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訴訟活動中，證據是法庭作出裁判的基礎，其中就包括了證人的證言。而有一類特殊的證人，並非陳述自己親自所見所聞的事實，而是憑藉其專業知識和技能，對某一具體問題發表意見，他們被稱為專家證人，其證言稱為專家證言。
那麼，什麼樣的專家證言，才是可信、可靠的呢？如果不同專家的證言相左，又該聽誰的？在經過一系列著名案例後，美國逐漸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規則，對這一問題作出了獨特的解答。
早期經驗：弗萊伊標準
最早引發這個問題的，是1923年的“弗萊伊訴合眾國”案。
該案的被告人弗萊伊，被訴二級謀殺罪，一審被判有罪，遂上訴至巡迴上訴法院。而辯護律師提供了一項無罪證據：一份測謊試驗結論。
1921年，唸了生理學博士又當了警察的約翰.奧古斯都.拉森（John Augustus Larson），發明了“多參數記錄儀”（polygraph，又譯“多通道記錄儀”），也即常說的測謊器。
其基本原理，是認為當人說謊時血壓、脈搏、皮膚導電率（與出汗有關）等參數會有明顯變化，測到這種異常就可以判定某人在撒謊了。
早年使用測謊儀的場景
主持測謊的專家出庭作證，認為通過血壓等參數，完全可以判定弗萊伊沒有對案情作虛假供述。也就是說，如果該專家證言可以採信，則弗萊伊就是無罪的，原判決應予撤銷。
對此，法庭作出瞭如下分析：
只有當某個問題的答案，不是一般公眾所知悉的常識時，才有必要求助於專家證人。同時，某一科學規則或發明，到什麼時候才算是越過了分界線，從“實驗原始數據”變成了“可證明的事實”，是一個很難界定的問題。
因此，這種模糊不清的情況，讓法庭不得不謹慎的對待專家證人，即只有當某一理論或發明，已經在其所屬的技術領域內，被同行普遍接受（general acceptance）時，法庭方才有理由採信由此而產生的專家證言。
而測謊技術，在庭審時遠未達到“同行普遍接受”的程度，辯護律師又拒絕當庭演示這一過程，故法庭不認可該專家證人的證言，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由此，“弗萊伊標準”（Frye standard）登臺亮相：必須普遍接受才能採納。這個標準在接下來數年內逐漸被各州廣泛採納。
其積極意義在於，讓法庭誤信專家證言的風險大大降低：沒有任何一個人類法官，通曉所有領域的知識，能直接判斷某個理論的正誤；而經過同行評議、被廣泛接受的科學理論，其可靠性當然是要大得多的。
同時，各個年代都有不少偽科學披著科學的外衣出現，諸如“讀心術”、“腦電波交流”、“信息水”等等，倘若不加這一道門檻，法庭上就會充斥著各種似是而非的專家證言；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技術（比如唇讀、耳紋鑑別），效果存在很大爭議，也需要加以過濾。
一比八，聽誰的？
然而，弗萊伊規則也並非完美，它太強調“普遍接受”，卻沒有考慮到技術進步的速度越來越快。在後來的若干起訴訟中，弗萊伊規則都曾受到質疑，而對它打出致命一擊的，則是 “多伯特訴梅麗爾-陶氏藥業公司”案。
這個案件的起因，是因為一名叫做多伯特的幼兒。這名幼兒出生時就有嚴重的身體缺陷，其父母懷疑，這和其母孕期中服用過一種叫做本滌汀（Bendectin）的止吐藥物有關。
於是，多伯特的父母與另一位症狀類似的患兒父母，一起將該藥的生產商告上了法院，要求公司賠償損失。
顯然，該案最核心的爭議，就在於本滌汀到底是不是導致原告先天缺陷的主要原因。這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問題，超越了公眾的常識範圍，就需要專家證人來證明了。
被告方請來了一位專家證人，時任國家健康統計中心研究員的拉姆（Lamm）博士。拉姆博士證明，在對全美範圍內累計13萬例服用者的追蹤研究中，並未發現本滌汀會導致新生兒出現先天缺陷。因此，原告的損失與被告無關。
而原告方也請來了陣容強大的專家證人團，如美國食藥監局（FDA）的顧問薩那.斯萬（Shanna Swan）博士等8位醫藥專家。他們則證明，在多項體外細胞和動物體內實驗中，本滌汀都顯示出了較強的致畸作用。
專家證人，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1:8，法庭該聽誰的？
對此，加州高等法院裁定：
原告一方的專家證言，只能證明本滌汀在體外實驗、動物實驗中具有致畸的風險；但當時毒理學界認可的主流觀點卻是：動物和人之間存在種屬差異，動物實驗的結果不能直接外推至人類；體外實驗的結果也不能等同於體內實驗。
而原告一方並未拿出足以推翻主流觀點的證據，所以法庭對其證言不予認可。
而被告一方的專家證言，則是基於流行病學的研究和統計結果，其研究結果經過了同行評審和公開發表，所以達到了“同行普遍接受”的弗萊伊標準，法庭予以採信。因此，對原告的各項訴求，不予支持。
隨後，多伯特的父母上訴至第9巡回法庭，也因弗萊伊標準被判敗訴。於是1992年，官司被打到了美國最高法院。
此時，大法官們的手中，已經有了《聯邦證據規則》（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作為後盾，該規則於1975年生效，和弗萊伊標準相比屬於新法；它屬於聯邦法典，位階高於判例。因此，其效力顯然超過了確立弗萊伊標準的判例。
大法官們首先援引了該規則402條——“所有關聯性的證據都具備證明效力”。也就是說，只要某一證據與本案具有實質性的關聯，除非其真實性、合法性存在疑問，否則就應該具備證明效力。而弗萊伊標準以是否獲得“普遍接受”作為排除某些專家證言的理由，則明顯違反了該規定。
同時，大法官們認為，一個科學規則或發明，從誕生到被同行廣泛認可，往往是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際上，從血液循環到大陸板塊漂移，許多科學發現曾經歷過激烈而漫長的爭辯、論證過程。
因此，對於那些新出現的科學技術，苛求同行“普遍接受”，既不現實，也不公平。
由此，大法官們裁定，此案不應再用弗萊伊規則來檢視專家證言，撤銷原判決，發回重審。
不過，因為最終原告方依然沒有拿出新的證據（證明本滌汀的動物致畸實驗結果可以外推到人類），重審中又被判敗訴。1995年，最高法院裁定拒絕再次複審此案，塵埃終於落定。
橫空出世的多伯特規則
可是，不用弗萊伊標準，又該如何判斷專家證詞的真偽呢？難道，巫師、占卜者、順勢療法治療者，也可以當專家證人嗎？
根據《證據規則》702條的規定，專家證言必須有3個基礎：該證言基於充分的事實和資料；該證言由可靠的原理和方法推論而來；該證人已經將上述方法可靠的用於本案事實。
而在多伯特案的判決書中，大法官們則對此規定作出了一系列的闡釋，即參照如下規則：
- 這個理論，是否可以被證偽、被檢驗？“車庫裡的火龍”式的理論，很顯然不應當被法庭採信。
- 同行評議和公開出版，雖然並非判斷的必要條件；但將一理論提交給學術共同體，則讓其可能存在的錯誤更容易被發現，因而更加可信。
- 該理論可能出錯的概率能否確定?假陽性與假陰性*的概率分別有多大？
- 該理論在適用於本案時，是如何保證其質量的？所運用的方法是否科學、合理？
（注：假陽性即通常說的“以假為真”，假陰性即通常說的“以真為假”。）
最後，“普遍接受”依然可以被視為判斷時的一個重要依據，雖然並非必須，但可為其加分。
“車庫裡的火龍”描述了一個關於如何證偽的問題：我的車庫裡有一條噴火的龍。這條龍你看不見的、無實體的、浮在空中的、噴著沒有熱度的火的龍，與根本沒有龍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從上述規定中，不難看出黑衣人們的苦心：科學技術有彼岸性，基於當前科技水平作出的每一個裁定，都可能在未來被修正甚至被推翻（比如放血療法或者前腦葉白質切除術），這種風險是永遠不可避免的。
然而，任何可信的結論，都必然是經由一系列可信的過程產生的，因此法官就可以對該過程進行評估，也就是說，把論證過程本身的內在邏輯作為判斷標準：
- 某個理論的提出，是否有詳實、充分的實驗或觀測數據作為基礎？
- 從這些數據到得出某個結論，經由了什麼樣的推理、推導、歸納過程？這個過程是否邏輯嚴密？
- 該結論能不能用其他的實驗/觀察結果來檢驗？如果能檢驗的話，結果如何？
- 這種檢驗過程，本身是否可靠、客觀？其出現誤差的概率有多大？
- 對於從數據推導出結論、用數據驗證理論這兩個過程，其所在領域的同行意見如何？
- 如果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則法庭就可以採信其理論。即便日後該結論被證明有偏差，那也是由於人類認知的侷限性使然，屬於固有風險。
當然，即便該理論可信，但它與訴訟中的某個具體事實之間有沒有可比性、關聯性，依然需要舉證方作出解釋和證明，並允許對方提出質疑。
由此，“多伯特規則”橫空出世，並在實際上取代了弗萊伊規則，在美國大多數州被採納。相應的，作為專家證人，也必須依照上述標準去努力，用邏輯與理性分析，用數據來增加證詞的可信度。
後來，又經過數個案件，該規則進一步被完善。2011年，《聯邦證據規則》第702條進行了修改，即借鑑了該規則。
守門人
此外，多伯特案還產生一個副產品：確立了法官對於證據的“守門人”職責。
根據《證據規則》104.e條，法官的職責即是對證據證明力的大小進行判斷，是所有證詞是否可採用的最終裁決者。換言之，哪怕雙方對某個鑑定意見並無爭議，但法官仍然不能將其奉為圭皋，還是必須按照上述規則，謹慎地審查其是否真實可信。
比如，在DNA鑑定技術出現的早期，比對的基因位點數很少（最少時僅做4個，而今天至少是比對20個以上），從概率角度來說是非常容易出錯的，法官倘若不假思索，直接把這樣的鑑定結論作為證據判案，就很容易造成錯案。這一點，在中外的司法實踐中都留下了不少教訓。
科學技術是為了人類而存在，而不是成為人類的主宰，這一點在多伯特規則中得到了肯定。對於科學問題敬畏但不盲從，也成為一代代法律人的寶貴共識。
推而廣之，普通人在法庭之外，對於一個新奇的理論，也不妨參考多伯特規則去鑑別它的真偽。當然，要準確的得出結論，還需要相應的專業知識，加上奧卡姆剃刀原則等輔助標準才行。
轉眼間，時光已經流去了近半個世紀，而黑衣人們的理性思考與揚棄，依然照亮著今天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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