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彈指一揮間，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昔日的“小漁村”深圳已經發展成為一座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這裡，也曾留下如今的TCL集團董事長、CEO李東生年輕的足跡。
“從現在往前看40年，可以說是天翻地覆，改變非常大。我自己親歷其中，每年都有變化。我的家鄉惠州，當時人口就10萬人，全市就只有幾條商業街，現在，惠州已經成為常住人口超過500萬人的城市，各種現代的建築、現代的產業都陸續崛起。深圳更是從一片荒地中發展起來的。”李東生日前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
大約在1976年，李東生去過一次深圳。
“到了深圳之後，我非常失望，深圳比當時的惠州還要小，還要破舊。現在，我們看深圳，它已是一個全球性的、現代化的都市。以城市的變化來講，深圳應該是在過去40年全球超大城市中變化最快的。”深圳這些年的變化，讓李東生感觸極深。
李東生創立TCL集團（下稱TCL）之初，恰逢改革開放，TCL可以說是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企業，李東生也是改革開放後第一代中國企業家。
直到今天，和李東生為同窗的昔日彩電大佬黃宏生、陳偉榮都已退居二線，而他還堅守在製造業的前線，堅守著他的實業報國夢。
初創
1977年對李東生來說，是極為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李東生和很多幸運的年輕人一樣，從一個“上山下鄉”知青成為一名大學生，拿到大學入學通知書的李東生心情無以言表。
結束了4年大學生活的李東生，回到家鄉惠州參與了第一家企業（中國第一批中外合資企業——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的創立。
從此以後，李東生的命運便與這家企業息息相關。
“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什麼東西都短缺，不是有錢就能買到東西，要有相應的購物票。那時候，中國經濟起點較低，處於資源嚴重短缺的狀況，只要膽大，敢於嘗試，你就能有很多機會。”李東生說。
當時，國內錄音機快速普及，廣東市場對磁帶有大量需求。生產磁帶給李東生帶來了第一桶金。有了資金，李東生便將生意擴展到電話機，TTK也更名為TCL。
彼時惠州的電話機還是“搖把子的”，李東生帶領團隊一下子讓電話機“跳”到程控電話階段，還突破性地開發出國內首款無繩電話，這讓李東生收穫頗豐，電話機奠定了TCL品牌的基礎。
從初創到上世紀80年代末，高速成長的TCL，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
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讓在商海中摸索的打拼者們，大量接收國內外先進企業的經驗。李東生和他的團隊，也被大量先進的技術和理念所吸引。
“改革開放後，廣東最早進來的是一批港資企業。當時香港的製衣業和電子業是兩大支柱產業，80年代這兩大產業支柱逐步移到內地，那時候，廣東的改革開放對全國的改革開放形成了非常好的影響和輻射作用。”李東生回憶道。
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的進程加快。中國經濟總量上升，企業快速發展，經營者的思維從啟蒙階段的怎麼賺錢、如何生存，轉變為如何經營規劃、經營戰略，建立自己的品牌。
這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年代，能在管理水平能力上不斷提高的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TCL就是其中之一。
“起初，我還是在農田上耕種的一個年輕人，上了4年大學，工作了不到4年，我就成為一個公司的總經理，用了很短的時間，我的人生髮生了非常大的改變。這是廣東改革開放快速發展的縮影，時代給了這代人機會。”走過與中國改革開放同行的創業路，李東生感恩時代所給予的機遇，而他帶領的TCL也給中國經濟發展留下鮮活的印記。
出海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企業開始從國內業務向全球業務轉型，而李東生帶領的TCL，已經早早地開始在海外市場“探路”。
1995年春，眼見日本品牌電子產品佔據中國各大商場的核心櫃檯，價格高昂，李東生拍著桌子說道：“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民族工業就這樣敗下陣來，與外國兵團較量，TCL集團公司要做產業報國的‘敢死隊’，我李東生就是‘敢死隊長’。”
此後，TCL就已經開始在東南亞地區尋找機會。1998年，TCL收購了生產電視及數碼影碟機的越南陸氏同奈電子公司，第二年在越南建立了第一個海外彩電生產基地。
“上個世紀90年代，很多中國企業為外資企業做原料加工。2000年後，中國企業開始嘗試在海外市場建立自己的品牌業務。在那個階段，我們併購了湯姆遜的彩電業務和阿爾卡特的手機業務，這兩個大型跨國併購讓TCL在短期內變成全球化企業。同期，中國經濟也更快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李東生說。
然而這一併購，也讓經驗尚且不足的李東生及TCL付出了代價。由於技術快速更迭，重組陷入困境，TCL很快出現虧損。
李東生和他的企業從此走上了自我“拯救”之路。2006年，TCL多媒體宣佈歐洲業務重組，關掉部分銷售公司、砍掉競爭力不強的業務、變現資產及庫存。那一年，李東生親自寫下《鷹的重生》一文，以鷹的痛苦寓意TCL在困境下必須蛻變，讓不少TCL員工熱淚盈眶，堅定跟隨的信念。
直到2007年，TCL扭虧為盈。自此之後，TCL一路向上而行，李東生順勢加快提升白電佈局，向芯片等多元領域進軍。
2013年年初，TCL買下坐落在好萊塢的中國大劇院的十年冠名權，並將其更名為“TCL中國大劇院”，向美國人敞開了另一扇展示中國風采的窗口。
4年後，在美國紐約、法國巴黎、德國柏林、英國倫敦、澳大利亞悉尼和意大利羅馬的核心地段，均出現了一個來自中國的品牌。TCL的全球創意廣告投射在帝國大廈、紅磨坊、鬥獸場等地標性建築上。
有人問李東生，回想國際化道路的艱辛，會不會後悔。他說：“我一直不同意一個說法——TCL跨國併購是失敗的案例。沒有跨國併購，就沒有後來全球化的TCL，只不過我們付出的代價非常大，我們遭遇的困難比預想的多，但是我們活下來了。併購能力的慢慢積澱，成就了全球化的TCL。”
求變
此次接受《證券日報》記者採訪的全程中，李東生提到最多的詞就是“感謝”和“反思”。
李東生說，他感謝時代所給予的機會，但自身所處的位置，讓他必須要學會時常反思。“我比較善於學習、喜歡學習，能不斷學習才有可能反思，同時，這也是競爭的要求。我們這一代人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在年紀比較輕的時候管一個大企業，這就意味我很少能聽到別人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沒有一種反思的習慣，就會不停地犯錯誤。”
而TCL的重生和每一輪新發展，也大多得益於李東生的這種“反思”精神。
如今國內外市場風雲變幻，TCL一刻也不敢怠慢，不斷地調整和轉型，當下，TCL正處於第四輪創新變革之中。
TCL開始逐步將旗下消費電子終端業務分拆至香港TCL多媒體（現更名為TCL電子）上市公司平臺，並將自身打造為以華星半導體顯示產業為核心業務的資本市場平臺。
“這輪變革，我們首先是做減法。從去年初到現在的這1年半時間裡，我們大概重組、剝離了30家企業，我們希望這個改變可以讓核心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做完這一步減法，我們將進一步對業務板塊進行調整，讓每個產品的競爭力做到行業領先。”李東生告訴《證券日報》記者，接下來，TCL要集中資源，讓主要的產業呈現高增長。
在國際市場，TCL也已經改變打法。“這一輪全球化產業佈局，TCL要深入到每個主要國家和地區，在當地建立自己的生產基地、供應鏈體系和研發體系，尋找當地合適的合作伙伴。要把我們的系統在全球主要國家、地區建立起來。”
“改革開放40年造就了一個強大的中國，從經濟上來講，我們從大變更強還有一段路要走，但我們的基礎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李東生說，未來十年，TCL的目標是在主導的產業領域達到全球領先，讓TCL這個品牌不僅在中國，也要在全世界更多國家得到消費者的尊重和青睞。
從惠州到深圳再到海外，這條線記錄著TCL的成長軌跡，刻印著李東生奮鬥的足跡。
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初創地，給初出茅廬的李東生的夢想插上了翅膀，如今作為一代商業翹楚，李東生也正在深圳規劃著更大的藍圖。
新徵程
改革開放後，日新月異的深圳豎起了高樓，而矗立在核心地段深南大道與科技南八路交匯處的TCL大廈，便是深圳南山的地標性建築。
此次在與李東生見面前，記者來到了距離TCL大廈一個小時車程的TCL旗下半導體顯示產業的“操盤手”——華星光電公司。
“華星光電採用的設備和材料都是最先進的，其中廢水處理系統的技術達到全球最高水平，處理過的廢水堪比自來水，完全可以循環使用，每年可為工廠節約一萬多噸用水。”參觀中，華星光電CFO胡利華向《證券日報》記者介紹。
華星光電這兩年的變化，也讓他印象深刻。他告訴記者，華星光電生產的玻璃基板極薄，剛開始他們採用人工運輸的時候，一陣風吹來，直接把玻璃基板吹跑、吹碎。而現在對智能機器人的引入，可以完全避免這一問題。他透露，TCL還準備在深圳規劃下一代更大的顯示面板。
在李東生看來，半導體顯示產業是TCL未來擴張的核心，“這一產業是我們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領域。我們在深圳集中建了三個工廠，已經投產若干年。華星光電的新工廠——第11代線t6，在今年年底會正式投產。我們還將在t6的旁邊建設t7工廠。TCL將在大屏幕顯示方面擁有全球最大的產業基地、最全的產業鏈生態。”
TCL還將在商用系統和芯片、人工智能等新興業務尋找更多機會。
“目前，TCL已經成立了半導體芯片集成電路的投資產業基金，未來我們還將加大投入。我們也會選擇一些人工智能創業型公司進行投資。”目前李東生已經深入考察了多個新興領域項目。
中國製造在全球的很多產業領域奠定了競爭的優勢，在規模和競爭力方面已經達到比較高的水平，中國在半導體顯示、芯片等高端製造領域已取得突破性進展。李東生認為，目前中國製造業的挑戰是：在高端製造、精密製造能力方面有待提高。“下一代的中國製造要讓中國的工業能力達到全球領先水平，高端製造業也是TCL未來努力的方向。”
“大家說實業很艱難，到這個階段，打的都是硬戰，啃的都是硬骨頭，依然會很艱難。”望著窗外，李東生說，“但只要方向對，不要怕路遠。中國企業要有信心，也要積極、更自信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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