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徐特立、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由於時代的關係，他們都曾經歷過傳統的教育，又經歷了“西學東漸”的過程，而熱愛讀書則是他們共同的興趣。
徐特立是毛澤東的老師，青年時就酷愛讀書，認為讀書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會之理”。他曾有一個“十年破產讀書計劃”，即計劃將每年教書所得的20串錢（當時可買25石谷）作為生活開支，其他的家產（包括祖上留給他的幾畝薄田）則用來變賣以買書。這是他讀書的一個境界。
徐特立讀書，注重實效。他認為與其馬馬虎虎讀十本書，不如用讀十本書的時間老老實實去讀一本書。
謝覺哉的一生是好學深思的一生。筆者曾讀過他的日記，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六十壽辰時，董必武在賀壽詩中稱其“屢有文章警海內”，而其讀書的經驗之談則是：“社會上的事物與道理，天天前進，過去讀的，不夠今天用；今天讀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適合。自以為夠了，就得落伍。”這種自覺的讀書態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訣。此外，謝老認為讀書要有虛懷若谷的態度，曾說：“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謙虛；見多識廣有本領的人，一定謙虛。”“所謂攻書，就是讀書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書中不對的地方識別出來，明白它為什麼不對。”他還認為讀書的好處是：“腦子越用越靈。想，似乎是耽誤時間，想通了，解決了問題，在時間上又很合算。”
謝覺哉讀書，講究貴在用心、貴在消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反對囫圇吞棗式的讀書。並認為讀書可以養心，反之則會輕浮急躁。他還將讀書與人格相聯繫，認為讀書會在內心自然生長出一些正氣、莊嚴與崇高，也會自然地產生對知識敬畏的態度，而這些都是領導幹部必不可少的素養。對那些喝過莫斯科的洋墨水、說起馬克思主義理論來一套一套的人，他認為他們學風有問題，誇誇其談，“左得可愛”；這些人的主觀教條積習深入骨髓，“愛護自己的錯誤比愛護自己的頭還要緊”，因而對中國革命危險甚大。這種認識在當時的黨內是非常難得的。延安時期，謝覺哉以職責（司法）所在，意識到領導幹部在面對權力時，如果沒有由讀書帶來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謹慎，就會缺失憂患和勤政的執政理念。這種由讀書和反思帶來的思想高度，至今仍令人崇仰不已。
參加過中共一大的董必武也是黨內的飽學之士。他一生博覽群書，在耄耋之年仍“此身不慣閒無著”，“老去愈知學不足”。他在《八十初度》一詩中說：“蹲點未能知老至，觀書有得覺思清。”
董必武秀才出身，又是留洋學生，還是同盟會、國民黨、共產黨的元老，集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於一身。於是，他總是能夠站在歷史長河的前列，格外重視讀書，注重黨的自身建設，尤其重視理論學習。在蘇區和延安時期，他曾負責主持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和中央黨校，其間都曾舉辦過各種訓練班，主持機關幹部學習，並親自授課。
董老是黨內著名的詩人，在他的許多詩詞中，都提及有關讀書的內容，如《七十自壽》“革命重理論，馬恩指出早”，以及“未因遲暮衰頹感，毛選諸篇讀尚勤”。在《八六初度》中，他又說：“馬列至言皆妙道，細思越讀越分明。”可謂讀書勤勉。
林伯渠除了諳熟舊學之外，早年又在日本攻讀過經濟學和法學等，知識領域非常廣泛。他對讀書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曾在日記中寫道：“讀書以防捻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意思是將讀書視為修養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劑良藥，因此必須採取老老實實的態度。他還自勉：“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遍採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唯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誇導子弟。”上了年紀之後，他又認為：“知識愈多，愈覺學問之不足。”
林老讀書，首先是出於對黨的事業考慮。1941年，他在《自傳》中說自己“雖無特殊才幹，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這“方向”就是黨的使命。在延安時期，他在給朱德的詩中自謙：“握籌愧乏治平策，勵志唯存馬列篇。”他在六十壽辰時就讀書的問題向毛澤東請教：“像我這樣的人，應當如何學習？”毛澤東回答說：“講到底，我覺得還是三個問題。像你我這樣的老黨員，也還要在立場、觀點、方法三個方面去努力。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最主要的還是學習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正是那個“方向”的應有之義。1956年，林老在中共八大會議上語重心長地說：“只有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能夠成熟地運用它的時候，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證。”
吳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又兼了一層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的身份，於是他的讀書更是帶有專業和學者的特點。不過，最初他也是為中華崛起和革命事業而讀書的。後來他曾回憶：“大革命失敗後，我到蘇聯去，看了許多寶貴的書，併到勞動大學學習。到那裡才發現自己實在不夠，同時明白了看書要仔細思考，還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結合起來，加以反省。”這是他讀書的厚重之處。
吳老一生喜歡歷史，但緊張的革命工作使他“無暇從事歷史的研究”。在蘇聯求學時，他克服了資料缺乏等困難，開始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那時他編寫了一部《中國歷史教程》的講義，以及《中國歷史大綱》，這使他成為黨內較早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社會歷史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一。
吳老讀書，方向感極強。他說：“要選擇一個奮鬥的目標來努力學習和實踐。目標既定，在學習和實踐過程中，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曲折都不灰心喪氣，不輕易改變自己決定的目標。”他認為：學習能不能有成就，首先決定於學習目的是否正確。其次是方法，即要“能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正確處理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同時使我們能夠正確地有批判地吸取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在耄耋之年，他立下座右銘：“我志大才疏，心雄手拙。好學問而學問無專長，喜語文而語文不成熟。無枚皋之敏捷，有司馬之淹遲。是皆虛心不足，鑽研不深之過。年已八一，寡過未能。東隅已失，桑榆非晚。必須痛改前非，力圖挽救。戒驕戒躁，勿怠勿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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