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阿里影業聯合出品、淘票票聯合發行的《我不是藥神》，徹底火了。
點映期間，該片在票務平臺的評分高達9.7，問鼎國產片最高紀錄；豆瓣評分9.1，成為華語影史第九部豆瓣9分電影。
由於點映期一票難求，發行與院線不得不調整計劃，將全面公映日期提前至7月5日。正式上映的第一天晚間8點，該片票房已經突破3億大關，且用戶口碑持續走高。
實時數據預測，這部電影的票房有望“30億保底、衝擊40億”。而刷遍朋友圈的“自來水”們則表示，這是一部“零差評”的電影，甚至是“很長時間以來最好的國產片”。
7月4日，在看完《我不是藥神》點映場後，韓寒發表了一篇微博，稱“很多年沒有在電影院看到這樣一部國產電影了”，該微博隨即迅速登上了“日榜第一”。
01
洞察君觀看《我不是藥神》，同樣因為朋友圈的“強制”安利。一位朋友在好友群中給每位群友發了電影票紅包，建議“一定要看”。
影片講述了一群平凡的草根在生命與制度、道德與法律間的苟且與抉擇，上演了一幕幕真實的人間悲喜劇。
片中沒有絕對的壞人，卻充斥著衝突與矛盾。由於沒有矛頭可發洩，觀影的人只能無語凝噎——直到片尾曲放完，熒幕變成黑幕，片場依舊坐滿，無人離開。
洞察君不希望影響仍未觀影者的體驗，因此本文不涉及大面積劇透。
對於這樣一部電影，劇情之外，我們仍有太多感慨。此前，華商君曾發表了多篇醫藥企業/行業相關的文章，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相關作品被內部否決，無法面世。
醫藥是一個複雜的行業，鉅額資金、高尖技術、政治博弈於此一概不缺。同時，它又是直接影響民生甚至決定部分人生死的行業，因此，未來很長時間內，它仍將製造眾人無法逃避的漩渦。
絕大部分人的一生之中，總會有渴求“藥神”的時刻。正如那句臺詞所說：“我不想死，我想活著……誰家還沒個病人啊，你敢保證你一輩子不得病？”
病患對於廉價藥的需求，藥廠對於知識產權的維護，政府的相關政策和制度……三者之間難以完美平衡，使得無解之症長期存在。
02
《我不是藥神》中角色與元素，不令人羨慕，也不令人痛恨。
我們不需要羨慕印度的仿製藥，那是幾十萬條生命“換來”的。
1984年，印度博帕爾市的美國聯合碳化物分公司設於貧民區的農藥廠，發生了氰化物洩漏。這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工業化學事故，共造成2.5萬人直接死亡，55萬人間接死亡，20多萬人永久殘廢。直到今天，洩露地區居民的患癌率和兒童夭折率仍然遠高於印度其他地區。
這件事之後，印度和西方國家展開了漫長的談判，印度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忽略原藥專利保護期，授權仿製藥廠繞開研發階段，被認為是此次談判的衍生品之一。
獨特的破例機制，只是印度仿製藥的“優勢”之一。為了快速出成果，一些臨床試驗被極致壓縮，部分藥的背後，隱藏著人體實驗，以及為此付出生命的試驗體——這樣的成果，中國不敢要，更不需要。
我們也不需要痛恨跨國藥企高價的原藥（新藥），這是全人類治癒頑疾、跨越絕症的希望。
每一款重大新藥問世，背後都凝聚數十億美金的資金以及可能長達幾十年的等待。
以《我不是藥神》中“格列寧”的原型“格列衛”為例。這款可以有效控制慢粒白血病人的染色體變異的藥物，從發現靶點到2001年獲批上市，整整耗費了50年的時間。
為了格列衛，瑞士諾華投資超過50億美元，直接成就了5位美國科學院院士，甚至還被認為催生了兩項足以獲得諾貝爾獎的重大發現。
新藥的誕生，無一例外由成堆美金堆疊而來。1997年到2011年之間，輝瑞製藥共計投入1082億美元的研發投入，期間上市的新藥只有14個，平均每個新藥耗資77億美元。
如果沒有原藥專利保護期，任由仿製藥發展，那將成為全人類健康的災難。仿製藥會直接扼殺醫藥公司的創新動力，最終的結果是面對疾病，人類將沒有新藥可用。
03
保護新藥和保障醫療，是每個國家和地區都在反覆權衡並調整的問題，這本身就是一種協商制度。
中國的相關情況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進步很大，但問題仍多。
《我不是藥神》的故事原型——陸勇事件，本身就是醫療制度進步的典型案例。這位“代購”印度格列衛的“違法者”，最終被法院認定不起訴，無罪釋放。
案件之後沒多久，格列衛便被納入醫保體系。緊接著，國家宣佈減免藥物進口稅和審批程序，並鼓勵外國醫藥公司來華設廠、減少成本。同時，計劃對一些藥物可特批直接仿製。
2018年4月12日，政府宣佈對進口抗癌藥實施零關稅並鼓勵創新藥進口。5月1日，中國以暫定稅率方式將包括抗癌藥在內的所有普通藥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鹼類藥品及有實際進口的中成藥，進口關稅降為零，這意味著，相關新藥的售價將大幅降低。
某種程度看來，這些舉措代表著政府對於過去一些醫藥政策的修正。
此前，中國對於藥物專利保護的制度非常嚴格。WTO規定，成員國在公共健康需求迫切時，可以打破專利強制許可制度，但迄今為止，中國從未強制使用任何新藥專利。
嚴格的保護制度，很難辨明利弊。迄今為止，除了屠呦呦的青蒿素，中國沒有出過任何一款國際公認的化藥新藥。除此之外，中國的仿製藥也只能內部消化，出口主流市場的寥若晨星。
國內仿製藥走不出去，根本原因是質量不過關。中國醫藥界有一句老話：安全無效是好藥。這句話雖然聳人聽聞，卻是業內公開的秘密。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局長畢井泉曾說：“藥品的前提是有效，底線是安全，我們過去對安全強調得多，對有效性強調得少，如果是無效，那藥品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不僅新藥研發滯後，中國人吃上新藥也慢。國外新藥想拿到中國的藥品批文，必須在中國人身上再做一次臨床試驗，這意味著國內患者至少要等5年時間。再加上新藥進入醫保的時間，平均每款新藥延遲6-8年才能進入中國，這就是所謂的“藥滯”。
藥滯現象起初有一定的科學道理。因為臨床試驗對象不同，研發者擔心歐美新藥是否同樣適用於亞洲人。但多年的臨床試驗表明，人種對藥物的適應性差異非常小，遠沒有同人種不同體重的差異明顯。另一方面，美國如今有大量亞裔群體，他們也是臨床試驗的主要對象。因此，日本等國家很早就取消了相關壁壘，將藥滯的時間縮短至1年左右。
中國是極少數堅持“舊式”藥監體制的國家之一，也是目前全世界藥滯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華商君就這一體制諮詢了一位業內專家，他給出了一個另類卻頗為諷刺的回答：“中國的醫保消費中，中藥和中成藥佔了一大半，而中藥是沒有臨床試驗的。”
此前很長時間內，國內醫藥市場有一種惡性循環。政府“攔住”新藥，給國內醫藥產業留空間；國內醫藥產業不爭氣，不僅研發不力，還拿劣質藥糊弄市場；老百姓一邊斥責政府不作為，一邊怒罵醫藥企業；而國家還為這些藥在醫保上投入了大量的真金白銀……
04
保護與需求之間的制度，仍待慢慢調整。未來的一段時間內，“藥神”的故事仍有可能發生——治療肝癌的多吉美，治療痛風的非布索坦等藥物的價格高企或缺失，仍在病痛之外，折磨著病患家庭的神經。
如何在保障研發的同時，讓更多人享受新藥的福利，是一個比電影複雜幾何倍數的難題。相較理不清、道不明的醫藥平衡，《我不是藥神》這部電影的誕生，或許更值得關注與討論。
如前所述，新藥的專利保護，本身就是一種協商制度。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有不少公民組成的組織參與藥企與政府的協商，藉此影響相關政策，進行“討價還價”，但在中國，這類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可有可無。
直到病痛降臨的那一刻之前，絕大多數民眾不清楚也不關心原藥的價格。從這個角度看來，通過電影等強有力的渠道，來喚醒民眾的意識，顯得尤為關鍵。
中國需要《我不是藥神》這類現實主義的電影，更需要這類電影背後的製作和發行團隊——有分析認為，這部電影能過審，背後的阿里影業和淘票票一定做了非常多的“功課”。
本片的主演和監製徐崢，也在首映禮後特別提到：阿里影業合作的影片，也是讓觀眾有敬意，讓電影人有尊嚴的電影。同時，徐崢也表示：《我不是藥神》是他“演員生涯迄今為止最滿意的表演作品”。
中國的影迷曾非常羨慕那些推動社會意識覺醒的國際佳作，如美國的《出租車司機》、法國的《不可觸碰》、韓國的《熔爐》等。
這類欣賞更像是隔岸觀火：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輿論的敏感點不一樣，國內受眾無法感同身受包括種族因素在內的諸多電影元素，而《我不是藥神》的出現，則第一次讓國內受眾感受到了，那些與時代緊密相連的傷口，在扯動時所爆發出的驚人社會力量。
更重要的是，在流量明星、小鮮肉，都市愛情與魔幻劇氾濫的當下，反其道而行之的現實主義題材，並不意味著沒有錢途。
阿里影業是業內的後進者，創立時間剛滿4年。創立之初，阿里便提出了“新基礎設施+優質內容”雙輪驅動的戰略，稱堅持有正能量、有影響力的內容，是阿里電影的底線。這個言論，曾在業內遭遇嘲笑，認為他們是有錢沒地方花。
但如此堅持了4年，阿里影業收穫的，卻是遠超“前輩”的成績。
縱觀近兩年國產電影票房Top10，除了一部《後來的我們》，其他9部都有阿里影業和淘票票的參與，今年春節檔，電影票房前4都與阿里影業合作。
這些電影包含了《戰狼2》《紅海行動》《芳華》等影片，其中既沒有小鮮肉，又缺乏流量明星，但最終收穫的，卻是多項票房紀錄。
截止目前，今年阿里影業聯合出品、淘票票聯合發行的電影總票房已達110億，約佔上半年電影總票房的三分之一。據業內人士預測，《我不是藥神》公映後，這個數字有望達到150億。
這些佳作，帶來的不止是票房。《我不是藥神》的大熱，已帶動北京文化股價連續三日漲停，而截至7月5日中午，阿里影業的早盤已大漲12%。
一以貫之的堅持，使得阿里影業不僅成了影視行業“打工者”，是爆款電影“收割機”，更是優質電影的助力者和孵化者。
一邊推動社會進步，一邊站著把錢掙了，這是中國電影及文化產業急需的改變。
借用一句影評：沒人是藥神，能治好這個世界。但能改變一點，總歸是好的。
社會的進步，正是由一個個“改變一點”串聯而成。格列衛已是過去式，但還有更多格列衛的故事。因此，《我不是藥神》剛上映，輿論已迫切期盼更多的“藥神”，以及如阿里影業般執著的電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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