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我做著採訪前的準備工作，背景音樂是手機裡循環播放的《唱支山歌給黨聽》《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我對它們耳熟能詳，卻沒有深入瞭解過演繹這些歌曲的歌唱家——才旦卓瑪。
距離約定的採訪時間還有不到半個小時，我用冷水拍了拍臉，想要驅散早上六點從北京出發飛到成都的旅途疲倦。當然，相比於疲倦，我內心更多的還是緊張和激動。正當我在座位上調整自己的呼吸時，才旦卓瑪老師到了，我趕忙起身和才旦卓瑪老師打招呼。與她高亢嘹亮的嗓音形成鮮明對比，才旦卓瑪老師講話的時候很溫柔，語調和緩且細膩。
訪談從《唱支山歌給黨聽》談起。回想起當年演唱這首歌時，才旦卓瑪老師內心依然很激動，“我覺得這首歌我一定要自己唱，要通過這首歌向大家表達我對黨的感情。”在回答完這個問題後，她似乎想起了什麼，跟攝影師示意了一下暫停了拍攝，向我招了招手。我疑惑地走到她身旁，她語重心長地說，“我在這裡要糾正一下，《唱支山歌給黨聽》並不是《東方紅》裡的曲目。很多媒體都誤傳了。”我點點頭，在本子上記錄了下來，她看到我寫完後，繼續說，“《東方紅》裡面的那首，應該是《毛主席的光輝》，你們一定不要搞錯了。”
訪談繼續，與她個人的經歷相比，才旦卓瑪老師更樂意講述集體的故事。談到西藏改革開放四十年間民族藝術的發展時，她的話語中有著抑制不住的欣喜與驕傲，我們能從她的語氣中感受到她對於西藏文藝事業發展的由衷喜悅，“無論是古老的格薩爾史詩，或者是藏戲，又或者是豐富多彩的民族歌曲，西藏不同風格的民間藝術都得到了很好地保護和展現。”
才旦卓瑪老師對當年到農牧民區、到兵站演出的事情記憶猶新——道路不通，她就騎馬甚至徒步前往大小村落，與百姓一起唱歌跳舞；有炊事班戰士因為工作看不了演出，她就特地到廚房為戰士們加演。突然，才旦卓瑪老師再次向攝影師示意暫停拍攝，“我從上海回西藏，後來下鄉演出時加入的是‘歌舞團’，不是‘文工團’，這個也有很多媒體在誤傳。”我看著採訪提綱上寫著的“文工團”三個字，感到自己的臉有些灼熱，忙不迭地點頭應著，用筆飛速地將其劃掉，鄭重地寫上“歌舞團”。
20世紀70年代，才旦卓瑪在昌都馬紮拉煤礦為礦工們演唱
才旦卓瑪老師的漢語比我想象得要流利。談到“才旦卓瑪藝術基金”的時候，她在回答之前先告訴我：“你們說得很好，這是基金，不是‘基金會’，之前我看到有媒體把它說成是‘才旦卓瑪藝術基金會’。我就一個人，怎麼搞得起一個基金會呢？”她皺著眉頭說。看著我也將這條記錄在本子上，她才放心地和我們介紹起這個藝術基金的情況。
訪談結束後，我們請才旦卓瑪老師為我們錄一條節目ID，其中有一兩個字她讀起來有些“卡殼”。不知不覺已經錄了七八遍了，在我們都覺得她已經講得足夠好的情況下，老師自己仍不滿意。她用手輕輕拍了拍額頭，拿起水杯抿了一口，重新面對鏡頭坐好。“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文藝名家講述親歷。”一次過！我們紛紛鼓掌，老師自己也笑了。
最後，我們提出想和才旦卓瑪老師合影留念，她很高興地答應了。當我自然而然地跑到她坐的位置旁準備蹲下的時候，她卻站了起來，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我有些發愣，連忙說道，“您坐，我蹲著就行。”她搖搖頭，向我解釋，“站著好，能站著就站著，顯得精神。”快門按下去的一瞬間，畫面定格，才旦卓瑪老師精神抖擻。
被自己“卡殼”而逗笑的才旦卓瑪老師
“感謝您能接受我們這次的採訪。”我向才旦卓瑪老師道謝，她笑著擺擺手。準備離開的時候，她似乎又想起了什麼，回過頭來，對我再次叮嚀，“記住了，《唱支山歌給黨聽》並不是《東方紅》裡的歌曲……”
才旦卓瑪老師把採訪過程中交代要注意的事情又和我說了一次，看到我點了頭表示一定記住之後，她笑著和我們揮手道別。我沒想到才旦卓瑪老師會這麼“較真”——這或許就是她的歌聲能在時代的長河中意氣風發流淌下去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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