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稚生
明朝嘉靖到萬曆（1521-1620）歷時近百年，佔了明朝時間三分之一強。
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實際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他以藩王身份當上皇帝，所以在他執政的前二十年應該是稱職，敬業的皇帝。他敢於打破傳統、體恤士農工商，對外抗擊倭寇，開創了‘’中興‘’局面。後期因開始痴迷於修道煉丹，並且任用首輔嚴嵩專國二十年，吏治敗壞，殘害忠良。晚年嘉靖帝疏遠嚴嵩，起用徐階為內閣首輔，國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軌。至於嘉靖二十年不上朝 了，只不過是嘉靖玩弄帝王術的一種手段而已，明朝的權力仍牢牢掌握在他的手裡。因此嘉靖時期，明朝雖然顯示出疲態，但可供調整的空間還是很大，所以說明朝衰落於嘉靖，還為時過早。
嘉靖之後的隆慶，明朝採取一系列新政，重振國威，史稱‘’隆慶新政‘’。1567年隆慶皇帝宣佈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明朝出現一個比較全面的開放局面。自1572年“隆慶開關”到1644年明朝滅亡，這70多年的時間裡，全球2/3的貿易與中國有關。
萬曆即位時年僅10歲，由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輔政。張居正接任首輔後，在李太后的支持下，於萬曆元年(1573年)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會經濟取得很大的發展，被稱為“萬曆中興”。
1521嘉靖登基到萬曆前期，明朝仍然在複製封建社會的治－亂－治的循環之中，也就是說處於波浪線的平行發展軌跡之中，並沒有出現明顯衰落跡象。
明朝真正開始出現衰落徵兆應從萬曆後期開始。
一，“萬曆三大徵”，這三場戰爭規模大、持續時間長、困難重重，雖然可以說萬曆的戰功遠超康乾。但明朝經此三次戰役後，明朝元氣大傷，成為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萬曆複製了他爺爺嘉靖二十年不上朝，但萬曆在智商上遠不及嘉靖，無法掌控全局，只是採用消極的方式對抗文管集團；也沒有光照史書級的人物輔政，如楊廷和，徐階，張居正，胡宗憲，戚繼光等。明朝即使軍事科技領先當代、農業技術明顯優於前朝，但是明朝行政已長年陷於癱瘓。
三，萬曆後期開啟的黨爭，文官集團在同學、同鄉間拉幫結派、你爭我鬥，置國家利益罔顧，進一步摧毀了明朝統治根基。‘’國之將亡，必興朋黨‘’，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四，萬曆後期，東北女真族努爾哈赤興起，逐步消耗大明帝國軍隊最後的精華，成為日後明帝國的最大隱患。
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水中望月1314
明朝由弱轉衰，應該是萬曆朝後期。標誌性的事件應從內、外兩個大的方面切入。
第一，外患形成痼疾。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對明宣戰。
努爾哈赤在東北的發展壯大，最後尾大不掉，都發生在萬曆年間。萬曆多年不上朝，開始時內閣首輔申時行軟弱和稀泥，實行綏靖政策，東北最高長官李成梁養虎為患，眼睜睜看著女真統一坐大，大明王朝是自己給自已培養了掘墓人。後來朝廷想堅挺，可是虎仔已經長大，收拾不了。反之，努爾哈赤攻城掠地無不勝算，萬曆47年的薩爾滸之戰，明軍慘敗，死亡5萬人，這是個標誌性的轉折事件。從此外患已成燎原之勢。大明最後的四五十年，都與後金膠著關聯。
第二，內憂積重難返。社會矛盾已無法調和。
萬曆中期以後，基本廢除了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的改革。正因為萬曆初張居正的成功改革，才使國庫收入增加，農民負擔減輕，社會矛盾有所緩和。由於政治上盲目清算張居正，連帶著把好的改革措施也廢除了，恢復了以前的按人丁徵稅，又停了商稅（與後來萬曆強徵礦稅不同）。這樣直接的後果就是朝廷收入巨減，到萬曆末年時每年只能收1000多萬兩白銀，還不及萬曆初年的一半。連邊關遼東士兵的餉銀都發不出，萬曆只好加收“練餉”。如遇天下大災大難，朝廷根本無錢賑濟；土地兼併的直接後果是農民流離失所，果然後來遇上天災，野火一燒春風吹來，廣大農民活無可活就跟著李自成去造反。這個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萬曆朝廢止張民正改革而種下的惡果。
萬曆皇帝朱翊鈞在位48年，雖然前其有點兒“萬曆中興”，也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但他倦政怠朝，國家機器幾乎停擺，大明王朝已由羸弱走向了衰亡。
圓夢人A
這個問題問得太含蓄，提問者怕是思慮過多了吧！若僅從你問題的表面來回答，答案實在簡單，我相信任何一個歷史系的學生都可以回答，歷史事件就在那擱著呢。但是我們若僅僅這樣來看待和學習歷史，那就太膚淺了，僅僅是獲取了談資而已。天下大事在於察與不察間，歷史也是如此，讀史是為了治世，讀史更是為了吸取教訓，以史為鏡明得失，那麼如何讀史，如何領悟得失就比知道了解史實事件本身更為重要。具體到你這問題我更願意把它理解翻譯為："你如何看待中國封建主義社會的必然沒落?"。有中國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明朝是封建主義社會發展的一個更成熟更完善的時期，從經濟上講啟蒙於兩宋的資本主義金融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經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生長，當時江南一帶興盛的絲綢紡織產業已經具備了從一家一戶的手工勞動集中到小作坊式的產業化生產，這是中國歷史上早期的也是領先於西方資本主義化生產，這是顯著的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變化。可惜的是本應與之相對應的社會生產關係調整沒有展開便在統治階級的刻意鎮壓中結束了。這種遺憾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為什麼這麼講?因為中國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並沒有在思想文化上取得成長基礎，也就是說它沒有戰鬥力。幾千年來強大的封建主義思想文化里根本就沒有資本主義的基因，這一點大家看看二程理學和王陽明的顯學便理解，封建統治階級根本就沉浸在還處在封建主義高潮階段的社會模式而洋洋得意，整個社會士大夫階級根本就不具備洞察時代變化的理性目光，更別提危機意識了，這也恰恰說明，任何一種文化思想都有它的歷史侷限性及時效性，中國傳統文化裡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抱殘守缺，骨子裡缺乏自我革命的意識及激情，先秦諸子百家無疑是鮮活的，是有著跨越時代的先進性，可惜的是後世的文化中儒家中的禁錮太深，束縛了中國千年的思想突破，也難怪，社會經濟的繁榮昌盛造就了一幫子守成的大爺，從皇帝到士大夫，守成不變便為利益而成朋黨之爭，官宦之禍，反觀同時期的西方，經過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迪，從君主到平民無日不以腹食而憂患，無時不以謀私而利己，地貧民貧無以生存便思謀變化，思想上的神權枷鎖被打破，剩下的自然是把目光投向社會改良。封建社會的明朝中期暫時還不存在社會危機，所以我說明朝的衰落並非是源於某屆皇帝的失政怠政，也並非是萬曆三戰耗費國力。是衰于思想文化沒有突破歷史時代的禁錮，整個大明一朝三百年，也只有朱洪武有窺破時代變化的智慧，可惜他改變的能力還是不夠，沒有從根本上徹底戰勝幾千年來用儒家思想武裝起來的士大夫階級，僅僅是教訓了他們一下，也就是說朱洪武沒有徹底推翻儒家思想禁錮的勇氣，更別提他那些個後世子孫了，中國幾千年來也只有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敢於打破儒家思想的束縛，敢於思變突破，這才有了新中國，歷史發展從來都有它自身的變化規律，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任何一個統治階級若無把握時代的脈搏，敏銳發現時代變化的先兆的這種能力和智慧，那麼註定會被歷史所無情淘汰。要求存就得圖變，近代以來西方為何強大，就因為西方的思想走到了時代變化的前面，美帝為何強大，就因為希特勒的圖變過火事實上造就了美國。馬列主義將死水一潭的近代中國造就成新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小平同志要不突破思想束縛，改革進取，那中國肯定也逃脫不了被顛覆被分裂的命運，從這一點上講，小平同志是有功勞的。我們對待歷史文化一定要實事求實，吸其精華，去其糟粕，中國傳統文化有消極的一面，更有積極的因素，其實先秦諸子百家中早就提倡社會主義了，天下大同，一直是歷代有抱負的文人的理想追求，學習歷史學懂傳統文化就要應用，否則沒有價值。馬列主義指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但它僅僅是理論指導是原則是立場觀點，毛澤東思想則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實踐與運用，歷史走到今天，我們的目光必須投向時代的前方，作出合理科學的預見，緊緊地把握住歷史的發展方向，這是民族復興的唯一希望和方法。我說過以馬列的觀點看，任何一種文化，社會制度都有著先進性與侷限性的矛盾統一。社會主義制度從歷史的進程來看無疑是人類社會最先進，最科學，最合理的社會制度，但是她也有侷限性的一面，從社會生產關係與社會生產力而言，但這並不能徹底否定她的一切積極性，一種社會制度不是天生就不變化的，社會主義也是一個不斷髮展自我完善的過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這種最符合廣大人民利益的制度，就有責任完善她，故爾我們就必須要有思想觀念的突破，理論的創新，走到時代的前面發現問題改造之。我們的總體目標是社會大同，與先哲們一致，那麼我的就從前人的文化中汲取智慧，結合時代特徵，創造出一種新思想，新文化。用她來引領我們前進，習近平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向全世界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一說即是中華先賢們天下大同的理想現實雛形設計。我毫不懷疑中國共產黨有自我革命，自我創新的能力和智慧，也更不懷疑西方制度的文化先進性已經走到了死衚衕，至少目前我還沒看到西方社會的思想家們突破自我，力鼎革新。他們賴以依存的自文藝復興以來的文化營養已耗殆盡，我們才開始汲取。所以，我認為提出的問題是讓我回答一個歷史時代的興衰成敗的關鍵所在，而非一朝一代。
凱恩1997
首先，小編想講的是明英宗朱祁鎮，為何講他，小編認為明英宗之前，前後經歷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明朝可以說是達到鼎盛時期，當時明朝抖一抖，世界都要地震的強大帝國，但是明英宗繼位後，重新太監王振，導致導致宦官專權。後經歷土木之變使得強盛的大明朝由盛轉衰。明朝戰略由攻轉守全面改變，再無力遠征，後又經歷奪門之變，石曹之亂，不管是不是明君，但是他執政時期，明朝由盛轉衰，小編這樣認為的。
至於，明朝衰落源於嘉靖還是萬曆，小編個人認為是萬曆了。
嘉靖和萬曆，一個尋道追求成仙，一個多年不朝，嘉靖時期，通過明史上“大禮儀”事件，一步步掌握權力，早期他英明苛察，嚴馭官，寬治民，整頓朝綱、減輕賦役，對外抗擊倭寇，重振國政，開創了嘉靖中興的局面。後期雖然好道教，然而依然牢牢掌控著朝廷官吏，也可以稱得上是位有作為的皇帝。在位45年，早期勤政往往批閱奏書票擬到後半夜，晚期，練道修仙，但是卻始終牢牢掌控著整個明朝的政治、財經、軍事和民生大權。史書評價其為“中興之主”，“有不世之奇謨六，無競之偉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獨行五”。
嘉靖早期，勤政，後期懶政，但啟用徐階、高拱、張居正、高儀等，使國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軌......
而其子萬曆，早期在張居正輔政下，推行萬曆新政，後因張居正病逝，改革停止，萬曆親政，親政後，主持了“萬曆三大徵”等鞏固了疆土，後開始沉湎於酒色之，為立太子，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加上朝廷內憂外患，又沒有太有能力的首輔來輔佐，朝廷內部黨派爭鬥激烈，內耗劇增，所以，二選一話，小編投票給萬曆啦。
小編認為從明英宗開始明朝一直走下坡路，中間雖有起色，但也是無力迴天。
清朝修《明史》認為明朝“名亡崇禎，實亡萬曆，初亡嘉靖。”小編個人也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