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美國人一直對伊朗有不少的資助，1951年到1956年，美國為伊朗提供了2.5億美元的援助，到1965年，援助數字已經達到了7.097美元，儘管資助不少，但是巴列維國王認為還不夠，因為此時美國給臺灣的援助是給伊朗援助的四倍，巴列維懷疑美國人僅僅利用伊朗而非真心實意，而1958年伊拉克推翻費薩爾王朝，而歐美列強幾乎袖手旁觀的景象讓巴列維更加惶恐，生怕有一天災難會落在自己頭上，對於美國人的要求幾乎是予取予求。
美國此時已是肯尼迪政府執政，利用經濟援助為條件，要求巴列維放鬆對國內管制，在此期間巴列維國王實施了一系列經濟改革，包括：
1965年土地改革。在之前的伊朗50%的土地屬於大地主，20%的土地屬於宗教集團，10%的土地屬於皇室，只有20%的土地屬於小地主和自耕農，在1971年9月完成土地改革後，1000萬人受益，92%的農戶有了自耕地。
農業現代化。巴列維國王實施了一系列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運動，包括興修水利，修建發電廠，推進農業機械化和花費，引進和培育良種，掃盲運動和醫療運動，推進林業國有化等等
企業改制。鼓勵地主從農業向工業化轉變，鼓勵工人購買公司股票，向工人發放住房貸款，推進工人福利化。
提高婦女地位。宣佈婦女有選舉權，頒佈保護婦女家庭法，取消單方面休妻特權，婦女可以自主結婚離婚，為婦女進行掃盲工作。
進行經濟發展的五個發展計劃，促進製造業飛速發展，大幅度改善基礎設施，從1970年到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的GDP增幅幾近瘋狂，1960年伊朗GDP僅為41.99億美元，到1970年，GDP達到109.76億美元，而到了1979年，也就是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那年，GDP已經達到了903.92億美元，從1970到1979，整個伊朗GDP增長達到8.2倍，令人瞠目結舌。
在這種情況下，巴列維已經狂妄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聲稱：“我們或許能超過一個或者幾個歐洲大國，可能不久就會成為繼美國，俄國，日本和中國之後的世界第五大強國”，而越激烈的經濟增長就會引發越激烈的貧富分化，貧富分化總是在最激烈的經濟成長中誕生的，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雖然伊朗民族資產階級在這時候獲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實際上巴列維王室依然牢牢把握著絕大多數工業部門，包括汽車業的35%，水泥的80%，銀行保險的62%，紡織的40%，建築業的52%，鍊鋼的55%和旅館業的70%，巴列維王室合股經營了17家銀行和保險公司，25家冶金和礦山公司，50家建築公司，24家豪華飯店，伊朗十大家族控制了473個最大私有工業的370個，伊朗最富有的20%佔據社會消費的55.5%，而最窮的20%只佔3.7%。
而同時雖然土地改革有償的給農民分到土地，但是獲得土地的農民也因此揹負了沉重的債務，許多農民不得不被迫出售自己的土地遷移到城市，生活在赤貧線以下。雖然伊朗人均收入在1975年已經高達1100美元，但是普通農民收入卻只有150美元。
王室們不但掌握了大量的財富，而且腐敗之極，揮金如土，在慶祝波斯帝國見過2500週年的活動，巴列維國王從法國訂購了62頂帳篷，配備了165名廚師，消耗了1億美元，而其他王室成員毫不示弱，利用特權經營各種企業，大發橫財。
為了維護達官貴人和王室統治，巴列維國王無所不用其極，早在1956年巴列維就在CIA和以色列摩薩德組織的幫助下組建了“伊朗國家安全和情報組織”，這個組織監視每一個官員和每一個企業，隨時隨地可以拷打任何一個不聽話的人，私設公堂，嚴刑逼供，草菅人命，只要被抓進去的，不是殘廢就是死亡。
經濟的突飛猛進和教育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培養了伊朗一大批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越來越渴望得到話語權，他們不停的組織政治集會來反抗巴列維國王的專制統治。
除了底層農民以外，由於分割土地改革嚴重冒犯了宗教集團的利益，加之過於西化帶來的強烈西方價值觀的入侵，導致宗教界激烈的反抗，霍梅尼就曾經指出伊斯蘭教正在遭受物質主義，基督教和猶太復國主義的侵蝕，要求迴歸正統的伊斯蘭社會，而經過宗教集團的不停宣傳下，迴歸伊斯蘭居然成為當時伊朗底層穆斯林的心聲。
而巴列維此時尚不知危險已經迫近，他還是依靠的軍隊，秘密警察和特務組織以及美國人的支持來反擊霍梅尼，在經濟飛速增長的前提下，巴列維對於稱霸中東有了越來越強的慾望，越來越被捲入和伊朗根本不相干的事務，例如幫助阿曼鎮壓穆斯林起義，幫助索馬里反對蘇聯，最要命的是，在當時整個中東穆斯林國家都反對以色列，並且數次開戰的情況下，巴列維居然和以色列保持良好的關係，從1959到1971年的以色列石油進口大部分來自於伊朗，伊朗的石油為以色列在中東戰爭的勝利幫了大忙，加上美國人頻繁插手伊朗政治，不得不讓很多穆斯林產生了巴列維僅僅是美國人傀儡的感覺。
而經濟政策的失誤給巴列維幾乎判了死刑，在高增長高投入的刺激下，巴列維完全不顧經濟發展的規律，在第五個發展計劃的時候，強行把原定的GDP增長率從11.4%改到25.9%，經濟上的強烈刺激導致伊朗的土地價格飛漲，德黑蘭的工業土地價格三年漲了八倍，市中心的地價5年漲了7倍半，土地價格推動了房價上漲，而房價上漲又推動房租上漲，工人們的工資根本跟不上房價的幅度，而強刺激下的經濟發展又帶來了工資的雙重倒掛------一個30歲的大學生經理在當時工資可以超過4000美元，而一個普通伊朗工人的收入還不到這個工資的十分之一，地價，房價，工資的三重刺激導致伊朗物價激烈飛漲，2年的通貨膨脹率高達50%，財政赤字極度惡化。
為了控制物價，新上臺的阿穆澤加爾首相懲治了商人，消減教士年金和社會福利，反而導致情況更加激化，利益受損的教士，商人和工人紛紛發起了抗議浪潮。巴列維此時居然成了全伊朗人民的公敵。
這時候，只需要一個導火索就夠了。1977年10月30日，霍梅尼長子去世，此時巴列維控制的《消息報》連篇累牘的以此攻擊霍梅尼，激發人民憤慨，遊行示威後遭到警察血腥鎮壓，此後的伊朗就一直在悼念，鎮壓，再悼念，再鎮壓的血腥循環中進行，巴列維國王除了揮舞他從美國人搞來的槍支，根本束手無策。
全國性的示威活動，尤其是石油工人的罷工幾乎讓所有人都知道巴列維國王必定下臺，高級官員紛紛開始轉移財產，為了消弱霍梅尼的影響，巴列維以停止支持伊拉克庫爾德人為條件，換取伊拉克政府將霍梅尼驅逐到法國，殊不知霍梅尼因禍得福，在頻繁接受西方報道後，其魅力反而征服了那些不熟伊斯蘭宗教事務的西方人，聲望大漲。
巴列維在進行最後的努力----組建軍政府失敗後於1979年1月16日被迫離開伊朗，被驅逐近15年的霍梅尼重返伊朗，一個因政治自由化發起的遊行最終被宗教力量所把持，巴列維國王缺乏強力意志又喜歡妄自尊大，過於依賴西方而又對西方保持懷疑，沒有正確處理好經濟增長和貧富差距的問題，最終落個客死他鄉的悲劇。
尚若達官貴人為巴列維國王的被迫逃亡感到嘆息也就罷了，升斗小民為巴列維國王感到可惜，怕不是屁股坐錯了階級位置？
然而今天我們應該怎麼看待當初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正如同今天在伊朗爆發的內亂一樣，一方面由宗教保守派發起，卻半路被民族主義劫持，最終變成對於生活的訴求，一日三變，而當初的伊朗伊斯蘭革命不也是如此？狂熱的革命情緒帶動下，幾乎讓人難以思考革命後的結果，正如同前幾年遍佈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很多人以為吊死了卡扎菲，利比亞的問題就能解決了，可是，真的解決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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