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从微信上看到陕西师范大学程世和教授于7月23日写出的一篇题为《敬问温儒敏：你是否还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致“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的一封公开信》（下文简称程信）。程信以为，从去年九月，全国中小学采用“部编本”教材，大幅度增加古诗文比重，是一种疯狂扩大古诗文边界的越界行为；所倡导的快读、跳读、猜读甚至“连滚带爬”式阅读会将阅读教学变成应试教学；如此的改革可能把学生教育成不够完善甚或偏执的人，是不体恤孩子疾苦的教育暴力，并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发出“救救孩子！”的激昂呼号！笔者感到，程世和教授的公开信有很多误区与可商榷之处，但所言情感真挚，词句恳切，颇体现其出对当下语文教育的极大关注和欲从重重困境中突围而出的强烈愿望。
一
程信的质疑和反问，所存在的误区与偏颇是不少的。首先，对什么是语文？程信在认识上就存在误区。语文是一个十分常见，表面看似简单，内涵却较为丰富的词语。这个词语最早见于建国初年，已故著名语言大师吕叔湘先生曾在1978年4月22日以《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为题的讲话中说：“解放初期有一个出版总署，底下有一个编审局，就是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主要任务是编教科书。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语文这门课，是老办法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好呢，还是想法统一起来？当时有一位在里头工作的同志提议说，我们就叫它语文行不行？语也在里头，文也在里头。后来就决定用语文这个名称了。”可见，最初的“语文”概念中，是既有“语”，又有“文”的。此“语”，即是语言之意，主要包括书面语、口头语；而“文”则有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等多种意思，内涵及所指要复杂得多。对“语文”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语言和文字，也指‘语言和文学的简称’”；《新华词典》解释：“‘语言和文学’，也指‘语言和文章’或‘语言和文字’”。在语文教育领域，很早就存在两大流派：一个被称为“工具派”，是以“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的
叶圣陶
主张为理论依据，固守“听、说、读、写”的阵地，强调“教学要从语文的工具性这个特点着眼”，呼吁“重新恢复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定位 ；一派被称为“人文派”，是以钱理群的相关理论为教育理念，号召开拓“以人为本”的疆域，“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表现为对生命的珍惜，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平等的维护等”。程信对温儒敏及其所主编的部本教材表示强烈质疑，并呼吁共同阅读一些人类精神读本以“救救孩子”，实际是“人文派”主张的展现。此说的症结点在于把对人的教育等同于语文教育，没有认识到“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是语文教育的有机构成与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而单纯将“阅读”与人的教育挂起钩来，以“精神”的提升，替代语文教育的全部。
其次，对阅读，尤其是处于学生阶段的阅读，程信存在的误区亦不少。程信中说：“我之所以这样花大量篇幅阐明我对阅读的理解，不是为了显摆自己，而是意在说明我们在制定中小学阅读教学规划以及考试方案时，必须首先对“什么是真正意义的阅读”“我们应该怎样阅读”等相关问题作出一番深入追问，在追问中形成对阅读的理性认知，而后探究出能够经得起反复拷问的具体对策”。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意义的阅读？程信很明确地提出：“阅读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深沉、丰满，对人生与世界有一种反思与探求的精神。”这不妨可看作是程对所谓真正意义阅读的理解或主张。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此对阅读的认识，也不一定错；但如果就此而将其它便视作假阅读、非阅读，那就是不全面且非科学，或者说是错误的。难道阅读不可以使人充满幻想并使之浪漫吗？难道阅读不可以使人情感丰富而具有多样的素质与审美情趣吗？
温儒敏
基于对所谓“真正意义阅读的理解”，程信以为阅读有边界，并指责温儒敏倡导“无边界”阅读，是“想把语文教师以及中小学生都打造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知识明星与阅读超人”，觉得温儒敏的诸多话语“有大跃进与文革的虚妄遗风”。阅读有边界吗？如果说有，古人为何要倡导“读书破万卷”？不知道这“万卷”的边界是怎么划的？英国著名哲学家曾经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如此，为了实现程信所说的“真正意义的阅读”，是否只需选取其中的数学、科学，或伦理学吗？各种学科是有所谓边界，但这不是必须的，是慢慢约定俗成的，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与相对性，现所称文史哲的学科，魏晋以前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哪里有明确的边界。
对于阅读数量的增加，程信反映最为强烈。信内反复质问：“请问温儒敏先生，你作为“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是否意识到你们将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是一种疯狂扩大古诗文边界的越界行为？”“请问温儒敏先生，“部编本”语文教材将古诗文背诵篇目猛翻5倍，是否带有“大跃进”的遗风余毒？是否违背了“实施意见”强调的“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是否存在着对‘实施意见’过度化、片面化、教条化误读的严重问题？增加篇目到底是不是这么多，我们暂且不论，哪怕就是72篇，以三年的时间来学，每年24篇，每学期12篇，也不至于令人惊讶到那种程度吧！程信倡导终生阅读的教育理念，以为需要“渐进的漫长过程”，要“让孩子适量适时阅读，而不是大量超前阅读”。如何是适时适量呢？程信也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信中说：“总之，以本民族经典为主，兼顾域外经典，精读一些具有理性精神、道德力量与审美情怀的人类精神读本。在一般意义上，我认为这种范围的阅读是较为理性、精当的”。天呀，“以本民族经典为主，兼顾域外经典”，难道这其中的数量会少吗？信内还举例
范仲淹
说：“古之贤士大夫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年少时读书仅限于几部经、史、子、集，阅读量极其有限，但不妨碍他们立身成人。”这几个人到底阅读的是什么书，现已很难确考，不过，这经史子集四类大书，内中的份量均很不轻，哪一部经典，除去本书，该有很多个注本，任务量当不小吧？否则，他们就大没必要去“头悬梁、锥刺股”了。学生阶段，多阅读一些书，是没有害处的，这就是所谓“开卷有益”。否则，没有量的积累，怎么会培养出良好的兴趣；没有必要的博，怎么会有不偏颇的精深呢？
第三，对“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和鲁迅“救救孩子”口号的理解存在误区。“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本身就有相对性，学生中有好学的、有厌学的，有勤奋上进的、有懒惰顽劣的，有喜欢阅读的、有不喜欢阅读的，有一天读三、四本书不觉多、有三、四天读一本书都喊苦的，我们该以哪类学生为本？应该以谁来作为衡量的尺度呢？教师是传播知识者，应该为“本”、为“核心”，并处在被尊重、且为主导地位。很多错误理解“以学生为本”理念的人却将之搞颠倒了，以致出现对学生进行一些规范就大喊失去个性、没有自由；进行一些必要教育或稍有动火，就对教师大加讨伐或惩处；作业或任务量一有加大，就叫苦不迭。难道教育，就是哄孩子高兴？难道教育就是不让孩子吃苦受累？难道教育就是一定要围绕孩子的兴趣而转？我感觉，这样的教育是不健全的、不合理的。过分强调“以学生为本”，会使教育的真正本质被扭曲，会使知识被贬值、使教师没有地位、学校也难于组织教学和管理。现在社会上，实际已经出现不少这样的有害迹象和苗头。清代郑板桥的《教馆诗》中说：“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今天的不少老师，不是也有类似的忧愁和苦恼吗？
“救救孩子”的呼号出自鲁迅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此文的结尾“狂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喊。1919年11月，鲁迅又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继续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如此呼号的发出，距今已整整有一百年。在当时内忧外患加剧，甚至面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面对封建礼教的长期禁锢与对人性的伤害，鲁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发出“救救孩子”呐喊，确实警醒和激励了很多人，产生过较强的进步作用。不过，当时鲁迅先生所反对的是读经，所要走出的是旧的礼教文化，而程信却不断主张学生要在传统“‘经史子集’中读上一经、一史、一子、一集”，这不是与鲁迅所说的“救救孩子”走向了反路了吗？这是“救救孩子”吗？
第四，对温儒敏及其所主编的“部编本”教材的不全面认识与误解。温儒敏先生确实是是鲁迅研究的学人、王瑶先生的高足，也曾是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并致力于语文教育事业，但说他“心肠很硬”却缺少依据；更不应该因有这样的“心肠”而被“惊诧”，并进而被认为比“怀有深切的悲悯之心”的老师低一筹。心肠的软硬，似乎不能成为评价一个好老师的标准，正如绝对不能把学生给老师的打分作为评价一个好老师的重要标准、不能因某个老师批评学生次数多就放入差等一样。信内，温儒敏先生被指责：“看不到你对阅读有怎样深入的思考，看不到你对阅读有怎样的理性认知”。这不大符合事实，笔者对语文教育的关注不是太深，经查，从2008年始，温先生即开始发表语文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十余年来，相关的论文总数量已达一百余篇，笔者曾阅读过的就有如《高考语文改革的走向分析及建议》《语文教学中常见的五种偏向》《语文课改要摸清底细，直面问题》等，已不下十余篇。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儒敏，应是当代语文教育研究的大家与权威。
对温先生所主编的“部编本”，程信也颇多指责，将其看为“拍脑门”之作，实际也远非如此。这套部编教材，是受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承办而编写的。总主编和主要编写人员是全国申报遴选、教育部聘任的，编写组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学科专家，包括一些大学教授、作家和诗人，二是优秀的教研员和教师，三是人教社的编辑。前后参加编写组的有60多人，另外还有外围的各学科的咨询专家、学者，人数就更多。教材的编写2012年3月8日即正式启动，经过讨论大纲和体例框架、拟定样张、选文、进入具体编写等不同工作阶段。起始年级初稿出来后，先后经过14轮评审，还请100名基层的特级教师提意见，最后才提交给教育部。“部编本”的课文选篇强调经典性、文质兼美、适宜教学，此外还适当兼顾时代性，秉持“守正”的立场。此套教材，于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使用，现只有小学至初中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三科，高中部分的科目目前还正在编写过程中。因此，程信中所提到的一些高中语文篇目的变化，并不是很准确。
二
虽然程信中有不少误区与偏颇，并与温儒敏及“部编本”教材所表现出的变化有很大分歧，但其所发现的语文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有的。在这样的一些方面，程、温两者间，甚至还有不少共识和相同之处。两人均是有感于语文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端和目前所处的困境，意欲有所改观与突破，只不过是各自的着眼点和所开的药方不甚相同。
其实，深深困扰着广大教育工作者与相关专家的语文教育问题由来已久。2016年6月，温儒敏在《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发表《培养读书兴趣是语文教学的“牛鼻子”——从“吕叔湘之问”说起》一文说，1978年，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一次会议上曾批评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效果不佳。他说：“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我们恐怕还认识不足”。 温儒敏以为，从“吕叔湘之间”提出至今30多年过去，尽管有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也提出很多新的教学理念，推广过这样那样的教学法，活动多了，课堂热闹了，多媒体也普及了，可是整体上看，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未见得就有多大的提高。在许多地方和学校，“吕叔湘之问”仍然悬挂在头上，并没有答案。就如同“吕叔湘之间”所说，我们教了多年的语文，学生也花费大量心血在这门课上，可是到头来只会做题考试，对读书不感兴趣，也不会读书；即使考上了大学，许多学生还是不会读书，也不喜欢读书。这是基本事实。
针对这样的现状，温儒敏提出：提高语文教学效果最管用最有效的办法是读书，是培养读书兴趣，这是关键，是“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就可能一举两得，既能让学生考得好，又能真正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如何抓住这个“牛鼻子”？温儒敏的答案并非忽视学生的主体，忽视学生的兴趣，忽视书籍的内容；相反，却均是以这些方面为主导与核心。如温儒敏认为，“吕叔湘之间”所指出的语文教学的费时而低效，牵涉到教什么的问题。现在的语文课不是完全不教读书方法，只是单打一，光教精读，轻慢其他。比如默读、浏览、快读、跳读、猜读、互文阅读，以及如何读一本书，如何进行检索阅读，等等，各有各的技巧方法，可是并没有教给学生，甚至没有这方面的教学意识。结果学生就只会精读，无论碰到什么文章，全都用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加艺术手法等一套分析办法去套。一些学生上了大学还不会默读和浏览，碰到文章就只会用精读法，读得很慢，还不得要领。
“海量阅读”一词并非温儒敏的发明，而是山东潍坊小学老师韩兴娥的所尝试的教学办法。韩老师认为语文教学最大的弊端是一本教材一统课堂，教师讲得可能很有激情，学生当堂互动也表现很好，但并没有真正提升语文素养。她认为语言学习应以积累为本，读书为本，数量为先。对低年级学生而言，课本就是识字教材，文章的“深度理解”要等学生在大量阅读中慢慢反刍，不必一步到位。低年级大量朗读儿歌、小故事，中年级海量诵读美文和诗词。高年级大量诵读经典和白话文。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学生的阅读、写作、口语表达能力也会明显提升。对之，温儒敏高度评价说，韩老师的办法就是带领学生在课内课外都多读书，真正做到了“读书为要”“读”占“鳖头”。我看这是培养读书兴趣的好办法，也是提升语文能力的好办法。
温儒敏在不同场合提出过要鼓励“连滚带爬”地读。不要每一本书都那么抠字眼，不一定全都要精读，否则就很难有阅读面，也很难培养起阅读兴趣来。他说的“连滚带患”地读，包括浏览、快读、猜读、跳读，学生可以无师自通，但有老师略加指导，甚至纳入教学，就会事半功倍了。这也是激发阅读兴趣的好办法。他回忆说，我们小时候读书，很多情况下都是“连滚带爬”地读的，老师不怎么管，我们自己也读得不错。温儒敏所说的跳读，是浏览、快读时必须要有的方法之一，可以跳过与阅读目的无关、或者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也可以跳过某些不那么精彩的章节，这样，读起来就会很快，也很有兴趣。又如猜读，这也是很常用的方法。小学生认字还不多时，要读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不能碰到生字生词就查字典，可以根据前后文意思猜着那生字生词读下去，只要大致能读，就不要中断，最好一鼓作气读下去。这样才有读书的兴趣，也才读得快，读得多。还可以把精读与略读相结合。比如，一本书可以读三遍，第一遍粗读，大致了解其轮廓主旨，有个基本印象；第二遍细读，对各章节内容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还可以有第三遍，就是带着问题包括疑问去读，选择重点章节读。
根据新课标对语文课程综合性和实践性特色的界定，温儒敏以为要唤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在阅读上就要给他们一些自由选择的空间，好的办法是把课内的阅读教学与课外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自己找书来读，这就能培养起阅读的爱好。针对学生在网络时代，大量接触网络，容易浮光掠影，思维碎片化、浅化的现象，他提倡“读整本的书”，以磨练学生性子，使他们养成好的习惯与学风。对于经典，温儒敏强调只能慢慢引导，不能强制。要用孩子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接近经典。孩子们不同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兴趣，他们也会自我调整，自我塑造，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而不是强制。
从上面阐述可以看出，温儒敏所提出的“海量阅读”“连滚带爬”地读、课内的阅读教学与课外阅读结合、“读整本的书”等方法，均针对着语文教育中所出现的问题，是紧密围绕学生及其兴趣培养而提出的，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与可行性的，并非如程信所反问与指责的那样。
三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针对语文教育长期以来的积弊和目前所处困境，温儒敏主张要通过增量、训练方法、延时等途径来解决；而程信则倡导通过减量或限量、精读、延时或减时来完成。在程信看来，一个是“猛药”、一个是“渐进之法”。上文已分析，程信所提的主要方法和措施，存在不少误区与不全面之处，比温儒敏及其主编的“部编本”教材所体现的思路和途径要欠成熟很多。那么，温儒敏及其主编的“部编本”教材就一定能令现行的语文教育走出积弊，摆脱困境吗？恐也未必。
面对温儒敏及其主编的“部编本”教材的变化，程信最大的急切、最大的隐忧、最大的愤怒、最大的悲哀，就是担心由之会给无数学生带去难以逃避的重负。程信开头的第一问即充满隐忧与激愤地厉声而言：“我们谁也不可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从世界范围内还是从中国历史上看，当今我国中小学生都是课业负担最重的学生。他们早出晚归，睡眠严重不足，除了上课、写作业，几乎没有户外活动时间。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整个社会（包括中央高层）都一致呼吁为中小学生减负。作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语文教育专家，你是否觉得现在的孩子挺可怜的？作为研治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你是否觉得他们可怜到没有了鲁迅先生当年听‘长妈妈讲故事’的闲暇时间，也没有了给鲁迅先生以童年快乐的‘百草园’？”就这样的一些基本事实，我想温儒敏先生也一定不会否认的，他也一定觉得我们的孩子的确挺可怜。之所以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正是要改变这样的事实，来去解救如此“可怜”的孩子。
然而，如何能够保障温儒敏先生们美好愿望的实现？如何才能不给“可怜”的孩子们再加重负？如何不令那些方法的训练成为应试的法宝？如何不令那些一套套教材及辅助读物成为商人谋利的工具与学生们做题的材料？这一连串的问题，谁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吗？在我们的教育深深为应试所绑架的背景之下，哪个教育主管者、哪个老师、哪个家长、哪个学生不是最关注的是分。分与孩子的前途有关、与老师的绩效有关、与领导的政绩有关、与学校的声誉有关。分是所有陷入其中的人最关心的，也几乎成了教育的核心导向与指挥棒。这样的状况不改变，怎么能说程信中的隐忧与激愤是没有道理的呢？怎么能够真的实现将“可怜”们孩子救出，并引领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呢？
路在哪里？程信提出“千方百计为孩子减负才是教改的第一要务”，难道这就是对的吗？恐也未必。学校教学时数少了，孩子们的作业减了，就能保证孩子去读书、去发展各种素质？那为何有那么多的孩子离开课堂后就无所事事、无所依归，那么多孩子沉溺于网络与其它各种游戏？还有校外的各种辅导机构的蓬勃兴起，孩子们不少从这个校门又进了那个院门，那里的学怎么教，读又怎么开展，谁又能给予保障和监督呢？他们不同样会陷入应试的模式或商人盈利的流程中吗？实际上，减负的负面作用也是很大的。孩子玩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周围眼花缭乱的环境中有许多玩物和玩“机”足以使他们流连忘返，如果孩子没有太大负担和压力，他们的健康成长并不一定有保障。笔者常注意到，不少学校的语文教育弱化，就拿大学来说，不少高校甚至取消大学语文课程，致使很多学生文化基础很差，有人大学毕业，甚至连一些基本常识都搞不对，说不清张飞、鲁智深出自哪部名著，写起汉字来歪七扭八竟象外文，十分令人痛心。语文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如果一味减负，一味降低对语文的学习与要求，最终虽然“孩子”得救了，可内在精神气质里已很少有本民族文化的基因，这样的“孩子”还是真正属于你的存在吗？
那就干脆取消分、取消考试制度吧？别，不知道取消了这些，还会有多少人仍然那样执着于学习，执着于阅读。当然，主要靠分和考来维系读书，真的已显很无力、很无奈。在当下的教育体制和管理模式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人们要更多减少附着在教育身上的沉重功利思想，多多培养孩子纯正的学习目的与阅读兴趣，只有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温儒敏及其团队为“部编本”教材的问世所付出的劳动是值得高度肯定的，目前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也是基本可行的；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政府主管部门和编者们的目标，应需在推广过程中确实地加强指导、管理与监督；同时，也要积极追踪和调研实际效果，注意吸纳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更新与完善，以避免继续被绑缚在应试机制的车轮上，给学生们带去更大的负担，堕入到人们所担心出现的结局中。程世和教授敬问温儒敏先生的这封公开信虽有些误区及不全面之处，但其对孩子们的挚爱以及很多较深的思考，仍是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敬重的，内中的合理之处，也是应该进行认真吸收的。如果每一个人都对孩子、对我们的教育，均有如此的挚爱，我想我们的教育就会大有希望，我们的孩子就一定能够走入在“宽阔光明的地方”，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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