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海斯勒（何偉）
彼得·海斯勒(PeterHessler)，中文名何偉，曾任《紐約客》駐北京記者，以及《國家地理》雜誌等媒體的撰稿人。1996年，從牛津大學畢業，何偉坐火車到處旅行，經過北京，原來打算呆一週，決定留下來。
2001年他申請了駕照在中國漫遊，租了一輛北京產的切諾基沿長城行駛，並寫就《尋路中國》一書。 這本書的主題鮮明如刀，就是中國農村向工業化社會的轉變，但何偉並不是從寫“史詩”的雄心出發的，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後，自己裸露出來的主題。
何偉也並不是用外國人的眼睛來看中國人，他是以人的眼睛來看人，也看自己。
彼得·海斯勒
我叫彼得·海斯勒，是《紐約客》駐北京記者。這本書講述了我駕車漫遊中國大陸的經歷。
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國駕照，在此後的七年中，我駕車漫遊於中國的鄉村與城市。這七年也正是中國汽車業的高速發展期，單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領駕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幾年，乘用車銷售額的年增長率超過了百分之五十。僅僅兩年多的時間，中國政府在鄉村所鋪設的公路里程數，就超過了此前半個世紀的總量。
《尋路中國》一書有幾條不同的線索。它首先敘述了我由東海之濱沿著長城一路向西，橫跨中國北方的萬里行程；另一條線索集中講述了一個因中國汽車業的高速發展而發生鉅變的鄉村，在這裡，我特寫了一個農民家庭由農而商的變化經歷；最後，則是中國東南部一個工業小鎮的城市生活場景。書中所描述的這種由農而工而商、鄉村變身城市的發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來中國所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
《尋路中國》是我的中國紀實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討經濟，追蹤發展的源頭，探究個人對變革的應對。如前兩本書那樣，它研究中國的核心議題，但並不通過解讀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來實現這個目的，也不做宏觀的大而無當的分析。它相信通過敘述普通中國人的經歷來展現中國變革的實質。我經常在一地連續呆上數月、甚至數年，跟蹤變化。我不會僅僅聽主人公自己講述，我會睜大眼睛，看著他們的故事在我面前一點點展開。
尋 路 中 國：
從 鄉 村 到 工 廠 的 自 駕 之 旅
〔美〕彼得·海斯勒 | 著
李雪順 |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 2011-01 | 出版
脫 粒 工 作
在北京，我租了一輛轎車，向著渤海邊上的山海關——長城的起點——一路駛去。以那裡為起點，我開車向西穿越河北全境，感受了豐收的季節。
時值中秋，地裡的莊稼已經收割過半。只剩下玉米棒子兀立在地裡，其他的農作物散放在公路上——一行行的花生、一堆堆的向日葵、一排排的紅辣椒。農民們把這些作物仔細地碼放在柏油馬路的一側，因為柏油馬路是最好的曬場和分揀場。對於殼類作物，則一捆捆地擺放在道路中間，確保路過的車輛從上面碾壓而過。
這樣做是違法的——很難想象還有別的做法，既公然違背交通安全法規，又違背食品衛生法規。不過，在中國的農村地區，沒有人去計較這種行為，因為用別人的輪胎完成脫粒工作是最簡便的方法。
不過，剛開始的時候，對於從食物上碾壓而過，我頗感為難。旅途的第一天，每駛近鋪曬著農作物的路段時，我就急踩剎車，搖下車窗問道：“我開過去沒有問題吧？”農民們有些急不可耐地大聲喊道：“開，開，開！”於是，我就開過去了，只聽見小米、高粱、小麥在我的車輪下噼啪爆開。
第二天，我再也不問他們。第三天，我一看見穀物堆，就加速行駛。駛近鋪著農作物的路段時，我就踩下油門——噼啪！咔嚓！從後視鏡裡，我看見人們拿著耙子掃帚，衝上公路。那就是我在秋收時節作出的貢獻——開著車子忙脫粒。
沿 途 的 葬 禮
在這一帶，即便是葬禮，也呈現出熙熙攘攘的景象。開車穿越北方的途中，我一路上都會因大大小小的儀式而停下車來。儀式就在公路上舉行，跟脫粒一樣，是大家的事情。
通常情況下，葬禮過後就是吃飯，有些人會邀請我加入他們的宴席行列。
開車穿越河北和山西的途中，我一路上碰到一個個的葬禮，事實上，有人靠這個行當吃飯——無盡的自駕旅途中，每停車一次，就代表著某個人的人生終點。
在新榮，我碰到了一個名叫魏福(音譯)的人和他的老婆，他們的專長就是在葬禮上演出傳統晉劇。他們開著一輛破舊的北京牌卡車，為了演出方便，卡車的車廂進行了改裝。
在新榮，他們把卡車停在一條主路上，拉起手剎，去掉車廂攔板，支起一個雨棚，架起兩隻大大的百威音箱。不到半小時，他們搭起了舞臺，數百人在大街上聚集在了他們周圍。
那是一場長達七天的法事，比一般的法事要光鮮，因為死者曾經是整個新榮最大的一家店鋪的老闆。店鋪名叫欣源商店，他的家人把死者的棺木安放在商店的入口處。哪怕是死了，他仍舊在好好地打理著他的生意——街上的人群磕碰著擠進商店，買上一些零食，邊聽晉劇，邊吃零食。
隔了一天，我遇上了另一場葬禮，死者剛剛入土。那裡是農村，位於一個開闊的平原上，一個大大的烽火臺標誌性地聳立著。附近沒有任何城市——在中國，法律規定人死後多數要火葬，僅在偏僻的農村地區允許土葬。烽火臺邊上，二十多個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披著白色麻布，腰間用一根紅繩繫著。遠處，是一大塊政府的宣傳標語：“保護耕地，就是保護我們的生命線。”
在場唯一一個沒有披麻戴孝的人招呼了我。這是個矮胖的男子，時年六十九歲，穿著一身藍布衣裝，戴一頂藍帽子，圓月般的臉上閃著汗珠。我跟戲班子老闆魏福拉家常的當兒，這個男子衝我笑了笑，那是我自頭一天的葬禮以來看到過的最燦爛的笑容。在中國的葬禮上，至少有一個人總是樂呵呵的。
“過來，過來！”這個矮胖男子拉著我的手臂叫道，“我們差不多要搞完了！”
他遞給我一張壓膜的名片。名片的正面印著像商人一樣握在一起的兩隻手，寫著這些文字：
張寶龍
風水先生
紅白事務
從頭到尾一條龍服務
搭 順 風 車 的 女 人
去“破胡”的路上，我第一次捎上了搭順風車的人。那天，我很早就收好了帳篷。琢磨過地圖之後，我打算順著明代城牆北邊的那條路試試看。結果那是我——到那時為止——走過的最糟糕的一段路——起先是一段土路，通過一個高高的山岡，接著是陡直的下坡路。雨水把路面沖刷出深深的溝壑，City Special蹣跚前行，馬達發出低沉的轟鳴聲。在我的左面，一段城牆乾淨利落地雄踞在山脊上——我在那破舊不堪的道路上顛簸不已，城牆卻似乎在半空中輕輕鬆鬆地漂浮著。下到半山坡時，一個年輕的女人站在路邊，正使勁地揮手。我停下車，搖下玻璃窗。
“你去哪兒？”她問道。
“去破胡，然後去殺胡，”我答道。這些村莊的名字用中文念起來真是拗口。
“我可以搭你的車去破胡嗎？”
“沒問題，”我邊回答，邊打開車門。這個女人帶著一袋新鮮的豬肉，肥膩的豬肉襯著塑料袋，白裡透紅。她把袋子放在地上，猶豫著要不要上車。
“多少錢？”她問我。
“什麼多少錢？”我愣了一下，以為她在說豬肉的事。
“去破胡，”她問，“多少錢？”
問得好——去消滅遊牧部落，誰還會定價呢？“沒關係，”我告訴她，“反正順路。”
她的名字叫作高林鳳(音譯)，三十七歲。她告訴我，她從小在破胡長大，現在在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一家工廠上班。這次回家是去看她的祖母——那些豬肉就是禮物。在這些地方，公交車班次很少，她之前坐過到寧魯的公共汽車，坐到隘口時就下了車。她打算從那兒走路，一直走到有車坐的地方。她穿著嶄新的灰色工作服，描著淡妝，頭髮收拾得很整齊。在內蒙古的這種土路上，看起來還那麼整潔，這怎麼可能呢？我穿著一件破舊的灰色T恤衫，褲子也很髒。自從上次洗頭以來，已經整整兩天了。
跟許許多多的中國農村人一樣，高林鳳離家去城裡找了工作。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居住在農村。隨著經濟的騰飛，對建築工人和工廠工人的需求大量增加，很多工人就來自農村地區。中國的農村人口稠密，年輕人也樂意離家外出。到2001年為止，估計有九千多萬人離家外出。在駕車穿越中國的過程中，你會覺得，你見證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差不多佔總人口數十分之一的人群正在路上，前往遠離家鄉的地方尋找新的生活。
他們多數前往沿海地區尋找工作，但在省城也有機會。高林鳳告訴我，她開始是在流水線上工作，一路提升，現在已經是一名管理人員，她所在的工廠生產毛衫，用於出口。在呼和浩特，她有一個三歲的兒子。他們很少回破胡。“這兒太窮了，”她說，“種莊稼很辛苦，因為這裡海拔很高，十分乾燥。你看那些玉米——”她指著車窗外，緊挨路邊就是一塊玉米地，玉米稈一片翠綠，沾著一層薄薄的塵土。“在其他地方，玉米都已經收割了，可這兒什麼都要晚一些，因為地勢太高了。”
我們閒聊了一會，她很客氣地問我，“你不是咱中國的人吧，對不對？”
“不是。”
“你是哪個國家的？”
我本想告訴她，我是胡人，但我還是實話實說了。
“我們工廠的毛衫就出口到你們國家啊！”她興奮地說道。
跟工業城鎮的很多年輕人一樣，高林鳳自學了一點英語，不過她不好意思在我面前操練。她對美國人的生活非常好奇——她問我，家裡有幾口人，家鄉是否有農民。“你們在美國也像中國那樣靠這邊行駛嗎？”她問我。我說是的，儘管那個時候，這樣的回答已經無關緊要，因為我們行駛的道路越來越糟，路上只看得見一排輪胎印。在前往破胡的路上，在長城腳下，跟一個外國人進行這樣友好的對話，其中如果有什麼可笑之處的話，高林鳳也絲毫沒有表現出來。高林鳳在小鎮大門入口那兒下了車，那道大門建於明朝。她謝過我，跟我揮手道別，我開著車往西邊的殺胡駛去。
擅 長 勸 酒 的 中 國 人
說到中國的喝酒開車，婚宴是最難糾纏的，其次是葬禮。如果在旅途中遇到這樣的事，那就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如果我在白天參加這樣的宴席，就一定要想一個既不失禮節又能夠執著堅持的辦法，因為一端酒杯就等於開啟了閘門。
在美國，只要說一聲“我要開車”就夠了——說了之後，就算完事了。但是在中國，這樣的話語正好開闢了一條進行邏輯大討論的途徑，有些甚至讓人很難反駁。
喝酒的第一條理由通常是“既成事實”。“你一定要喝，”別人端著滿滿一杯酒，對你說：“酒都斟上了，你不要推辭。”
第二條理由是，我開了這麼遠的路程，一定很疲倦。
第三條理由，喝過酒後，我可以慢慢地開。
他們還會跟你說，美國人是靠右側行駛，那意味著在中國開車沒有什麼不習慣的，稍微喝點酒沒關係。不管怎麼說——第五條理由是——酒杯已經倒滿了。有時候，人們會跟我講，如果讓警察碰上了，他們看見老外開車，已經夠驚訝的，肯定不會因為酒後駕車而抓你。一次，宴會主人問我，“你什麼時候學會開車的？”
“大概二十年前。”
“看見沒？我們這裡多數人開車才一兩年。有那麼豐富的開車經驗，你當然可以喝點什麼！”
這樣的邏輯的確無懈可擊：很難想象，要讓我膽敢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往後倒車，不知要喝多少酒才夠。
行 程 結 束
我走上一條高速公路返回北京。一條橫貫山西全境的收費高速公路剛剛修好，山區道路上開了幾個星期之後，在這條路上開車，感覺就像在飛翔。路面很好，一路上車輛稀少。延綿數公里的一段路上，我從採收下來的玉米邊上疾駛而過。在“首都汽車”，我把City Special交還的時候，油箱裡的油量不多不少，剛好還有八分之一，沒有新的刮痕，後備廂底板上，堆滿了可口可樂空瓶子。辦公室裡，王先生正在抽菸，身後的牆上，還是那張服務等級公示牌：
顧客滿意率：90%
服務效率：97%
服務用語合格率：98%
服務態度滿意率：99%
他查看了我的租車材料，在一些項目上做了註銷登記，並錄入計算機。查看過里程錶之後，他把嘴裡叼著的香菸取了下來。
“看，你跑了這麼遠！”他問道，“你去哪兒了？”
我本可以告訴他，我一直呆在北京，但那樣做似乎臉皮太厚：City Special行駛的里程一共是三千六百一十七點二公里。於是，我儘量輕描淡寫地告訴王先生，往西邊走了走。
“到底什麼地方嘛？”
“河北、山西。”我回答道。
“就那麼遠？”
“哦，還有陝西，”我說，“還有內蒙古。不過，在內蒙古沒走多遠，主要是沿著跟山西交界的地方走了走。”
“哇！”王先生驚呼道，“你一個人去的？”
“是的。”
“知道嗎，你是不能離開北京的。”
“我覺得，只要我小心點，不會有事的。”
“你走的是柏油馬路嗎？”
“多數時候是這樣。”
“你不可以開到柏油路以外的地方去，”王先生說。
“我知道，”我說，“但內蒙古有些地方沒有柏油馬路。我真的開得很慢。”
王先生跟我以往還回磕碰過的車輛時一樣吃驚。“了不起！”他笑著說，“一直開到內蒙古！”他把其他幾個工作人員叫過來，一起看那裡程表。每個人都哈哈大笑，點上香菸，以示慶賀。我收起退還給我的押金，向門外走去。離開的時候，他們還在那兒議論紛紛：“一直開到內蒙古！”
— / END / —
近期好文閱讀
■ 鳳 凰 網 文 化 ■
時 代 文 化 觀 察 者
主編：徐鵬遠（QQ：1487805593）
閱讀更多 鳳凰網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