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救命藥」需要走私，已經成了中國重病患者無奈的選擇，同一種藥品，國內「正版」原研藥的價格，常常是印度仿製藥價格的十倍以上。而走私，正是法律所禁止的。
電影《我不是藥神》（以下簡稱《藥神》）火了，人們同情白血病患者的生存現狀，一句“誰家還沒個病人”收割了無數觀眾的淚腺。而同時，人們也震驚正版抗癌藥的價格之高，根本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受，走私印度的仿製藥成為國內患者的救命稻草。
《藥神》中化名「格列寧」的格列衛，正版藥售價高達2.3萬人民幣，而來自印度的仿製藥卻只要500元。如此大反差難免會讓藥企形象妖魔化，讓打擊走私販藥的政府丟了人情味，但是高昂藥價背後的苦衷，藥企和政府又都無可奈何。
新藥研發成本高
新藥研發成本高這點大家都有共識。以格列衛為例，從發現靶點到2001年獲批上市，格列衛的誕生整整耗費了50年，製藥企業諾華投資超過50億美元。像格列衛這樣的研發週期和投入，如果沒有專利保護，估計就再也沒有企業願意研發了。
藥企定價高，一方面是利用專利期的保護，儘可能地收集資金，畢竟藥企是來做生意的，而非慈善；另一方面是藥企對其他藥物的研發投入，比如諾華公司研發藥物，並不是只有格列衛。
從1997年到2011年，諾華總共投入八百多億資金研發，最終能保證研發成功的只有21種，能夠大賣的更是隻有格列衛等幾款。其中大量的研發投入都打了水漂，最後只能在“格列衛們”身上尋求補償了。
保護國內的創新環境
國外藥企先研發生產出這些抗癌藥，他的研發成本很高，週期也很長，但是生產成本極低，在他10多年的專利保護期內，已經把研發成本收回來了，這時候他可以把藥價降得很低。
而中國藥企呢？起步晚了些，但是通過模仿和改進也生產了一個藥效相似的藥品，剛剛投入市場，研發成本還沒收回來。這個時候國外藥企選擇降價，國內藥企就只能乾瞪眼。
為了保護國內藥企的利益，政府其實面臨一個很艱難的選擇。政府當然希望患者能夠用上低價的抗癌藥，當期的患者和醫保都能夠省錢。但是為了提高整個國家的研發能力和創新水平，特別是考慮到未來，今天的研發能力影響到未來的研發能力，政府就不能讓藥價太低，不能讓國內的藥企因為市場競爭而失去研發能力甚至研發動力。
比如美國的藥品在加拿大的銷售價格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在本土賣100美元，跑到加拿大賣35美元，為什麼？因為美國國內藥品談判時要考慮本土企業的研發能力，他要讓價格高到彌補研發成本。而加拿大幾乎沒有醫藥企業，他絲毫不考慮研發成本，談判的時候就可以大幅砍低美國的藥價。
多方利益的糾纏
但是正如電影《藥神》裡提到的：中國人只有一種病，那就是窮病。「格列衛」降價，往往是為收入較好的階層節約了費用，其實2.4萬也罷，500元也罷，有一些窮人都花不起，哪怕醫保報銷70%，報銷90%他們都不會考慮，他們更想把錢留給健康的家人。
降價的另外一種渠道是醫保，政府出錢把利潤缺口補上，患者能夠花更少的錢買到“救命藥”，藥企也能擁有不錯的利潤空間，兩者皆大歡喜，但是醫保裡的錢花掉了。國內有一種現象——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聲音越大，得到的利益越大，抗癌藥物其實就有這個特徵。
政府又要面臨選擇，是把有限的錢用於晚期腫瘤患者，還是用於先天性心臟病，先天性白血病，先天性耳聾，婦女的兩癌篩查以及宮頸癌的疫苗注射？一定是誰的治癒概率大，治癒效果好，誰獲得的資源多，況且國內醫療資源一直緊缺，政府層面的取捨會很難顧及每一個家庭。
中國如何來趕超落後差距？
前面提到，國外藥企起步早，尤其在美國，基因泰克、吉利德、賽諾菲、輝瑞、百健艾迪、諾華等藥物巨頭聚集，已經形成了上下游產業鏈成熟的生物醫藥生態。反觀國內，由於起步晚，藥物研發難度大，資本和人才始終短缺，又有國外藥企參與競爭，國內藥企的發展舉步維艱。
新藥研發的鏈條分為幾個階段，研發靶標的確立、臨床前研究、申請臨床試驗（從實驗室推到動物、推到臨床）、新藥申請、上市及檢測。整個過程長達十年甚至更久，創新藥研發的成功率隨著鏈條的向前延伸而愈來愈低。
但是隨著生物醫藥產業的不斷髮展，尤其從2013年開始不斷有藥物專利到期，光2014年，全球就有326個原研藥的專利到期，仿製藥進入合法化，這給中國藥企帶來了機會。
從創新程度的角度，可以將藥品分為三類：
- 仿製藥，運用成熟的理論和已有的材料，研發出價廉物美的已有藥品，這一類藥品的研發可以降低對進口藥品的依賴程度；
- me-better類新藥，是規避現有的專利保護髮明，比母體新藥更有治療優勢的新物質，這類藥品由於靶標沒有改變，所以臨床風險較小，而這個過程是發現創新藥的重要途徑；
- me-new類新藥需要確認新的靶點和理論技術，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藥，有20年的專利保護期。
仿製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藥物研發的風險，至少方向上不會錯。但是光知道原料有哪些可做不出仿製藥，做仿製藥和開發新藥一樣，都需要規範的研發、生產、審評。只是把藥品的「物質」照樣造出來還不夠，還需要保證仿製藥和原來的藥物效果一樣。
而要保證仿製藥和原研藥的效果一樣，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審評工作和臨床實驗，但是國內的審評制度、實驗資源、審評官員等多個環節上始終存在問題，導致了大量的仿製藥項目審評受到擠壓。中國藥企面臨著研發和審評兩方面的難題。
從去年開始，生物醫藥利好消息不斷出現，從審評審批、改革臨床試驗管理、全生命週期管理、創新者權益保護四個角度對藥品器械的創新進行鼓勵。而伴隨著利好政策，資本也開始持續湧入，提供了國內藥企在研發上的資金支持。海邦灃華投資了多家生物製藥企業，比如杭州的先為達生物，專注於代謝類疾病的生物大分子藥物；杭州的立泰藥業，針對糖尿病領域多肽藥物的開發；南京的英派藥業，從事Parp抑制劑的研發（Parp抑制劑能被用於抗癌藥研發）；寧波的愛諾醫藥，從事仿製藥特色原料藥品的開發。
中國藥企經過幾年的上下求索，如今又得到政策和資本的雙重支持，即將迎來一次大規模的行業洗牌，洗牌以後，中國藥企將走向愈加成熟的生態，而中國患者也將迎來真正的「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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