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著名經濟學家、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在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主辦的“大國大金融：中國金融改革創新40年”活動上表示，從中國金融下一步改革來看，至少有三個任務要做，第一個就是利率市場化，第二匯率市場化，第三就是人民幣全面可兌換。
曹遠征表示，這三個是相輔相成的，只有人民幣全面可兌換，匯率才能自由化，那麼利率才可以市場化。只有這樣，中國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國內外金融機構的全面參與，上海才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中國才能擔當大國金融的義務。從這個目標來看，中國的金融改革開放任重而道遠，在下一步過程中，尤其是在開放中進行改革就變成了其中的應有之義。
作為中國金融改革最重要的見證者、支持者和推動者之一，曹遠征曾長期任職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參與了中國銀行的改制工作，親歷了中國眾多金融改革議題。
在談到中國開始面對的全球金融前沿問題時，曹遠征以宏觀審慎管理為例。他指出，這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後面臨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控制金融週期的問題，中國在這方面做了嘗試，即宏觀審慎和微觀審慎相結合的管理框架。在今年銀監會和保監會合並後，從今後的行為監管、功能監管的角度來看，所有的監管應該是一個原則。比如，證監會將來也可能會進行行為監管模式，那麼就會變成一個監管委員會。那麼央行不但要承擔貨幣政策，還有宏觀審慎監管的責任，央行就有一個新的框架，即雙支柱（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相結合）的安排。
所有的上述這些安排，都是面對全球金融的問題。金融危機的核心就是快速的去槓桿，由於槓桿的擴張收縮變成金融週期，控制金融週期就變成了全球金融的尖端問題。曹遠征表示，金融危機以後各種各樣的監管措施都是朝這個方向努力，中國也在嘗試，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已經在和全球處在一個起跑線上，在探索未來的現象。
就目前的金融風險來看，曹遠征談到，風險仍在加大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有兩條：第一是實體經濟槓桿高，國有企業的槓桿高；第二是地方融資平臺，地方融資平臺出現的風險問題不是金融風險問題，是財政問題。
曹遠征表示，針對前者，政府部門已經提出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等；對於後者，則是政府的支出責任沒有說清楚，在政府支出的事權中劃清楚，在改革過程中討論這個怎麼辦，最近央行和財政一個爭論的要點就是地方融資平臺。
今年8月初，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經濟研究雜誌撰文指出，我國地方政府融資模式從過去的“土地財政+平臺貸款”模式向“土地財政+隱性負債”模式轉變，通過明股實債的PPP項目融資、政府引導基金和專項建設基金等方式規避對地方融資平臺融資功能的限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攀升且高度不透明，財政風險可能直接轉化為金融風險。
回顧歷史，曹遠征指出，在1994年的時候財政體制改革做了一步，就是在事權沒有充分界定的時候把財權做了界定。當時財政有困難，提高了兩個比重，即提高了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綜合財政在整個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在那個時候我們知道必須要有財政體制改革，第一步就是說清支出的責任，即事權。整個政府的支出責任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有了邊界才可以處理。
“現在地方政府為什麼靠土地財政？要發展經濟，除了要解決就業還有基礎設施，這個基礎設施的建設的責任是地方還是中央的，這個事權要說清楚”，曹遠征說，“在單一制國家中地方政府就是執行的機構，事權、財權都在上面。我們看現在中國地方是承擔了很大的責任，因此就要融資，融資沒有辦法就是賣地，變成了土地責任。中央已經收70%以上的稅了，地方財政是想如何服務民生，如何改善地方的生活水平。”
曹遠征強調，一定不要忘記改革的初心，也就是市場導向、市場取向，要相信市場是自我擴張的秩序，是自我生長的秩序，在這個市場導向下政府來推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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