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已40年，兩國間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然而，兩國政治、外交關係卻起伏不定、麻煩不斷，國民之間信任度、好感度也在下滑。不但日本右翼勢力不時興風作浪，而且日本政府高官們也常常掀起危害中國主權利益的逆流。樹欲靜而風不止，日本的對華心態與其對華政策有著密切的關係。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不妨打開這面鏡子，照一照歷史上日本的對華心態。
從島國心態到神國心態
日本地處亞洲東隅海島，又處於中華文化圈的邊緣。古代日本人懷有島國心態和神國心態，兼有自卑與自大交錯的雙重心理。日本統治者一方面仰慕、仿效中華文化，一方面又不甘心邊緣地位，企圖與中國平起平坐以至分庭抗禮。例如7世紀初聖德太子努力吸收中華文化、仿行中華制度，在日本推行改革，同時又在給隋煬帝的國書上做小動作，書寫“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東天皇敬白西皇帝”，正是這種心態的流露。
公元663年發生了中日之間第一場戰爭白江口之戰。日本侵入朝鮮，聯合百濟，企圖對抗和挑戰中國，結果被唐朝與新羅的聯軍打敗。這使日本統治者認識到自己羽毛未豐，尚不足以抗衡中國，故而繼續派遣唐使加緊吸收中國先進制度文化，且幾百年間未敢再出兵朝鮮。
16世紀末，豐臣秀吉掃平戰國群雄統一日本。他野心勃勃，1592年發動了侵朝戰爭，企圖佔領朝鮮進而征服中國。豐臣秀吉狂妄地計劃親自渡海坐鎮寧波指揮戰爭，企圖由養子豐臣秀次率兵攻佔中國，並將日本國都遷至北京，以北京周圍十縣之地進貢天皇“御用”。他甚至還夢想遠征印度，“統一天下”。結果日軍在明朝與朝鮮聯軍的沉重打擊下慘敗，豐臣秀吉也於1598年一命嗚呼。
17世紀開始江戶時代，日本與清朝雖無外交關係，但通過長崎貿易開展與中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本朝野崇尚朱子學，喜讀中國書，愛買中國貨。然而有一批國學家開始製造疑華、貶華的輿論。他們一方面宣揚日本是“神造之國”、“皇道之國”，一方面鼓吹清朝已是“華夷變態”，儒教不過“無稽之談”。如本居宣長宣稱“世界萬國中唯有天皇所統治的日本國才是最優秀的，才是萬國之主宰，而中國卻是累世紊亂”。這種“神國心態”成為日本人種優越論的心理支撐。
從“海外雄飛”心態到“脫亞入歐”心態
19世紀初，日本受到西方列強衝擊，幕府末期一些思想家既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又鼓吹對外擴張。如佐藤信淵在1823年寫成《宇內混同秘策》，宣稱“皇國為天地間最初形成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全世界悉應為其郡縣，萬國之君主皆應為其臣僕”。他傲慢地斷言日本：“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幕末著名維新志士吉田松陰在提倡尊王攘夷、倒幕維新的同時也鼓吹對外擴張的“海外雄飛論”。他提出失之英俄者，應以朝鮮和滿洲的土地求得補償。吉田松陰在一封信中建議要“收琉球，取朝鮮，摧滿洲，壓支那（中國），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妄想實現豐臣秀吉未竟之業。這種“海外雄飛論”成為近代日本侵華政策的思想源流。
福澤諭吉
日本侵華政策另一理論基礎是日本明治維新後，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入歐論”，日幣一萬元上的頭像就是他。他在大力提倡向西方學習、推進文明開化的啟蒙思想的同時，又鼓吹“脫亞入歐”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1885年他在《脫亞論》一文中寫道：中國和朝鮮不出幾年就會亡國，其國土將被列強瓜分，我們不必可憐這些“惡鄰”，不如“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即與歐美列強聯手宰割中國和朝鮮等亞洲鄰國，使日本進入世界強國之列。這種主張與日本傳統武士道服從強者、蔑視弱者、崇拜強權、弱肉強食的心理一拍即合。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在影響日本明治政府對外政策導向和造成日本人崇拜歐美、輕視與歧視中國之心態方面，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
實際上，明治初年日本對中國尚有畏懼之心，但經過1874年侵臺事件，1879年吞併琉球等試探，已摸到清政府妥協軟弱之底細，滋長了輕華、侵華之野心。中國北洋艦隊訪日時，定遠、鎮遠等巨型鐵甲艦曾嚇日本一跳，刺激日本朝野勒緊褲帶發展海軍，幾年後海軍實力已趕上中國。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小川又次局長已暗地裡制訂了《清國征討策》，主張日本宜乘中國“兵力尚弱，折其四肢，傷其身，使其不得動彈”。
甲午戰爭
並建議“將中國分裂為數國，始得確保日本之獨立”。果然，在1894年日本終於發動了甲午戰爭。甲午戰爭是中日關係史上的一個拐點，從此中日完全處於不平等地位。日本以戰勝者、征服者自居，蔑視中國。馬關談判時，李鴻章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卻步步進逼，以至李鴻章說“臺灣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著急？”伊藤博文兇相畢露答道：“尚未下嚥，飢甚。”《馬關條約》還使日本成了亞洲暴發戶，依仗從中國掠奪的鉅額賠款，日本擴軍備戰，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實行金本位貨幣制度，實現向帝國主義過渡。不久又發動日俄戰爭，打敗俄國，奪取了東亞霸權。
日本嚐到了侵略戰爭甜頭，軍國主義侵略擴張野心不斷膨脹。1889年首相山縣有朋已把“經略大陸”定為國策，然後又提出“保衛利益線”侵略理論只要哪裡成為日本侵略的目標，所謂利益線就可以推進到那裡。1910年果然吞併了朝鮮為其殖民地。
1911年中國爆發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日本統治集團當然不願自己侵略掠奪的對象通過革命成為獨立富強之國，也害怕中國的共和革命危及日本的天皇制和殖民統治。前首相山縣有朋一語道破他們此時的心態：“日本不希望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裡有一個成功的共和國。日本所希望的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中國，一個受日本影響的弱皇帝統治下的弱中國，才是理想的中國。”因此日本政府一開始就對中國辛亥革命抱仇視和敵對的態度，可見日本當權者的對華心態與其對華政策有著多麼密切的關係。
從不認罪心態到不平衡心態
甲午戰爭以後，日本軍國主義惡性膨脹，島國心理的狹隘民族主義，神國心理的日本種族優越感，武士道精神的尚武好戰，法西斯主義的殘暴瘋狂等心態交織混合在一起，在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中暴露無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對中國、亞洲及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戰後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由於冷戰的需要，美國對日政策由壓制打擊轉為扶植支持。美國佔領軍既不追究天皇戰爭責任，又包庇袒護戰爭罪犯，還削減戰爭賠償。美國還給日本美元貸款，並與日本訂立軍事同盟，提供安全保護傘，把日本作為美國和西方陣營在亞洲的反共反華前哨基地。在得到美國庇護又沒有對天皇和軍國主義戰爭責任進行清算的情況下，儘管有一批正義人士和戰俘、老兵懷有負罪感和贖罪心理，但相當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各界人士形成了對戰爭罪責不認賬、不謝罪、不反省的態度。他們一方面用所謂“一億人總懺悔”來掩蓋天皇和政府的戰爭責任，同時大肆宣傳原子彈對日本的破壞，強化日本人戰爭受害者心理，淡化甚至抹殺日本人戰爭加害者心理；另一方面右翼勢力和一些政客、學者、媒體還在製造各種理論為日本侵略戰爭辯護甚至評功擺好。如散佈大東亞戰爭是“從白種人手中解放亞洲”，日本侵略戰爭是“自衛自存的戰爭”，東京審判“不公正”，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等等。這些謬論和謊言成了不認罪心態的所謂理論支撐。
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復甦和重新崛起，特別是經過20世紀60～70年代的經濟高速發展，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有些日本人開始得意忘形，自高自大心理膨脹。石原慎太郎就與人合作拋出三部《日本可以說不》的系列著作，不僅否認侵略戰爭罪行，而且鄙視和攻擊中國及其他國家。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出現十多年經濟不景氣，導致日本政治右傾化，國民心態普遍感到失望、迷茫和焦躁不安。特別是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長期以來日本稱霸亞洲，經濟唯我獨尊的局面被打破，這種反差使不少日本人產生強烈的失落感和心理不平衡。右翼勢力和某些政客、媒體乘機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危機論”等，竭力鼓吹依靠美國，抑制中國，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早在2002年就在《文藝春秋》雜誌上發表《戰勝中國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2012年他又跳出來導演“東京都購買釣魚島”的鬧劇，激化中日之間釣魚島爭端的矛盾衝突，併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通過以上回顧，今天日本一些破壞中日關係的言行及其心態，可以從歷史這面鏡子中照到其源頭和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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