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斯蒂芬·斯科夫羅內克（Stephen Skowronek）在寫於1993年的《總統政治》 （The Politics Presidents Make）指出，美國的歷任總統存在一個重複的週期性模式：在舊有政治秩序危機的基礎上會出現一個變革型（transformative）總統，他能夠成功構建出一套政治與政策體系處理這一危機，並構建了來自不同背景的選民的聯盟（coalition），此後這一體系會延續下去，即使反對黨上臺，也只能在他構建的大框架下進行抵制和修正。但在幾任總統之後，既有模式和選民聯盟都將無法再應對不斷湧現的新挑戰，在這個循環的最後，會出現一個“拼湊式的”（disjunctive）總統——他或多或少地意識到了舊有模式的深刻的內在衝突，會通過具有個人特色的“奇葩”（idiosyncratic）方式，拼湊出一個聯盟。在這個矛盾的拼湊體中，既有模式的內在矛盾只是被糊弄過去了，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最終，這個拼湊式的總統會讓位給下一個變革型總統，開啟一個新的週期。斯科夫羅內克在書中展現的週期是，從“變革型”總統羅斯福和之後的幾任延續性總統，到“拼湊式”總統卡特，再到下一任“變革型”總統里根，後者奠定了美國至今為止的政治模式框架。
這本書在最近一年多被不斷提到。我是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多賽特（Ross Douthat）的2017年3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接觸這本書的。多賽特本人的政黨立場應該是溫和右派/共和黨，他在文中提到，這本書以及上述觀點也被政治立場不同的人士注意到了（Reiham Salam，Dylan Matthews，Corey Robin）。包括斯科夫羅內克本人在內的這些人都認為特朗普可能像卡特一樣是新的一個拼湊式總統，雖然他們對之後會不會是民主黨總統上臺，他/她會不會是一個變革型總統，並無一致意見。
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我寫了一篇很長的反思性文章——“論美國的民主”——分上下兩篇於2016年12月13日和15日發表在《澎湃新聞》上。我在該文中指出，把一個大國按政治立場清晰地分成兩撥人是很難的，因此，美國的兩個主要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大帳篷”（big tent）黨，包含不同的選民成分。共和黨既有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支持自由放任經濟的人與支持基督教傳統價值的保守主義者。但這個聯盟逐漸變得不足以確保共和黨人成為總統，小布什在臺上的時候，曾試圖通過所謂“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和對移民的溫和政策，在保護基本盤的情況下，吸引本來傾向於民主黨的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但是，這一鞏固和擴大共和黨的選民聯盟的努力沒有成功。於是，特朗普通過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口號，吸引了一批藍領白人，成功贏得了足夠多的選舉人票，成為了總統。這些人本來可能就是民主黨的重要一支，即工會力量的成員，並且其中很多人在前兩次總統投票中曾經支持奧巴馬。因為奧巴馬用“有勇氣去希望”（audacity of hope）和“變化”（change）這樣的空頭承諾成功地忽悠了他們。
但是，奧巴馬（如果2016年桑德斯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他有可能會爭取到這批選民的支持）和特朗普分處左右兩極，這些人為什麼會先投給奧巴馬，繼而投給特朗普呢？這背後就跟里根開啟的政治秩序有關。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開啟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冷戰結束的紅利的配合下，奠定了西方多年繁榮的基礎。即使是西方的左派，像克林頓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也在認可自由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這個大框架下，利用經濟發展帶來的收入，支持左派喜歡的福利政策。但是，如牛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David Priestland教授在一次私下交談中向我提到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了這種自由市場基礎上的福利政策的破產。在自由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各國傳統的藍領工人成為被這個浪潮淘下來的沙。與其他人群相比（少數裔、女性、外國工人）相比，他們生活的改善最少，甚至有人說美國藍領白人男性的收入50年沒有實質增長。並且，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美國的福利又不好，這就讓這些人的危機感更重。在這種情況下，奧巴馬承諾的變革和希望煽動了他們。但在奧巴馬上臺以後，諸如性別不定人群的廁所問題鬧得沸沸揚揚，而藍領白人的利益未得到充分重視，引起了強烈不滿。特朗普意識到這種不滿，再次忽悠了奧巴馬曾經忽悠的這些人，拼湊出了一個新的選民聯盟。可以看到，人民的眼睛從來都不是雪亮的，你可以欺騙人民一千次，只是在第二次欺騙他們的時候，要換一種辦法。
那為什麼說特朗普的聯盟是拼湊出來的呢？因為他並沒有給出一套內在一致的政治說法和政策主張，也沒有形成一個相對自洽的選民聯盟。他對里根模式的內在根本問題，沒有任何解決。他討好共和黨自由市場派的做法，比如減稅和減少規管，繼續延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做法。這種做法，恰恰是那些支持他的自覺受挫的白人男性之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他還進一步削弱了奧巴馬的醫療保險計劃，威脅了這些人的失業和退休保障。也就是說，他討好共和黨一派的做法，同時傷害了他的另外一群重要支持者。
另一方面，特朗普確實給了支持者一些好處：他通過減稅和減少規管，試圖取得傳統共和黨人中的市場放任派的支持；通過承諾在有空缺的時候，從聯邦黨人學會（The Federalist Society）等傳統共和黨智庫和組織推薦的名單裡面選擇推薦最高法院法官，並且兌現了這一承諾（他已經有兩次推薦最高法院法官的機會，其推薦人都是從這個名單裡出來的），贏得了市場放任派和宗教保守派的支持；對新爭取來的藍領以及中產白人男性，則通過反移民和貿易戰，給予撫慰。
但這些人對他的支持並不是全心全意的。特朗普上任後，幾乎天天在推特上胡說八道，哪怕他的鐵桿兒支持者也幾乎都會說，如果他能少用一下推特會更好些；他個人生活混亂，疑似與色情女星有婚外情，並可能動用競選基金來封對方的口，不僅違反宗教保守人士的道德，甚至可能違反了法律；他對女性和他人的各種言論，挑戰了一個正派人的底線，與小布什當年個人生活遵守基督教傳統派價值形成鮮明對比；至於他對俄國的態度，更是與共和黨多年的根本立場相違背。他在任一年多來的無能以至於胡作非為，幾乎到了讓人見怪不怪的地步。
從美國政治制度的維護來講，甚至可以說他構成了對美國體制的重大甚至最大威脅。美國的制衡體系，不僅基於法律規定，更是基於公序良俗。比如，法律規定總統的閣員都要公佈自己的稅務情況，但是對總統並無規定，但按理說，總統當然也要這麼做，歷屆總統也都是如此，但他就是不公開。對美國製度的更大威脅，來自於特朗普對作為美國政治制度重要根基之一的新聞媒體持續的惡意攻擊，他還不斷鼓動其支持者對新聞媒體的敵意。《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佈雷·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2018年8月3日撰文說，作為溫和右翼的他居然也收到了極右翼的電話威脅。
特朗普的種種表現可能將一些中間選民推向了民主黨。在共和黨內部，《紐約時報》的所有偏右翼的專欄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兩個，還有David Brooks），現在都以反特朗普為業，溫和共和黨人也對其多有不滿。事實上，共和黨近年的持續極端化在特朗普任下達到頂峰，溫和共和黨在共和黨內部失去了話語權，甚至面臨絕種的危險。這次美國中期選舉，近年來最多數量的共和黨在任議員（多屬共和黨溫和派）決定不再爭取連任，展示了這種邊緣化圖景。但是，在特朗普的煽動下，他的支持者可能對上述問題滿不在乎，甚至覺得是他的優點，比如他對左翼甚至是溫和右翼的極端攻擊。他的個人品行確實與支持他的基督教保守派（比如福音教派）有著根本的矛盾，但他開出了他們最想要的、並且是民主黨人很可能無法給的（特別是可能推翻聯邦允許墮胎法案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條件，因此仍然能夠在其支持者和共和黨人範圍內保持較高的支持率。甚至，前面提到的斯蒂芬斯早些時候專門寫了一個專欄文章，講特朗普會如何在2020年打敗民主黨的激進左翼候選人（“How Trump Won Re-Election in 2020”），意在警醒那些以為特朗普必然不會連任的左翼。
有意思的是，前面提到的專欄作家多賽特在另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儘管共和黨主流以及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認為貿易戰是不好的並且反對貿易戰，特朗普肯定還是要堅持貿易戰的。因為特朗普的其他標誌性政策，都是傳統里根式共和黨的政策，這些政策都不利於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他必須用貿易戰，滿足這些勞動人民支持他的底線，保住這些選票。當然，很多人會馬上指出，貿易戰並不能讓這些勞動人民受益。但美國的勞動階級認為他們失敗的原因，就是兩個，一個是全球化，一個是移民。特朗普反移民很不成功，因此他就要抱緊貿易戰這個武器，更何況對全球貿易你贏我輸式的重商主義理解，是特朗普少有的堅持了多年的信仰。
特朗普的貿易戰，從操作層面來看，是為了維護自己在國內的支持。在思想層面，出自早已過時的重商主義思想，即全球貿易是你死我活的，與自由貿易和全球化背後的雙贏預設根本相對。他的關稅，首先指向的是韓國、日本、歐盟、加拿大！這些都是高度市場化的政體；如果說日本和歐盟對美有貿易順差的話，美國對加拿大是貿易順差。哪怕用重商主義的思路，貿易逆差才說明本國虧了，但對特朗普來講，我們買你們的任何東西，哪怕最終你們向我們買得要更多，也是我們虧了！
就貿易戰本身而言，它是幾乎公認的改變國際市場中不平衡因素的最差的做法之一。在一個全球化的體系下，你徵別人的關稅，別人可以報復。即使別人無法同等報復，但這也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做法。並且，各種實例表明，對一國加徵關稅，往往最終不是本國工人受益，而是能生產類似產品的其他國家。並且，即使工作迴流，代價也十分巨大。
有人會說，特朗普不是真的想打貿易戰，是希望通過這種極端手段重整全球自由市場秩序。畢竟，他是《交易的藝術》的作者（其實，好像是別人捉刀的）。但是，早有人指出，特朗普在紐約這種黑白道混雜、經常是一錘子買賣的地產業的交易經驗，可能並不適用於建立在信任和重複交易的國際貿易領域。即使不談具體問題，從他的思想背景、維持選民支持的動機以及率先跟歐日開打的事實，讓這種說法顯得極端無知。更有甚者，歐盟主席容克與特朗普會面發表了一個聯合聲明，有人就忙著在想象中替他們簽了一個歐美零關稅的協議。當時我就說，這是聲明，不是協議。美國對歐盟已經開徵的鋼鋁稅並沒有取消，歐盟（尤其是德國）最想要的不對其生產的汽車加稅的口頭保證也沒得到，容克本人也無權讓歐盟多購買美國大豆和天然氣。美國農業界人士也都說，比起中國，歐盟的市場非常有限。就這種聲明來說，特朗普及其政府出爾反爾也不是一次兩次了。聲明發出後，《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基本也都指出了上述事實。
因此，我個人的判斷是，特朗普對貿易戰的立場是堅定的。不過，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謹慎樂觀的。因為我們趕上了一個拼湊式總統，特朗普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解決美國政治體系的根本問題，行事只是出於自己的錯誤信仰和個人政治利益的盤算。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貿易戰、對各種西方聯盟（比如北約、G7）的惡意攻擊，已經傷害了一批天然盟友。
當然，如韓非子所說，“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錢多了，不怕做幾次賠錢買賣。在美國還是佔據經濟和其他強勢的條件下，他們可能更能承受打擊。但是這種損失畢竟很大，會帶來美國國內的不滿。共和黨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美國農民已經開始抱怨了，美國工人也會慢慢看到貿易戰的惡果。並且，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反全球貿易、反移民的立場，跟共和黨的自由市場派是存在根本矛盾的。因此，他通過減稅對後者的籠絡，可能最終會被貿易戰抵消掉。共和黨最大的金主聯盟的盟主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就高調宣佈反對特朗普的貿易戰，並表示在中期選舉不一定支持共和黨。儘管他們在總統選舉的時候就沒有支持特朗普，但這種高調宣佈，還是會對共和黨產生一定的影響。
但是，貿易戰給美國人帶來的疼痛，很多不是馬上顯現的。並且，比如貿易戰會帶來的物價上漲，是“潤物細無聲”的，並且被全體消費者承擔，不一定會很快構成反貿易戰的勢力。即使貿易戰的直接和重大受害者，比如美國農民，他們也可能在自以為的為國犧牲的理念下，堅持他們對特朗普的支持。因此，這將是一場持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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