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0日，两度被推迟的委内瑞拉大选终于举行，在一片争议声中，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PSUV）领导人、现任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Moros）宣布，自己以67.8%的得票率当选新一届总统，获得又一个5年任期。
和5年前一样，马杜罗宣布自己获胜，并呼吁反对派和国际社会承认他这个大选的赢家。但事与愿违的是应和寥寥：在国内，不论参加大选但败选的反对派候选人、“进步前进”（Progressive Advance）候选人法尔孔（Henri Falcón）和独立候选人比尔图奇（Javier Bertucci），还是自始至终完全抵制大选的反对派联盟“人民意愿”（Popular Will）及其领导人、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巴尔博萨（Omar Barboza）等，都拒绝承认马杜罗和PSUV获胜；在国外，尽管反对派媒体称“184个国家中只有9国承认马杜罗的胜利”之说未必准确，但迄今公开表示祝贺的仅有古巴（第一个）、俄罗斯、中国、伊朗、玻利维亚、萨尔瓦多、白俄罗斯、土耳其等，相反，公开宣布不承认马杜罗获胜的则有美国、欧盟等，值得一提的是，站在后一派阵营中的国家，还包括14个“利马集团”的拉美成员国，以及与拉美关系密切的西班牙等。
那么，马杜罗到底是输是赢？
从台面上算，他的确是赢家：单轮得票率过半，这一数据是离他差距最小的竞争对手（法尔孔，得票率20.93%）三倍有余，这个成绩不仅远好于2015年12月底的国民议会选举（当时PSUV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惨败，反对派总计在167个议席中赢得112席，16年来首次控制议会多数），也比2013年的上届总统大选（当时他在有争议的计票中以50.66%对49.07%的极微弱优势，击败了反对派联合推举的候选人卡普里莱斯Henrique Capriles Radonsk）好看得多。仅从计票本身而言，反对派和国际间拒绝承认马杜罗当选合法性者所称“计票作弊”，恐并无太大说服力。
但马杜罗的胜利同样缺乏说服力：为了在反对派控制议会情况下加强总统权力，他自2016年以来强推“修宪”，导致反对派大多抵制了本届总统选举。即便如此，官方公布的投票率也仅有创21世纪新低的46.07%，而反对派则更认为“真实投票率不足30%”。马杜罗可以凭借执政地位，抵制以“半数民意不支持”为由要他重新举行选举的压力，但“官宣不过半”的投票率如假包换，这足以表明，他和执政党在委内瑞拉国内的民意基础，非但远不能和全盛期的前任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相比，也未必好过自己5年前上一次大选时的情势。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其委内瑞拉国内贪腐持续严重（透明国际贪腐指数持续居拉美前列），通胀率居高不下、物价飞涨、商品奇缺（5月7日委内瑞拉国会公布的年度通胀率高达13779%，为2017年10月IMF预计数值2349%的6倍），恶性犯罪率高企（官方数据称谋杀率为十万分之三十九，而非政府组织则称高达十万分之八十，即平均每21分钟被谋杀一人），曾经令人羡慕的“查韦斯式高福利”早已是明日黄花，凭借石油美元在拉美“大撒红包”、一呼百诺的风光也成泡影。马杜罗在过去两三年间力图挽会颓势，采取了诸如发行“石油币”、许诺更多社会福利、以“治国需要”为由将更多权利集中于总统手中等手段，至少在台面上稳住了大局，摆脱了自2013至2016年“难求一胜”的选举窘境，却也付出了“公信力透支”和“集怨于一身”的巨大代价——既然总统独揽治国权力，那么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总统也自然责无旁贷。
5月22、23日，美国和委内瑞拉拉开了外交战的序幕，双方各自驱逐了两名对方外交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将马杜罗当选称作“闹剧”，而马杜罗则针锋相对，将两名被驱逐的美国外交官称作“不受欢迎的人”，称美国副总领事兼代办罗宾逊（Todd Robinson ）“密谋策划军事政变” ，另一名美国外交官纳兰霍（Brian Naranjo ）“中情局派在加拉加斯的代理人”，两国间对立情绪明显升温，外间普遍预期，美国将以“选举有问题”为由，牵头发起新一轮针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尽管反对派“输得不服”，但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此番他们在选举中显得缺乏挑战性，这更多应归咎于自身缺乏团结（部分反对派人士主张抵制大选，并将参加大选的法尔孔等人斥为“叛徒”，导致反对派无法如2013年和2015年那样形成合力）。不仅如此，一些批评者指出，当前反对派主要领袖缺乏卡普里莱斯等老一辈领袖的包容度和人气，显得“不接地气”，导致许多一度因不满政府政策而靠拢反对派的青年学生和“草根”再度疏离。不少观察家指出，尽管马杜罗在施政方面存在许多瑕疵，但反对派迄今在“不接地气”等“命门”上也并无改弦更张的迹象，倘若依旧如此，就很难真正击败依靠民粹起家的PSUV，和工会系统出身的马杜罗。
马杜罗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资源不够”：不论发行“石油币”稳定通胀和物价，加大福利投入安抚躁动的社会及民意，还是在查韦斯曾纵横捭阖、呼风唤雨的拉美舞台寻求更多同情和活动空间，抑或防备国内外势力货真价实的颠覆，他都需要更多、更稳定的资金投入，而他偏偏没有：石油产业的崩溃导致政府收入下降，而政府收入的下降则反过来又影响了对石油产业的投入，令石油产业收入难以提高，形成了棘手的恶性循环。
迄今马杜罗所采取的对策，一是大规模对外举债，二是试图提升石油产量（哪怕会因此带来副作用）。5月24日，马杜罗表示，委内瑞拉将寻求提升原油日产量100万桶——这显然意味着他需要借更多外债。
对此，作为委内瑞拉最大债权国之一的中国，一方面应坚持互惠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一贯原则，另一方面也应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科学评估、谨慎决策，确保作为债权人的利益，确保所借出债务的安全。
早在卡普里莱斯担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期间，中国政府就与委反对派建立了密切的接触。作为委内瑞拉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和委内瑞拉间的关系、利益，并不仅仅建立在两国政府、执政党和领导人之间，全方位、多层次、官商民错落有致的接触和关系对彼此都更具备“安全系数”，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方应在继续推动两国间官方关系发展同时，加强与反对派间的相互接触、了解，丰富两国间各层级、各领域的合作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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