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亚
我一直以为，父亲的存在，就是为了带领我们走向远方，尤其是对男人来说，父亲在世，是我们的精神导师；父亲离去了，他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我刚上初中时，有一次父亲要去北京，是乘解放大卡车去，五六百公里的路程。父亲是要为刘胡兰纪念馆采购汉白玉。本来，父亲的一次远行与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决定要带姐姐一同前往北京。这一下极大地挫伤了我的自尊心。为了达成我也能去北京的目的，我软磨硬泡，但都无济于事。最后，眼睁睁看着父亲与姐姐他们乘车远去。我恼怒极了，回到家门口就寻找石头，然后一次次砸向大门，咣咣的声音惊得四邻不安。妈妈知道我的犟脾气，宽容地不与理会，等我发泄完了，冷静下来了，也觉得自己的不对。莽撞少年毛病一身，都是这样在父母的教育、自我的反省中成长起来的。
初中毕业那年，父亲仍在为刘胡兰纪念馆的建设而忙碌。云周西村离县城有近二十公里。因为好长时间没有见父亲了，加之寒假无事，我决定步行到云周西村去找父亲。当我把这一想法说与母亲后，母亲居然同意了。我至今很感激母亲的信任，但毕竟我是第一次独自走这样的远路，母亲的担心与牵挂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母亲知道，一个男子汉的成长必须经历这样的历练。就这样，吃罢午饭后我就上路了，出县城东门，一路向东。路只有一条，不用担心迷路，只是近二十公里的路程，恐怕要走四个小时。时值隆冬，寒风刺骨，不时有汽车与拖拉机驶过，我尽量捡路边来走。走着走着，感觉有些疲惫了，便想搭乘路过的马车，但与车把式一沟通，人家觉得我的行为怪异，怕惹麻烦，竟不让我搭乘。我只好死了这条心，仗着自己年轻，有的是力气，一鼓作气地向东走去。这就样，走得唇干舌燥，一直到日落西山时，才走到了云周西村，见到了在招待所门口玩耍的弟弟，然后在弟弟的带领下，见到了正在忙工作的父亲。父亲很诧异我是怎么来的，当得知我是硬生生走来的，父亲既没有责怪，也没有赞许。我当时有些失落，但过后一想，这就是父亲，他传递给你的信息是，只要自己认准了的事，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尽管去实现好了。
1979年秋，我考上了山西邮电技工学校。因为刚刚16岁，又是第一次外出坐火车，父亲决定抛开繁忙的工作，送我到学校。我们从文水县城出发，坐车先到了祁县，然后再乘火车沿南同蒲线向南，奔侯马而去。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奔波，中午在车上吃了一顿饭，到了侯马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出车站时，见有金黄的柿子卖，父亲买了二斤，我们先垫了一下肚子，然后领我到学校报了到。晚上，父亲就宿在老师的宿舍里，第二天一早，安顿了我一番，就匆匆离开了。
那年，我们是兄弟三个同时考上了外地的学校，大哥去了大同，三哥到了长治。三个人外出，父亲唯独送了我，让我很长时间都深深沉浸在感动之中。有父亲送我远行，行进的风帆一定是满满的。因此，虽然我的起步是那么的低，基础那么差，但一个人，一个男人，只要起了步，就不要停止前进的脚步。只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你终究会达到你想要达到的那个山峰。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一年了，几乎与我的工龄相等。父亲，今天是属于你的节日，我们想念你，也深深地祝福你，我们虽然天人永恒，但心灵是相通的。这一点，不会因为时间的久远而有丝毫的改变。
父亲，安好！
父亲领我上中专
杨卫红
报到第一天
不呐喊的“祥林嫂”
我的未来在哪里
拘谨的山水画
要学会自己料理自己
期待“圆满”
1978年秋季的某天上午，天气晴好。
长治市北郊，晋东南师专对面，山西省机械工业学校校门口。
父亲和我搭乘一辆由熟人辗转介绍的、从榆次到长治送货的大卡车，凌晨四点摸黑出发，历经六小时长途颠簸，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谢过师傅，取下行李，父亲和我拎着大包小包前往报到。
这一天比学校通知的新生入学时间提早了一天。
从学校关闭的铁栅栏大门向里面望去，只见一排排平房教室和自己刚离开不久的母校一样简陋而整齐地排列着，道路两旁的树木纤细而稀疏，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所学校还很年轻。不远处三三两两地聚集了许多年龄比自己大好多的人，似乎正在暖暖的阳光下放松而自由地交流着什么。
此时正值学校的课间休息时间。
父亲肩上扛着一个像解放军野营拉练用的井字型超大铺盖卷在前面快步行走，我手里拎着鼓鼓囊囊的、用尼龙绳编织的菱形镂空手提袋，里面此起彼伏地堆着洗脸盆、饭盒等生活必需品在后面紧紧跟随。
当高年级的同学们注意到父亲和我一大一小、一高一矮地朝校园里走来时，都不约而同又面露诧异地侧目张望，仿佛看见“外星人”一般，随即恍然大悟的笑声在人群中突然爆发，并一浪高过一浪地迅速蔓延开来，直到笑得本就羞怯的我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越发不敢抬头了。
很久以后才明白，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幸运儿，77届和78届学生有着许多同与不同：从入学时间看，77届学生仅比78届的早入学半年；从年龄结构看，两届学生普遍相差十几岁；从成长经历看，77届学生几乎都是往届生，具有工农兵历练，见多识广，成熟老练；而78届学生则是应届和往届混合招入的杂牌军，其中应届生还是当年刚毕业的初中生。这就不难理解，那些学哥学姐们看到当年只有15岁、满脸稚气、由家长护送着前来报到的小学妹时，内心会是怎样的五味杂陈，笑声里又包含着多少难以言喻的内容啊。
伴随着爽朗的笑声，学长们纷纷围拢过来，主动嘘寒问暖，热情减负减压，并给初来乍到的父亲和我介绍情况，充当向导。其中有位来自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学姐，个头中等，身材丰满，声音悦耳，和蔼可亲，看样子她很接纳我，当着父亲的面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今后有事尽管找她，同时也请父亲放心，她会尽力关照好我的。后来她的确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不仅多次邀我到校广播站听她播音，而且还让我也过了把播音瘾。虽然毕业后我曾专程去她工作的地方看望过她，但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也没记住她的名字。
报了到，找见宿舍，打理好床铺，收拾完表面，父亲又带我步行十多里，穿过一个有着很难听的村名的村子——“捉马村”，来到“八一广场”附近的一家饭店匆匆吃了顿午饭。饭店里的面条煮得又软又浓，就像当地人尾音拖得很浓的说话腔，让我不禁想到长治人的牙齿是不是也和我那装了假牙的姥姥一样不能吃硬东西。
接下来，将于第二天返回家乡的父亲领着我急行军般地赶往市区英雄台附近的长治公园游玩。并在此为我拍下了来到上党盆地以后的第一组照片。当时的我极不情愿，亦不配合。眼看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拍照的事儿就要落空了，急躁的父亲耐着性子好说歹说，识趣的我万般无奈只好就范。
回去的路上，为了打破沉默，父亲像个口若悬河的解说员，一个劲儿地评说长治这好那好，不停歇地替长治做免费广告，只不过受众仅我一人而已。诸如长治有不少大型军工厂，有当时还很奇缺的缝纫机厂和自行车厂，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城市，而且学校和专业也不错等等……。心不在焉的我虽然时不时点头应付，但心里却越发抵触这个人生地不熟的、被父亲硬说成是“好地方”的城市。那时的我自然还不会理解，当一名与机器打交道的工程师是父亲一辈子的梦想，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像他一样喜欢他的喜欢。然而女儿后来的“跳槽”还是让父亲不得不相信这同样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梦想。
当父亲把在长治公园拍摄的照片摆在我面前时，已经是半年后我放寒假回去的事了。花样年华的我并没有表现出那个年龄应有的欣喜。总觉得照片里的自己很像鲁迅笔下的 “祥林嫂”，只是自己选择了不说话而已。这种没感觉的感觉让我甚至不想多瞅它几眼，以致于这组照片在相册里被冷清地软禁了33年。直到20多天前的2011年5月3日我们中专同学的QQ群开通后，直到父亲去世后的第二个父亲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忽然想要做些什么，也才再次找到并翻阅了这些已经泛黄的老照片，而且再也不能对它视而不见了……
我听见自己的内心在发声，要我轻轻地把它说出来，说给自己和愿意理解它的人。包括我已经逝去的父亲。
39年前,15岁的我和送我前往中专报到的父亲在人生地不熟的长治街头走了又走,直到夕阳西下、四周所有的灯光都亮起来。
从地处长治北郊的山西省机械工业学校校门口出门左转,沿着长长的、每走一步都会自带尘土飞扬的城郊小路;经过酷酷的、令人侧目观望心向往之的海军学校;穿过脏脏的、叫人心惊胆战越走越快的捉马村;路过小小的、牌子上写着防爆电机厂字样的工厂,终于来到大大的、比榆次体育场主席台开阔好多、迎面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巨幅画像的八一广场附近。
眼看中午用餐时间已过,父亲领着我随即走进一家条件虽然简陋但是人气较旺的小饭馆,匆匆吃了一碗宽得不能再宽、软得不能再软、甚至根本用不着牙齿咀嚼的面条。填饱肚子后,接下来强打精神,继续急行军般徒步赶往市区英雄台附近的长治公园拍照游玩。那时长治的公交车和榆次的一样,好长时间也等不到一趟。父亲特意从榆次带来的照相机还没有用武之地。
这是我到长治后吃的第一顿饭,让我永生难忘。也是我和整天忙于“抓革命、促生产”、即使在家里也难得见上一面的父亲第一次相跟着逛马路。我甚至还有点儿不习惯呢。就在前一天晚上,确切地说是在当日凌晨四点,我才和父亲搭乘送货的大卡车长途跋涉一路颠簸六个小时由榆次抵达长治,几乎彻夜未眠。抓紧报到后又开启了长治徒步一日游。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还要乘坐唯一的一趟火车由长治返回榆次上班。车程几乎12个小时。
想必时至今日,那家名不见经传的小饭馆早已不复存在,可它却在我的记忆里从未离开过。英雄台不知是否已经易名?长治公园还在原址吗?公园里的景象越来越漂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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