每一年上漲10%。僅這些公司以低價收進、高價租出 的方式，及每年與業主租金漲幅確定，這兩方面肯定會成為這些長租公寓從市場上不計成本瘋狂收房子，推高房屋租金出租的最大動力。外部資本看到這種暴利豈能不進入？所以，當胡景暉把這種內幕暴露出來後，一旦動了外部資本及長租公寓企業的奶酪，胡景暉必走無疑。
面對這種情況，8月17日，北京市政府部門開始集中約談自如、相寓、蛋殼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賃企業負責人。政府部門對這些住房租賃企業也提出了約談的要求。比如，不得利用銀行貸款等融資渠道獲取的資金惡性競爭搶佔房源；不得以高於市場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搶佔房源；不得通過提高租金誘導房東提前解除租賃合同等方式搶佔房源。對於這些要求，在當前中國住房租賃市場、金融市場制度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下，要對長租公寓企業得出多少違規違法的結論是相當困難的。因為，無論是資金的惡性競爭、市場房租水平等沒有具體的法規是無法確定的，更無法確定這些企業違法，只能會勸說這些企業收斂些。
其實，租賃市場比較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其穩定住房租賃市場的價格最為簡單的方式，政府根本就不管其企業的融資方式，或融資來自哪裡，也不管企業有沒有通過壟斷的方式來刻意推房租，政府只管租賃企業的利潤水平。
在德國，政府是鼓勵企業及居民購買或建造住房出租，但利潤水平有嚴格限制。房東租賃住房，其租金超過合理租金20%就算違法，超過了50%也構成犯罪。合理房價及合理租金的界定標準都非常嚴格，都得通過多方的相應組織協商來確定。及堅決地保護住房租賃者的利益。還有，德國有相當嚴厲的法律限制住房投資投機需求。比如，住房交易需要支付過戶費3%、評估費5%、資本利得稅25%。不過，住房持有超過10年可以免交資本利得稅，如果住房持有少於10年則嚴格按照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進行徵稅。在這種的制度安排下，住房市場不是賺錢獲利的市場，住房投機炒作的屬性受到嚴格限制。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德國的住房租賃市場才以健康的發展。如果中國不在這些方面入手，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中國長治久安的住房租賃市場是無法發展起來，反之住房租賃市場一旦操縱在資本手上，也可能會成為暴利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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