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十多年前的1963年8月，有感于毕业分配之不公，我愤然在日记中写下两条誓言：“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这在当时无疑属于鬼使神差和异想天开的狂想，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在

1962年我(左3)与同学拥抱长春电影学院校牌表达“我们爱电影”的豪情壮志。

50多年前我发誓“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

——讲述一段绝对真实的异想天开的故事

五十多年前的1963年8月，有感于毕业分配之不公，我愤然在日记中写下两条誓言：“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这在当时无疑属于鬼使神差和异想天开的狂想，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在那红色风云的十年中，我的日记被一伙“支左革命师生”偷看并抄成大字报贴满报社，把我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批斗大会上他们用这两条誓言对我极尽嘲弄羞辱之能事。在我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发誓要兑现对自已的承诺，为此矢志不移，最终依靠自我奋斗，加上天助神佑，总算完成了这两项“不可能的任务”。

我始终认定一个信条：看一个人的实力与能量，不是看他在顺境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中反弹得有多高。

且请听我讲述一段绝对真实的异想天开式的故事——

阅览室里瞎翻书偶尔记住“斯坦尼”

绘画摄影滥爱好高一考入电影学院

青少年时期，我喜欢文学、电影、绘画和集邮，这些爱好为我日后成为摄影人埋下了伏笔。

在大连六中读初中时，学校图书室的老师看到我常去借书读，就挑选我当阅览室的学生管理员，利用课余时间帮助老师整理书架，为同学办理借阅手续，这样我有了其他同学没有进入书库的“特权”，整理完图书以后就在书库里随意翻阅各类不常外借的书籍，有的看看书名及简介，有兴趣的可慢慢读下去，这样瞎翻书也为我积累了一知半解的常识。没想到几年后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时，这些一知半解的常识竟产生了意外的“轰动效应”，这是后话。

1956年春天，物理老师在学校成立一个摄影爱好者小组。因为他知道我擅长画画，便让我担任摄影小组组长。学校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120型“方箱”相机，大家都可以用它。我开始学照相了。

因为集邮，我常去大连胜利桥邮局交换邮票。一天，一位中年人刚刚开始集邮，他很想要我的邮票，他主动提出用一台日本制造的120 型相机作价38元钱，交换我的 200张精美的邮票。我从此有了第一台照相机，那时我是一个中学生，是买不起胶卷的，当时一个胶卷八角钱，相当于我每月住校伙食费的十分之一。

放寒假回山东老家过年，我借助窗外射进屋里的一缕阳光抓拍了一张照片：爷爷和妹妹都坐在炕上看书，妈妈在为我缝补袜子，光影效果很好，构图也不错，我命题为《农家三代人》；还为我们李氏家族自拍了全家福等照片。三年后，这几幅照片作为我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提交的个人摄影作品，此为后话。那时候的中学生能拿出真正属于自己拍的照片实在不多。

1957年春节回山东荣成老家过年时，使用我200张精美邮票换来的“皮老虎”简易相机为我爷爷、妈妈和妹妹拍的一张照片，命题为《农家三代人》，1960年夏天报考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时，以此作为提交的作品之一，曾受到招生老师的好评。(李振盛/摄影)

1959年春节，我在“皮老虎”相机上外接发条自拍机，支在我家门前菜园的石头墙上，自拍了这张《李氏家族全家福》的照片，爷爷坐在正中间，我站在右5的位置上。(李振盛/摄影)

在狂热的“大跃进”形势的催生下，全国各省纷纷创办电影制片厂，一时间电影人才奇缺，光靠仅有的一所北京电影学院培养远远不够用。国家电影局决定增办两所院校：长春电影学院和上海电影学校。

1960年夏天，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在东三省几座城市招生，凡是在读高中生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大连市考场报名涌跃，我所在的大连师院附中班主任和校长都鼓动我报考，作为在校高一学生的我，要与那些高二高三及往届毕业生一争高下。临考前学校批准给我一周时间，让我突击恶补与考摄影系有关的高二高三的物理、化学等常识。

大连考区只有一个摄影系的名额，报考者有140多人。文学常识我不打怵，高一时就被选为校报主编，那时的“校报”是编辑同学们投稿，然后用稿纸写好贴到墙报上。对绘画与摄影考试更是成竹在胸，读小学时因无钱买票而“听电影”练就的猜想画构图之功力，这时也派上了用场。

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300多名考生齐聚一个特大会议室里考公共课时，监考老师是长影著名译制片导演陈占河，由于我常看电影，早就记住了他的名字。

陈占河老师在黑板上写出几道考题，其中有这么一道题：“史氏的著作你读过吗？有那些主要内容？”

过了不久，考生中有人举手问：“史氏是谁？”

“谁知道这个史氏？”陈老师问了两三遍也没有人举手回答，我环顾一下四周以后举起了手，陈老师让我站起来大声回答。

“史氏是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回答。大家都十分惊讶地回头看我这个比他们低两级的小学弟。

“他有哪些著作？”陈老师也似乎有点惊喜地接着问。

“《演员自我修养》，主要内容是……”当我说到“内容”时故意慢吞吞地拖长腔。

陈老师马上摆手让我不要再往下说了。其实，我是帮图书室老师整理书架时翻过本书，只记住了书名，也溜了一眼简介，并未读过这本特别厚的书，要是真的让我往下说，也只能蒙事似的说“主要内容是论述演员的自我修养与基本功等问题”，再往下真的说不出更多了。

没想到就这么一次举手答问，一时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把我看得好像是很有学问似的，每每想起来这件事就觉得挺好玩的。

由于我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摄影作品，电影分析答卷也让老师满意，课余学过三年美术让我画石膏素描不成问题，再加上公共课考场上的“轰动效应”为我增加不少“印象分”，使我成为幸运儿，大连考区唯一的摄影系名额由我独占，而且是一个高一学生一举战胜那么多高二和高三及往届毕业生。

上访电影局长陈荒煤被定为“搞非组织活动”

长春电影学院设于长春电影制片厂大院内，长影把它的机修厂划拨给电影学院改建校舍。

那时正赶上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饥荒，大家都在勒紧腰带，饿着肚子学习。那是一个大讲艰苦奋斗的时代，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们全校五个系150名学生自己动手劳动两个月，将一座大厂房改建成学生教室、排练室、教学办公室，还有摄影系的暗房等等。

由于在中小学时期我一直当班长，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同学们推选我担任摄影系班长，我策划在教室后边墙上贴出“把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的豪迈大横幅标语，我们意气风发地学习了两年以后，中央下达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各国各条战线从“大跃进”到“大调整”，各省刚刚上马不久的电影厂又纷纷下马。新创办电影学院也要下马了，在校各系都要改变电影专业，我们电影摄影系改学新闻摄影，同学们对此心有不甘。

1962年8月，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陈荒煤到长影视察。当时，我们摄影系一个金姓同学正与“小白楼招待所”一女服务员谈恋爱，从她那里得知陈局长就住在“小白楼”，而我们的教室距小白楼不足百米之遥。这座两层楼的日式建筑小白楼因1957年反右时揪出一个“沙、郭、吕小白楼反党集团”(即沙蒙、郭维、吕班三位大导演)而著名。金同学马上向我报告陈局长住在小白楼这一情况，一些同学主张应当去向陈局长反映同学的愿望，别让我们电影学院下马。

我立即召集全班24名同学开会商议要不要去上访陈局长，反映“我们爱电影”的心声，同学们自然是群情激奋，马上推举出三名学生代表，我身为班长首当其冲，另两位是摄影系团支部书记李治元，学院团总支书记张雅心。当着同学的面，我们三个人都表态同意当学生代表去面见陈局长。

张雅心比我年长8岁，是我们系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哥，当时已结婚生子，他在辽宁黑山县教了8年书又调干上大学，我们同学称他为“张老干”，他是我校唯一的学生党员，自然是学院团总支书记的最佳人选。李治元当了5年医生又考上大学。他们俩都参加过反右派运动，深知政治风浪之险恶。而我是从高中直接考上大学的，反右时正读初中，从未经历过任何政治风雨。他们二位对我说，你是班长，嘴又能说，推我当三名学生代表的召集人。

我们三人作为同学推选出来的学生代表，我说那咱们就直接去见陈局长吧。张雅心说，还是应当先向系里和院里汇报请示以后再行动为好。

先向系里请示，我们系的常务副主任葛伟卿在“反右”时也曾遭到批判，险些打成右派，他虽然很理解我们爱电影的心情，但他一听说我们要上访，吓得他啥态度也不敢表，说这事还是去请示院长吧。

我们又去找代理院长叶华请示，另两位代表站在我后边不吱声，让我出面说话。这位女院长一听要上访陈局长，脸色马上就变得难看了，她不同意并全力劝阻，我则一再坚持，最后她极不高兴地甩下一句话：你们非要上访的话，那就去找长影厂党委请示好了。

我们三人又去找长影厂党委书记亚马请示，他谈话相当缓和，亚马说向上级反映意见是可以的，但是陈局长太忙了，最好别去打扰上级领导同志。我说，我们会在陈局长不忙的时候去见他。

据那位与我系金同学相恋的女服务透露，每天中午一点多钟，陈局长都在房间里一边看报纸，一边吃蚕豆。

我作为三名学生代表的召集人，决定在8月17日中午一起去直接面见陈局长，约定时间己过，只有我一人到场，苦等多时另两位代表始终不露面，最后我毅然独自一人到长影小白楼招待所上访陈荒煤局长，我对他谈了同学的“爱电影”的心愿，并希望第二天他能再和我们三名学生代表一起谈一次。

第二天清晨，陈荒煤专门在“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公用笺上给我们摄影系同学写了一封信，请院长叶华转交给我这个学生代表。陈局长的信全文如下：

叶华同志并转

摄影系同学，因北京有会议，实在不能安排时间和你们代表谈话。摄影系改变性质，培养照相人才，这是由于国家整个形势而决定。今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由于各厂精简，分配工作中也有些同志改作照相工作，明年上海、北京两学校摄影系学生仍多。但是省制片厂下马，老厂任务减少，现有摄影人员还要精简，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摄影。以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也还要停办，所以你们建议与北京电影学院合并事，根本没有可能。

而且北京电影学院今年根本没有名额招生，无法添加学生，人口进不了城。

希望你们还是安下心来好好学习，服从大局。你们也了解，当前不是那个学校的问题。各方面都类似情况。现在不改变性质，将来出来也仍然不能分配工作。

只要你们好好学习业务，掌握技术，努力提高思想水平、业务水平，电影事业发展时，真正需要再吸收摄影人员时，那时候也可以吸收，现在有些名摄影师也是原是业余爱好者成长起来的。

总之，望从大局出发，安心学习。

敬礼　　　　　　　　　　　　　　　　　　　　

陈 荒 煤

18日晨

我作为违背领导意愿独自上访陈局长的当事人，为了不忘却发生这一事件的时间，特地在这封信第二页背面右下角写上：1962年8月18日。由于当时的信纸很薄，我加注的年月日透过信纸仍可看到其字的痕迹。

陈荒煤局长的这封两页亲笔信被我保存下来，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信纸完好字迹清晰如初。

1962年8月18日清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在长影“小白楼”招待所用“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公用笺写的这封两页纸亲笔信，在我手中完好地保存了将近半个世纪，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1961年12月，我佩戴“长春电影学院”校徽站在校牌前边留下一张自拍像，对未来从事自己心仪的电影事业充满憧憬。

1962年春季，当宣布长春电影学院在全国各条战线大下马风潮中要停办并改变专业时，我们全院同学从情感上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我(左3)摘下长春电影学院校牌与摄影系同学一起拥抱着，采取这种另类方式表达“我们爱电影”的豪情壮志。(自拍像)

我这次单枪匹马上访陈局长的事，让代院长叶华十分恼火。此事被称为“陈局长事件”，定性为“搞非组织活动”。

就在陈荒煤局长离开长影第4天，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归国时顺道到长影视察，事先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我立即串联导演系、表演系、美术系、文学系的班长开会，想组成全院5个系的学生代表一起去向周总理反映“我们爱电影”的心愿，他们4人一听我这个动议都很惊讶，有人问这算不算是向中央领导搞“请愿”，文学系班长年龄较大，他的社会阅历较深，他说这样做的性质就是在上访请愿，要是在五七年反右时准能打成右派，他这么一说谁也不敢表态了。事后，有人将我召集5个系班长开会动议上访周总理的事，向代院长叶华汇报，虽然这是一起“未遂事件”，但也被记录在案。

1962年8月22日，周总理到长影视察工作时，我们同学也参加列队欢迎，事先规定一律空手参加欢迎，不准携带照相机等物品，我想到能亲眼看见周总理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不拍张照片太可惜了，就悄悄在衣袋里装一台苏联制造的“卓尔基”小相机，当周总理在长影厂长亚马陪同下在办公大楼前的花坛与群众见面时，我掏出相机拍了两张照片。

1962年8月22日，周恩来总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视察工作，我参加欢迎队伍时违犯规定暗中携带一台小相机，在人群中偷偷拍到这张照片作为纪念。事后，同学中间有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跑去向院长打小报告，揭发我“不听党的话”，这件事被学院定为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强迫我写下检讨书，受到严肃批评。(李振盛/摄影)

周总理离开长影后，同学中间有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立马跑去向院长打小报告，揭发我“不听党的话”偷偷拍摄周总理的照片。还举报我事先召集5个系的班长开会，预谋策划向周总理上访请愿，院长听了大为恼火。偷拍照片件事被学院定为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强迫我写下检讨书，受到严肃批评。由于向总理请愿毕竟属于“未遂事件”，不便定性处理，院长就抓住“陈局长事件”大作文章，给我定性为“搞非组织活动”。

当人事科的吴莉科长以同情的态度向我宣布学院的决定时，她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让我在“处理决定”上签字时，我毫不犹豫地写上：“我不同意”。

事后知道，陈荒煤回到北京以后，特别向新华社及有关电影厂推荐我们这一批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毕业生，最终有9名同学分配到北京工作。

第二年夏天，当我们返校参加毕业分配时，心地善良的人事科长吴莉把我叫到她在“长影技师楼”的家里，她的先生是长影著名编剧纪叶。当吴科长与我谈话时，纪叶先生也在家。吴莉向我透露，暑假期间，新华社摄影部派人来挑选了包括我以及另两位学生代表张雅心、李治元在内的5名毕业生，要送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习一年英语，培养驻国外摄影记者。农业电影制片厂来挑选了4人，都做电影摄影师。这9个进京名额就占去我们18名毕业生的一半。但是，代院长叶华坚决不同意我进北京当新华社记者，她利用毕业分配行使报复，所作出的无理决定在关键时刻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

一年前，对我没听她的劝告而上访陈局长一事，一直耿耿于怀的代院长叶华，终于找到了出气的机会了。她斩钉截铁地对人事科长说：“李振盛这个学生一向不听党的话，不能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让不听党的话的人进中央，我们不放心。”(当时地方上对进北京工作都统称为“进中央”)

这样，叶华让人事科长把我另行分配，吴科长平日里对我挺好，这时她为我说情：“李振盛的女朋友孙培奎在吉林市师专读书，就把他分到吉林日报社或长春日报社好了，将来他们也不至于两地分居了。”叶华不同意：“不能让李振盛这样的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当记者。”她主张把我分到更边远的地方去，原先想把我与分到鸡西日报社两名同学中的一人调换，吴科长说：“李振盛的学习成绩那么好，一直当班长，是五个系中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分配到那么小的城市去有点太委屈他了吧。”

叶华看了看分配表，临时指定把我与家住哈尔滨已经分配回黑龙江省科委情报所的韩居策对调，他成了新华社记者，我被发配黑龙江。

在那风雨十年之后，韩居策以流利的英语成为新华社驻美国华盛顿记者，我却扎根北国边疆苦干了20年。

这位挟嫌报复我的代院长叶华，她一怒之下作出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两个人一生的命运。

“自谋职业”成为黑龙江日报社摄影记者

写日记愤然发誓“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

我从长春乘火车北上哈尔滨时，面对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人生地不熟。当我去报到时，黑龙江省科委情报处长对我说，这里的摄影工作就是翻拍科技图书资料，制成缩微胶卷供科技人员阅读，因这一工作涉及科技情报机密，一旦在这里工作便不能调出。我立即想象这种专门拍摄“死东西”的工作该是多么无聊，便到人事处去说这与我学的专业不符，人事处长同意我的看法，将我的档案退回省教育厅重新分配。

省教育厅一位好心的名叫李哲的处长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同意你自己去找接收单位，我们可以再分配。”他提示我在省人委大楼旁边有一座小楼，那是省农业展览馆，这个单位好像要用摄影的人员。

五十多年前，我独自一人在完全陌生的哈尔滨上街去自谋出路，为自己找工作单位，就如同今日的大学生登门自谋职业，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罕见的。

我先按照李处长的指点去找省农业展览馆，向王姓女馆长说明我的情况，她问我档案中有什么政治问题没有？我说除了有一起“陈局长事件”之外再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了，她说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是很正常的事，这算不上政治问题，她当场同意接收我，并说很快会派我到红色草原去拍养奶牛的照片。这也让我有点兴奋起来，有奶牛就有养牛人，至少能拍到“活物”了。

我出了门又向人打听哈尔滨日报社的地址，我乘公共汽车到那里，照样自我介绍一番，他们也同意要我。这一来更让我兴奋了，进报社就是记者了，总比拍奶牛要更好一些。但是我又想：应当把目标定得更高。

我知道《黑龙江日报》是全省最大的报纸，可以在全省采访，问了问地址距离市报社不很远，我一出哈尔滨日报社大门便直奔省报社去了。

我到达黑龙江日报社后，人事科赵科长接待我，她说从来没有不看档案就先要人的先例，她问我档案里是否有什么问题，我告诉她关于绕过电影学院领导上访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的故事，她说这不算什么政治问题，并说越级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力。然后，她出去了五六分钟，回来时带进来一位有一对长寿眉的老人，这位长者让我在他面前来回走一走，又让我在原地转一圈让他看一看。然后，那位老人与女科长一起离开人事科办公室。过了不到两分钟，赵科长回来说同意接收我到省报工作了。

后来，我住的筒子楼单身宿舍正巧与赵科长家是对门，相互熟悉了以后，赵科长告诉我，那位老人是报社总编辑赵扬。赵总编为何让我在人事科办公室来回走一走给他看看呢？原来是因为当时报社已有四位摄影记者，其中一位年纪大的又高又瘦，被人称为“电线杆”；另一位个头不高却非常胖，肚子像皮球一样圆；其余两位个子比较矮,人们戏称他们像当时放映的一部捷克电影《盖克和丘克》中的一对矮兄弟。

据说有一年春节，美术编辑以这四位摄影记者为原型画了一幅贺年漫画，一高一胖和两个小矮人，每人胸前挂一个照相机，登在报上向读者恭贺新春，一时成为趣话。

赵总编辑一直认为《黑龙江日报》经常派摄影记者采访外宾来访活动，还经常拍摄省委领导活动的图片，他指示人事科要为报社寻找一名身高和形象都很标准的摄影记者。这次，总编辑听赵科长说，有个青年大学毕业生找上门来要当摄影记者，他便亲自下楼审定看看是否符合他心目中的标准。

这是黑龙江日报社摄影组1963年至1973年期间的5名摄影记者，按资历排序：老组长张戈(中)、副组长于敏(右二)、资深记者万继耀(左一)、资深记者董继刚(右一)、“小字辈”记者李振盛(右二)。

1969年9月，我和妻子祖莹侠被报社革委会下放柳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两年多，1972年初落实干部政策，我们又回到报社工作，之前的老总编赵扬官复原职，我被任命为摄影组组长。

至此，已经有了三家单位同意接收我了，而且哪一家都比那个一生只能翻拍死资料的情报处强。但一想到我本该是新华社记者就心有不甘，又去打听新华社驻黑龙江分社的地址，我想当不成新华社驻外国的记者，当一个新华社驻外省记者也行啊。黑龙江分社的一位和气可亲的程姓老人(后来知道是社长)对我的条件也表示满意，但他说分社的人事权在总社，我们可以向上打报告，不管批准不批准都要至少两个月。当时，省教育厅为报到的大学毕业生统一安排旅馆，有7天的免费期，过期要自己付费。那时的大学生不可能有钱付旅馆费的，无可奈何之下，我只好让“新华社记者梦”破碎了。

这样，我在1963年8月15日报到，开始在《黑龙江日报》工作。当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下两个

誓言：一是“决不老死黑龙江”决心要靠自我奋斗杀回北京去；二是“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对无端剥夺我学英语成为新华社驻外记者的机会，耿耿于怀。暗下决心，不学鸟语，照闻花香。这两个写在纸面上“誓言”，在当时绝对属于泄愤的狂想，更是愤青的痴话。既然自我确立了两项目标，明知是“不可能的任务”，也要矢志不移地为之奋斗，碰了南墙也不回头。我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性格决定命运，越有不公平的压力，越增强我的反弹力。

我始终认定一个信条：看一个人的实力与能量，不是看他在顺境中爬升得有多快，而是看他在逆境中反弹得有多高。

我的人生哲学中有这样一条：要敢于异想天开，不敢异想者，永远看不到“天开”。

在那红色风云的十年之中我的日记被在报社“支左”的一伙“革命师生”偷看，抄写成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报社，我遭到批判。1968年12月26日晚，这伙“革命师生”中的陈姓青年教师主持大会批斗我，他尖声叫喊着说：“大家都知道鲁迅写过《狂人日记》，李振盛的日记比《狂人日记》还要狂！他说‘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这比《狂人日记》要狂上十倍百倍！有3200万人民祖祖辈辈在黑龙江繁衍生息，怎么就容不下你李振盛？你李振盛为什么就不能老死黑龙江？李振盛所说的要游走世界，其实质就是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梦想叛国投敌！”

这次批斗大会的主持人一番恶语相向之后，又不无得意地声嘶力竭冲我喊道：“李振盛你听着，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给你20年，看你能不能离开黑龙江；给你30年，看一看你能不能去游走世界。”

最后，陈姓青年教师带头高呼一连串的口号：“打倒李振盛！坚决打倒李振盛！彻底批臭李振盛！迎接光辉灿烂的1969年！”

那一天，正巧是伟大领袖毛泽东75岁生日，离新一年的到来还有4天。我站在曾千遍万遍敬祝万寿无疆的毛主席像前，弯腰低头被批斗了6个多小时，只准他们恶言恶语狂喊乱叫，极尽挖苦羞辱嘲弄之能事，不准许我作任何辩解。

批斗会结束时，已过午夜进入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接着，由一个王姓瘦高个子“革命小将”带一伙人押着我乘吉普车连夜去抄我的家，妻子正在那一间没有暖气设备的平房家里休产假，这一伙人深更半夜突然闯入，带进一股彻骨的寒气，刚出生不满两个月的儿子吓得大哭不止，他们翻箱倒柜，逼我拿出所有的东西审查，抄走了我的十几本集邮册，我与妻子婚前的通信及合影照片等等。好在我事先在屋角的地板上锯开一个洞口，用油布把“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负面底片”用油布包好埋藏地板下边，上面压一张桌子，抄家时躲过一劫。

这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它一直铭刻在我心中……

五十年后我两次应邀登上哈佛讲坛作演讲

费正清中心主任笑言应保住“吉尼斯记录”

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我一直将1963年8月的两个誓言“决不老死黑龙江”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当成是对自己的人生承诺，尽管这有点“天真”也有点“傻”，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我默默地为之奋斗不息。

风雨十年的中，我被被那一伙“支左革命师生”拉到专场大会上批斗，以这两个誓言对我百般羞辱，这一切更坚定了要证明自己的决心。无论是被隔离反省，还是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都没有放弃对新闻摄影业务的钻研。我被停止外出采访，强迫我单人坐在一间资料室写检查的几个月里，我表面上假装在写检查，其实是在整理自己的大学教材和笔记，陆续撰写了三十余万字的摄影教材，其中有“摄影构图”、“摄影技术”、“暗室技巧”、“人像摄影”、“新闻摄影”等等；后来到五七干校劳动，我也带上几本新闻业务书刊，利用独自一人在林海深处防火巡逻的时间看上几页，也时常躲开人们的视线偷偷拍一些照片……

苍天不负苦心人。为兑现对自已的承诺，经过几十年此矢志不移的自我奋斗，加上天助神佑，最终总算完成了这两项“不可能的任务”。二十年后，我调离了黑龙江日报社，到北京的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任教，走上大学讲台，我在隔离反省时期偷偷撰写的几十万字摄影教材全派上用场，这是当年没有想到的。我首先兑现了“决不老死黑龙江”的诺言。三十年后，应哈佛大学邀请我跨出国门，赴美国访问讲学，先后在哈佛、普林斯顿、加大伯克利、纽约大学等名校作演讲，近年来令我吃惊的是：美国多所大学相关历史专业都选用我的《红色新闻兵》作为学生的教课书。近十年来，我潜心编辑自己的专著，筹办我的环球摄影展览，尽管不谙英语，却不断应邀登上欧美十多所世界名校的讲坛，以自己的母语作演讲，由邀请方为我聘请的译员作现场翻译。我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摄影展览已在30多个国家/城市巡回展出，每到一个国家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展出时，都会邀请我前往出席开幕式并以母语发表演讲，每次的展期都在两个月至三个月之间，最长的展期达到四个月，参观影展的人数屡屡突破历史记录，例如在巴黎、伦敦、巴塞罗那三城市的观众人数均超过10万人。我这个不谙英语的中国人，以自己的作品向人类说话，真的兑现了“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的诺言了。

1996年10月，我是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访问讲学，与夫人祖莹侠一起临时旅居纽约。很快接到了哈佛寄来的“新英格兰中国座谈会”的通知，定于12月17日下午和晚间举行两场演讲会，第一场的演讲人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cFar-quhar），他的演讲题目是：“在那疯狂的十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场的演讲人是我，哈佛在演讲海报上印的是：“李振盛，国际闻名摄影家讲述他的作品：“让历史告诉未来”，幻灯片放映，座谈”。我自定的演讲题目是“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

2006年，在在那风雨十年之后40周年之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我举办《让历史告诉未来》摄影展览，影展在费正清中心画廊展出，展期三个月。据说这是哈佛首次为一位中国摄影师举办个人摄影展览。同时为我举办一场演讲会。是我的作品全球总代理、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陪同我第二次前往哈佛。

当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龙教授宴请我和普雷基时，席间，他们知道了我五十多年前的两个誓言，尤其是那个“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那位讲一口不流利中文的主任对我说：“你可千万别学英语啊！”我问：“为什么？”他笑言道：“你要是学了英语，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消失了。”他这种美国式的幽默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他们都劝我要像当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样，要“将不学英语进行到底！”一定要保持这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世间多少事，尽在笑谈中……

1996年12月17日，应邀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我首次登上哈佛讲坛，与哈佛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同台演讲。那天下午由麦克法夸尔教授以“在那疯狂的十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为题作演讲，晚餐后由我以“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作演讲。为纪念我首次跨出国门即登上哈佛讲坛，在一位哈佛青年学者陪同我参观校园时，特地在著名的哈佛坐像前拍照留影。(哈佛青年学者/摄影)

时隔十年后的2006年4月3日，我第二次应邀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作演讲，同时举办我的《让历史告诉未来》环球影展。正在哈佛攻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任意，他爷爷是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改革开放初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任意陪同我参观游览哈佛校园时，我又一次站在哈佛坐像前留影。(任意/摄影)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采用我在我在风云岁月中的自拍相像设计制作的演讲会海报。

2006年4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我举办《让历史告诉未来》摄影展览并邀请我作演讲。近些年来，我身为旅居纽约的中国公民，每每应邀出席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时，总会在西服便装左衣领佩戴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佩饰，这枚精制的小国徽是1997年我自费前往香港采访回归时获赠的纪念品。(罗伯特.普雷基/摄影)

2006年4月4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我举办演讲会，这是我第二次登上哈佛讲坛。首次是1996年12月17日。(罗伯特.普雷基/摄影)

十年前的1996年12月17日，我首次登上哈佛讲坛时，与哈佛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同台演讲。十年后的2006年4月，我再次应邀到哈佛作演讲并举办影展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正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见面时他像老朋友一样对我十分亲切地在一起合影留念。(日本NHK导演黑柳诚司/摄影)

2006年4月4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左)在哈佛餐厅设宴款待我(右二)和我的经纪人罗伯特.普雷基(左二)，坐陪的有费正清东亚中心秘书、来自台湾的学者田文浩女士(右一)和中国留学生任意(他是前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改革开放初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之孙)。(任意/摄影)

2006年4月4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薛龙教授(中)席间幽默地对我说：“你可千万别学英语啊！你要是学了英语，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消失了。”席间，由任意为我们三人拍照留念。(任意/摄影)

——2017年7月修订于纽约“无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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