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婷婷
马伯庸对自己的期待是“说书人”：他没有把通俗文学的写作当成一个至高无上的使命，也没有一定要写出什么鸿篇巨著。觉得自然而然就好。
马伯庸身材微胖，脸型微圆。见面时，他正以右括号的弧度坐在茶馆里写稿，身上是一件印着早期迪士尼动画中米老鼠的白色T恤衫。马伯庸给读者的印象，和这只米奇有相似之处：随和而充满奇思妙想。
作家马伯庸
2018年，38岁的马伯庸迎来了他的“影视元年”。他的小说《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古董局中局》《长安十二时辰》相继被改编成网剧。一路走来，他从一个互联网兴起时代混迹论坛的写手，成为作家马伯庸。
而在采访中，马伯庸本人却一直声称没有很真实地感觉到自己“红”了。他习惯的状态是，适应这个世界的规则，又与之保持距离。
局外人生存
马伯庸在《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里，有一段写郭嘉笑骂贾诩：“你这个老东西，在长安的时候装，在华阴的时候装，在宛城的时候装，到了许都还在装。我看你不要叫贾诩了，不如叫贾装。”
贾诩是马伯庸喜欢的三国人物之一。马伯庸说，喜欢的点在于：“他智慧高深，能够在乱世旋涡中保全自己。这一点，整个三国里没有人会比得过他。别人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建功立业，贾诩不做事情，一直在换主人，每次都换得极其精准。说白了，每次跳槽都能升职，即使把跳槽之后的老板得罪了，还像没事儿人一样。你说他争权夺利，他没争什么。你说他为了隐居，他又在政治旋涡里搅得很深。”
电视剧《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剧照，王阳明饰演的郭嘉与董璇饰演的任红昌
尽管马伯庸不认为自己和贾诩有什么相似之处，但聊到一直以来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情形时，却似曾相识。
学生时代，马伯庸随着在机场工作的父母的岗位变动，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是“马力”。频繁地转学，让他不像其他同学有固定的玩伴。但是马伯庸很快总结出一个转学生进入新环境迅速打开局面的办法：“首先要自己摸清楚厕所在哪儿，第二是知道老师办公室在哪儿，第三是跟同桌搞好关系。”马伯庸得意地往后一仰：“转学生最重要的生存策略就是不要把自己当外人。”
适应频繁转学“没朋友”的生活，马伯庸另有妙计，就是交了一些长期通信的笔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进入中国，他把这种笔友互动从现实世界中转移到了网络，开始混小众论坛找朋友。这些小众论坛，聚集的是中国第一批理解互联网的人，还是“马力”的马伯庸就是其一。也是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1999年，19岁的马伯庸到上海读大学。这一年，他进入人生中的第一个互联网论坛“黄金狮子旗”。“当时的论坛环境比现在好，大家都遵守一定的规则，很适合一个写作新手成长。”马伯庸回忆道。
在“黄金狮子旗”上，他发了自己的第一个帖子：“我来了。”
“那时候完全不懂网络礼仪，发的那个帖子其实挺没礼貌的。”他记得，很快就有网友给他的263邮箱发了封邮件指点他：“你是新人，不应该这样，要言之有物。你发帖得说一件正经的事，‘我来了’属于没有任何意义的垃圾帖。”
马伯庸赶紧又发了一条道歉帖，他怕只发道歉还会被人当成垃圾帖，于是加上了自己对当时很红的一部小说《银河英雄传说》的看法。马伯庸现在想想，“其实这也不符合礼仪，题目是道歉，内容又写了对作品的看法，这叫词不达意或者张冠李戴。可能大家看到我有诚意，觉得那就这样吧。我从来没在网上交过朋友，这么多人跟我的兴趣爱好都一样，太好了，然后就跟他们开始混呗。反正我就是个小屁孩”。
习惯于“没朋友”的马伯庸那时小心翼翼，又充满惊喜。他常常省下一周的早餐钱，总数20元，上一小时的网。对作为学生的他来说，这样奢侈的一小时，拿来在线看小说太浪费，于是他用一个三寸软盘把要看的小说拷贝下来，大都是利用《银河英雄传说》进行二次创作的小说。渐渐地，马伯庸也开始以玩票的心态在论坛发表文章。
在研究中国网络文化的高寒凝博士看来，马伯庸的创作就始于这一时期《银河英雄传说》的同人写作。“那时，网络文学还没有进入VIP付费阅读时代，如今被视为网文‘典型形态’的日更连载、动辄百万字篇幅的类型小说还不多见，反而是一些恶搞风格的论坛长帖、短篇小说更能得到广泛传播。考虑到《大话西游》所创造的无厘头风的深远影响和论坛帖本身的长度限制，这也是非常合理的现象。马伯庸的‘银英’同人作品以及早期成名作《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本质》等，就是这种论坛体恶搞文里质量极高的一批作品。”
论坛的兴起，让信息进入双向反馈模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进入新千年的头10年里，中国文学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研究学者邵燕君认为：“从媒介革命的视野出发，中国网络文学的爆发并不是被压抑多年的通俗文学的‘补课式反弹’，而是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
马伯庸正是在这样的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之一。他的创作轨迹，和其他网络作家又有不同。他混迹的一些小众论坛，在当时每天活跃人数有几万，但对于一些话题能够真正有效反馈的人，集中在一两百人的小圈子里。如果作者对自己发布的文字中的细节和考据没有足够把握，能够很快获得论坛其他人的反馈意见。这种小圈子互动的写作，和2002年后兴起的起点中文网有很大不同。起点中文网面向大众，迅速成为主流，而这些小众论坛很大部分都销声匿迹了。
关于马伯庸和“网络作家”这一身份的关系，高寒凝分析道：“如果说标准的‘网络作家’的定义是在商业文学网站上进行VIP付费连载，并基本上保持日更的作者，那么马伯庸从来都不是网络作家。但倘若把这个定义拓展到受互联网文化影响的作者，那么马伯庸又是典型的网络作家，他的创作从来没有远离过互联网文化。他其实是在一个网络趣缘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接受、讨论这些作品和著作并从中吸取养分的。比如，他的历史学术随笔写作，显然没有史学研究的学术背景，能写这个题材是因为他本身就爱好历史，并因此在论坛上结识了一批网络历史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多年耳濡目染和密集的讨论交流，才为他的历史题材创作和学术随笔写作打下了基础。”
为什么没有在起点中文网上混？马伯庸毫不掩饰地回答：“因为水平不够。写网络小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也不是想象中那样粗制滥造。首先，它需要高强度的工作，每天更新，少则几千字，多则2万字。我懒，适应不了这个强度。第二，它要有起承转合，每天的更新都要有高潮，很像评书。不像传统的小说，前面铺垫十几章，可以在后面释放一下。我也不适合这个创作模式。别说是在零几年，就算现在，让我跑到起点中文网披一个马甲写篇网文，我估计也直接就死了。”
2006年，算是中国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已被盛大网络收购的起点中文网开始了作家品牌运营，推出“白金作家”制度。“当年明月”开始在天涯论坛连载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并迅速走红，“天下霸唱”的悬疑盗墓小说《鬼吹灯》也得到“起点”的大力推广，掀起阅读热潮。
这一年，26岁的马伯庸当然也没闲着。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此前，他的网络气质著作《她死在QQ上》也已出版，发表在《科幻世界》的《寂静之城》也获了奖。
2008年，“盛大文学”成立，被视为资本对网络文学全方位介入。马伯庸、“当年明月”、“天下霸唱”，此前都已经在各自的圈子有了不同程度的名气，形成了通过与网友互动改善写作的交流模式。在作家身份之外，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都有一个“上班族”的身份，这种“双重身份”是网络文学发展初期很多作家的状态。
马伯庸对自己的期待是“说书人”：他没有把通俗文学的写作当成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也没有一定要写出什么鸿篇巨著。觉得自然而然就好。
“我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是纯粹给自己用的工作室。前一阵我把它整个装修了一遍，然后摆上书架，装上电视，摆上游戏机。当时是冬天，装完那天我就把门关严实，把窗帘拉上，整个屋子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坐在沙发上，开着电视，打游戏机。玩的时候我就忽然特别幸福，因为当时儿子打扰不着我，我也不需要考虑上班的什么事情。我已经快40了，玩游戏家长也不会说我了。整个人的幸福感几乎到了满值。当时我仔细一想，就算让我去游艇和一群泳装美女在海边玩，或者去法国庄园品红酒过那些有钱人的生活，也不会让我觉得比当时坐在无人打扰的小房间里玩游戏那么爽。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没出息了？又一想，没出息就没出息吧，诚实面对自己比较好。”
《古董局中局》的局
2009年新浪微博出现。半年后，马伯庸开通了微博账号。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微博粉丝并不知道这是个作家，只因为他微博段子手的身份而关注他。
对于别人给自己贴的“网络作家”的标签，马伯庸感到困惑；对于“网红”的标签，他更感到头疼。“我也没做过网红做的那些事儿呀。一提到‘网红’这个词，人们往往会想到营销出来的大V。我是一个作家，我的粉丝是以作家身份带来的，不是我专门去做这样的事儿。”
也许是大学期间学市场与传播的思维习惯，加上在外企工作10年的社会经历使然，也许只是想赚钱使然，马伯庸愿意以一种大众化的方式让大家理解自己的表达。他对这个时代是接受的，不拧巴，不较劲，世界怎么变，他自然跟着走，认为“没必要逆潮流而动”。
“马伯庸真正地火起来，显然是在微博时代来临之后。他对媒介传播有天生的敏感，无论是在论坛、博客还是微博时代，他都能在互联网社交中呈现出最引人好感的个人形象。但直到微博时代来临，140字以下的段子成为最流行的文体，马伯庸所擅长的那种灵光一闪的恶搞小短文和脑洞设定才得以化整为零地呈现出来，并得到爆炸式的传播。事实上，马伯庸作为微博自媒体大V的良好个人形象和粉丝基础，才是他近期作品能够快速变现的最大助力。”高寒凝说。
而马伯庸自己，对于“火”这件事儿的说法，则体现了中国式的生存智慧：“我一直没有觉得自己红了。如果有什么节点，就是我出每一部作品的时候。如果真要说我红了，那也是缓步上升的。我挺喜欢这样的，也不想太火，如果太火了，亢龙有悔，物极必反。”
在2006〜2015年的10年里，马伯庸在“上班族”和“作家”两个身份之间切换得游刃有余。但2015年，马伯庸决定辞职，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已经35岁了，也想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关于为什么辞职，马伯庸的回答很诚实：“赚太少。同样的时间成本，我用来写作比用来上班赚得多。”突然间两个身份只剩下一个，他觉得辞职后的日子“特别怡然自得，像游牧民族似的”。
他见过一些自由职业者因为没有时间概念而不自由的状态，因此辞职前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建设：“自由了也不能完全散漫，否则人和工作都会垮掉。”他仍然保持着自律。每天早上八九点，北京的上班族梳洗完毕，纷纷出门，汇聚成早高峰的人潮和车流。马伯庸也混迹其中，足迹遍至附近的咖啡馆和茶馆。
他的《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被相中，同名网剧2018年播出。《古董局中局》和《长安十二时辰》也已被改编成影视剧。但他表现给媒体的，是对商业的“讨厌”：“我很讨厌商业上的事儿，也许我很擅长，但是我觉得太累。写东西不一样，只要把自己想的表达出来就够了。”
马伯庸说，曾经有人建议他自己开公司，招一群员工做更多的文学脚本，说这样创业赚钱肯定比写作来得多。马伯庸觉得那种生活太痛苦：“那样的话早上起来还得上班，甚至连偷懒都不能了，因为你要管理一群人以及他们的情绪。有这个时间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管好自己就够了，虽然赚的钱相对少点，但也挺开心。”
辞职前，马伯庸就已经和朋友郑冰容的“中联百文”签约。公司帮他打理作品版权和其他商业上的事情，他也有了自己的策划编辑。2010年，当马伯庸还在为《三国机密》奋笔疾书的时候，郑冰容已经在想下一步要跟马伯庸约什么作品。
“有一次我们出去吃烧烤，一边吃一边聊天，正好看到王刚在电视上砸东西。我们就觉得，如果有这么一个小说，天天砸古董该多好。《古董局中局》最初的点子，就是这么一起聊出来的。”马伯庸说。
《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戎装剧照
在初期策划时，公司这边的人已经想到了作品未来的影视剧改编。20万字的小说，不可能填充一个剧的长度，于是在策划时，他们就会考虑如何布局更好，比如五条支脉中，小说中只写两三条之间的斗争，其余埋在故事里，这样能留下充足的改编空间，随时可以把这条线拎起来用。
马伯庸开始下笔写《古董局中局》第一部。试稿的过程颇费周折，试了三四个风格后才敲定。从前期策划沟通到最后定版，马伯庸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当被问到跟策划编辑意见不同时如何解决，马伯庸说：“听我的呀。”
公司图书事业部经理游婧怡回忆试稿的过程：“开始，马伯庸写的风格，一看就是典型的小资们会喜欢的。但是我说你要抛弃这种风格，因为很多人在阅读上会有障碍。我要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通俗故事，你要让我们公司的前台小妹都能看得下去。我们意见不同，吵了一架。最后，马伯庸同意我说的雅俗共赏的观点，回去重写了。”
但马伯庸表示他试稿过程中的修改，很大程度上来自朋友的反馈。“我写作也没有固定的风格，就把《古董局中局》当试验田。我当时发给我的一个朋友看，他说不行，太装了⋯⋯古董对文化底蕴的要求比较高，我后来觉得，用评书的风格更好。”
“以《古董局中局》为代表的马伯庸近期作品，一方面以知识性、通俗性和趣味性为他赢得了一批新读者，但也没有完全抛弃他赖以成名的拼贴风格和脑洞大开。或许马伯庸也在寻找某个平衡点，即位于他过于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广大读者的接受能力之间的那个平衡点。其实翻翻《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2007）就知道，那是一部对于缺乏相关知识储备的读者而言极其不友好的小说，但却也是张扬了马伯庸个人风格的巅峰之作。”高寒凝分析道。
作家马伯庸
“在创作手法上，我受西方作家的影响多一点。在题材和传统文化运用方面，还是受中国作家的影响比较大。”马伯庸说。
在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起陇西》（2006）的后记中，马伯庸细数了影响他的作家：“如果把我称作《风起陇西》的亲生父母的话，那么它的祖父是克里斯提昂·贾克，祖母则是弗·福塞斯，外祖父是罗贯中与陈寿，外祖母是丹·布朗。”
时隔12年，现在他对作家的看法也有了变化。对于丹·布朗的重复性他感到有点无聊了，但对于福塞斯，他依然肯定：“我的能力决定了我能学到最多的是福塞斯。还有一些作家属于高山仰止，是我达不到的，比如金庸作品中的节奏感和博尔赫斯作品的灵巧。”
高寒凝则把马伯庸归属于那种精力旺盛、阅读速度极快而又从不偏食挑食的类型：“从动漫游戏、流行文化到美剧日剧，再到古典小说、严肃文学甚至学术著作均有涉猎，这些阅读经验也都对他的个人创作产生过影响。”
马伯庸真正脱离微博段子手的身份，令人刮目相看，始自他的《三国机密之潜龙在渊》和《古董局中局》。辞职后，他更是没有懈怠，写出了《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广受好评，他自己也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一部作品。在既定的历史题材之上，凭借对历史的考证，他把脑洞丰满成一个又一个故事，赋予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以现代意义。
相比于对历史的考证，马伯庸小说更令人称道的，是他的想象力。
《长安十二时辰》里，是唐代天宝三载长安城在上元节（元宵节）24小时里发生的一个暗流涌动的故事，亦正亦邪的主角张小敬从一个死囚摇身一变成为长安城的拯救者，他熟知这座城市的黑白两道和三教九流并从中周旋。马伯庸把这一年民间关于长安有神火降临的传说，与突厥入侵长安、贺知章之死以及名将王忠嗣的故事中的蛛丝马迹串在一起，用丰富的细节描摹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对他来说，唐代的长安城是一个梦幻之地：“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实在是一个创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合适的舞台。”
图片来自@长安十二时辰官微
在新作《草原动物园》中，马伯庸把关于家乡赤峰的当地民间传说，和他查到的一则内蒙古的传教士的史料结合在了一起。在他笔下，这位传教士在传教时，用的是一群动物：传教士在《京话日报》上看到北京万牲园的动物因为缺乏食物供应和照顾而被拍卖，于是买下这批动物，带到了赤峰，由此展开了一个探讨多种信仰共存的动物寓言。
同时期出道的“80后”作家，一部分开辟了新的“都市题材”写作文体，建构了一种中产阶层或者小资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马伯庸则善于在历史中发现有趣的蛛丝马迹，从古代题材中寻找到现代意义，而不去试图重新建构世界观。例如，三国人物演绎至今，一直是中国民间感兴趣的话题，也是马伯庸很喜欢的题材。往前追溯，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的《三国志》和《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再加工，同时加入了时代背景下作者的见解，这种方式也增强了作品的传播性。从这一点来看，马伯庸和罗贯中的路数有相似之处。
在马伯庸的阅读生涯中，他也很早就感受到了描摹细节对于写作的重要性。他早年看到金庸曾以“五经”比喻“五岳”，把华山比喻成“春秋”，很好奇，其他“四经”跟“四岳”有什么关系？在马伯庸看来，这个典故很冷门，在金庸小说里也没有决定性作用，等于是一个闲笔。但是他暗暗感到很佩服：“首先，我就非常佩服金庸先生的知识面；其次，我又在想，加了这么一段话，不仅让人感觉到一种气氛，文化内涵的厚度也增加了，忽然我会意识到细节对小说情节的重要性。”
后来他读福塞斯的作品，也有类似的感觉。最令马伯庸印象深刻的是《战争猛犬》：“这部小说其实故事极其简单，90%的篇幅都是讲雇佣兵怎么去买各种武器和装备，召集各种人，几乎没有情节可言。但是我看起来就特别过瘾，因为它里面全都是非常真实非常精致的细节。”马伯庸还很喜欢福塞斯冷静克制的文笔、镜头式的语言：“不管多激烈多精彩的桥段，没有华丽炫目的景物描写，没有深刻的心理剖析，就像写一个新闻报道。他的镜头式语言，在一个人视野的延长线上，另外一个人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非常有电影的切镜头的感觉。”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一个细节，狡猾的元载凭借对奢侈品的敏感，从被绑架姑娘头上的金丝楠木簪，判断出她一定是一个千金大小姐而非寻常商户家的姑娘。这一个简单的细节，既展现了元载的性格，又把情节迅速向前推进，而这个细节的背后是对唐代女性妆饰的考证。这样的细节，在马伯庸的作品中十分常见。
“我在高中时写了两年的日记。每天写几段。全都是事儿，没有感悟，没有文采，也没有任何思想内容。写得不长，最后也落实到琐碎的细节上，其实有点跟流水账一样。比如，今天谁谁来了，跟我借5块钱买饮料喝，我不借，他就走了。今天谁讲了一个八卦，谁跟谁好了，老师不知道。今天听了一首歌，挺好听。就类似这种。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个人来说，比大段大段假模假式的日记更有价值，因为有一种日记是演出来的，只是为了给老师交作业。比如我今天看了一本经典名著，我要发奋努力。我今天看到阳光初升，我心潮澎湃，我要继续努力。这样的日记，你事后回来看，看不到价值。”马伯庸说到他少年时对细节天生敏感，因为经常转学带给他孤独感，多数时候自己在家自娱自乐，想一些好玩的事情。“可能想得多了，想象力就得到了锻炼，在作品中发挥了出来。”
提到文学，他话语中还是有一个写作者的警惕和自觉。“我对文学的敬畏程度是很高的。我只是个通俗文学作家，不是个严肃的纯文学作家，我也认为自己没达到文学的程度，我只是写了一些好看的故事而已。在故事之上，还有一些更高的东西，我欣赏那些东西，但目前我觉得我达不到。比如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其实它的故事本身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表达出的那种氛围，阅读的美感、主题表达的优雅、作品的完整性，都是一致的。这个东西是我做不到的。”
至于怎样看自己在文学圈获得的评价，“我还真没在文学圈混，”马伯庸说，“我不混圈子，只交朋友。有些批评比较巧妙，我也会觉得挺好玩。因为从审美顺序上看，我觉得批评的精妙程度比它本身批评的内容要高。”
几年前，马伯庸写了一个和古典文学有关的奇幻小说。他拿给一个朋友看，朋友看完评价道：“你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网兜。”马伯庸问：“什么叫网兜？”朋友答：“全都是漏洞。”他指着马伯庸书里的一句话说：“比如你里面主角拿着一本书，上面写着繁体字‘李太白全集’。你给我说说看，‘李太白全集’这5个字，简体和繁体到底有什么不同？”
马伯庸自嘲当时文化水平比较低。“这5个字简繁体其实都一样，我就是为了装，然后写了这么一句话，其实是错的。我觉得朋友吐槽吐得特别好玩。一来，这的确是我犯的错；二来他指出的方式非常有趣。”后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马伯庸特意在序言里把这件事写了出来。
（本文刊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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