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滄海一土狗（ID：canghaiyitugou）
引 子
最近，關於國家的發展模式，各方面有諸多的爭論，譬如，批評去槓桿的有之，建議避免走老路（基建和地產）的也有之，同時，中興通訊事件等一系列技術封鎖事件也讓大家對所謂的製造業升級充滿了憂慮。
所以，我們在資本市場看到了一種迷茫：是繼續走老路，還是開拓一條新路？新路又在哪裡？這一篇文章，將從宏觀和歷史進程的角度去回答這些問題。
由於討論的問題有些複雜，所以，我需要從根子上澄清一些假設，捋順一些問題，以及要掉不少書袋，敬請原諒。
宏觀經濟學的一些掌故
儘管偉大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之父，但是，學界似乎並沒有對他保持足夠的敬意——學校教的都是希克斯和漢森改良過的宏觀經濟學，至於為什麼不教原汁原味的《通論》呢？我個人的推測是，他們覺得老爺子沒寫幾個模型，描述的有些含混，但希克斯他們把書中的東西都模型化了。所以，我們在學校裡學的宏觀經濟學，要麼是模型化的凱恩斯主義，要麼是新古典經濟學。
儘管經濟學院的學生都學過改良版，但去看原版的《通論》，還是覺得有些困難。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原版更多的篇幅是在挑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作諸神之戰，但改良版的就是簡單地列出假設，推導模型，得出結論。
這不由地讓我想起，曼昆那本賺了很多錢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裡的那一句讓這本書物超所值的話，
經濟學的藝術就在於明白，什麼時候假設是一種澄清，什麼時候假設是一種誤導。
——N-格里高利-曼昆
宏觀假設的分水嶺
人們會很自然地設想，一個人在不索取他人的情況下使自己致富的行為，也會使整個社會富裕起來。因此，個人的儲蓄行為必會導致平行的投資行為。同上面一樣，這個命題又與另一個表面相似卻又不容置疑的命題混淆，這後一命題是：個人財富淨增量的總和恰好等於社會財富總量的淨增量。
——《通論》P17
凱恩斯在《通論》的第二章裡，一直在澄清一個區別：魯濱遜-克魯索單人經濟裡消費決策和投資決策的關係，市場經濟中消費決策和投資決策的關係。
在單人經濟裡，由於消費多少的和投資多少的決定是由同一個人同時決定的，所以，一個人少消費就意味著多投資，多儲蓄——社會財富增加。從而，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單人經濟裡，社會可以通過個人少消費的方式增加社會財富。
但是，在市場經濟裡，消費多少和投資多少的決策是由不同群體決定的，至多是有重疊的兩個群體在不同時間決定的。
那麼，一個群體少消費，必然會導致另外一個群體多投資嗎，從而增加社會財富嗎？凱恩斯的答案是未必。
市場並沒有完美到那種程度，從而，可以那麼有效率地平衡這兩個群體之間的決策。於是，凱恩斯就往前邁了一步：在封閉經濟體裡，產出由兩個相互獨立的東西決定，消費和投資。
獨立性和預算約束的存在性
投資和消費獨立性的程度，直接引出了另外一個特別要緊的命題：在封閉經濟的恆等式“投資=儲蓄”裡，是儲蓄決定投資，還是投資決定儲蓄？
如果在單人經濟裡，消費多少，直接決定了不消費多少，直接決定了儲蓄，從而，決定了投資。所以，在消費決策和投資決策完全相關的世界裡，儲蓄決定投資，個人有預算約束，社會也有——少消費才能快速積累財富。
但是，在消費決策和投資決策完全獨立的經濟裡，情況就變得十分不一樣了，首先，產出=消費+投資，產出由消費和投資分別決定；其次，儲蓄定義為產出減去消費；最後，我們可以得出儲蓄等於投資，即儲蓄由投資決定。所以，凱恩斯就得出了一個結論，單純地減少消費，只能減少產出，並不會增加儲蓄，因為儲蓄由投資決定。這樣就得出了一個很不一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個人有預算約束，但整個社會沒有。
對於一個貧窮的社會來說，其產品的大部分用於消費，因而只要有小量的投資就可以造成充分就業；反之，在一個富庶的社會中，如果富人的儲蓄傾向與窮人的就業量不發生衝突，那麼，投資的機會就需要比貧窮的社會中多得多。如果在一個潛在富裕的社會中，投資誘惑較弱，儘管這個社會富裕的潛在性很大，有效需求原則仍將迫使它減少其實質產量，直至會使這個社會達到如此貧窮的程度，令其實質產量超過消費量的那一部分削減到適應於其微弱的投資誘惑。
——《通論》P24
凱恩斯在這一個章節裡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分析，為何一個社會會出現“能富而不富”的矛盾現象。本質上，還是基於投資獨立於消費的核心邏輯。
發展進程與中等收入陷阱
在這裡，我們想把魯濱遜-克魯索經濟和凱恩斯描述的“有缺陷”的市場經濟，放到一個框架下。
通過把所有的經濟體都塞到一個框架下，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有意思的並有一定政策含義的結論。
在最窮的經濟體——魯濱遜-克魯索經濟體裡，預算約束程度十分緊張，所以是，主導模式是“儲蓄決定投資”，社會需要省吃儉用積累財富。
隨著社會的富裕程度增加，預算約束的程度越來越低——儘管窮國的總體模式是“儲蓄決定投資”，但是，預算約束程度已經大大降低了。
等窮國穿越“模式分割線”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預算約束程度進一步降低，經濟模式徹底切換為“投資決定儲蓄”的模式。這時候，這個國家面臨一個問題，它的
制度基礎是否做好準備，徹底地適應新的發展模式，沒有做好這種準備的國家，將無法進一步提高國家的收入水平，因為國家的制度基礎太差，投資機會太少，無法進一步地增加收入。那些富國之所以成為富國，並不是因為富裕，而是因為他們的制度和經濟基礎徹底適應了“投資決定儲蓄”的發展模式。出口導向經濟和荷蘭病
自從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通過出口我們積累的大量的財富，這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好處——快速積累財富。
快速的財富積累，讓我們以更快的速度穿過“模式分割線”，但是，我們的制度基礎卻極有可能沒有做好準備——真正成為一個“投資決定儲蓄”發展模式的國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仍然想要“複製舊日成功”，繼續通過出口推動財富的增長，就極有可能患上荷蘭病，造成了產業之間的極度失衡。
20世紀50年代，已是製成品出口主要國家的荷蘭發現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荷蘭政府大力發展石油、天然氣業，出口劇增，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經濟顯現繁榮景象。可是，蓬勃發展的天然氣業卻嚴重打擊了荷蘭的農業和其他工業部門，削弱了出口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遭受到通貨膨脹上升、製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長率降低、失業率增加的困擾，國際上稱之為“荷蘭病”。
單純地追逐數量上的成功，會極大地損害既有的產業結構和制度基礎，現在罹患荷蘭病的國家有很多，俄羅斯、沙特、委內瑞拉等。
所以，出口導向型經濟在穿越“模式分割線”的時候面臨前後夾擊，一、數量的追逐破壞產業結構和制度基礎；二、新的發展模式對產業結構和制度基礎提出更高的要求。
現在，我們的好運氣似乎用完了，不能僅僅靠外需了，得轉向
內需。——作者按
如何增加投資機會
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增加投資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就是蓋房子修鐵路嗎？對於沒什麼基建投資可以搞的經濟體，凱恩斯主義者們開出的藥方也很簡單——把路拆了重建，甚至可以建造金字塔。
然而，這種藥方仍然沒有理解透徹“投資決定儲蓄”這種模式的本質，為什麼要投資決定儲蓄，而不是相反？反轉預算約束的充要條件是什麼？相對稀缺性才是決定方程方向的核心因素。如果要素比投資機會更稀缺，那麼，儲蓄決定投資；如果投資機會比要素更稀缺，則投資決定儲蓄。
如果投資機會那麼容易創造，那麼，投資機會顯然不比要素更加稀缺，發展模式就仍然處於“儲蓄決定投資”的階段。
為了更形象地解釋這裡的邏輯，我準備構作一個小故事（我不喜歡講故事，太容易出現誤導，這裡沒辦法了）。
懶漢故事：
在沙灘邊上有一群懶漢，他們不缺吃不缺喝，躺在沙灘上無所事事，他們沒有消費約束、沒有時間約束。如果這個世界，僅僅以懶漢們吃喝的量來計算收入水平的話，那麼，收入的量就是Y=C，即他們消費的量。
這時候他們真正稀缺的是打發時間的手段——不能一直躺在沙灘上啊。於是，他們開始堆沙丘，堆好了又被海水沖垮，如此往復。這是一種樂子。於是，在這個框架下，我們找到了兩種找樂子的方法，一、數量型的，堆更多的沙丘；二、種類型的，尋找更多的打發時間的手段。
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裡，這群懶漢可以像西西弗斯一樣搞數量型遊戲，堆更多的沙丘，然後，再被大海沖走；但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裡，數量型的辦法面臨挑戰，如果隔壁沙灘的懶漢更富有創新精神，那麼，他們會創造很多新的玩法，給予“堆沙丘”這種舊玩法以“降維打擊”——大家都去學習新玩法，老玩法就要被拋棄。
這個故事的內核就是另一位大神——約瑟夫-熊彼特熊彼特於1912年在其《經濟發展理論》一書裡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
在熊彼特(1883~1950)看來，“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性事實，重要的問題是研究資本主義如何創造並進而破壞經濟結構，而這種結構的創造和破壞主要不是通過價格競爭而是依靠創新的競爭實現的。每一次大規模的創新都淘汰舊的技術和生產體系，並建立起新的生產體系。
儘管凱恩斯和熊彼特兩位大神既惺惺相惜，又彼此不屑和爭論，但他們對資本主義本質的理解是一致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主要靠投資，但依靠的不是數量的重複，而是，創造性破壞的投資——種類的提升。
發展的真正制約
站在凱恩斯和熊彼特兩位大神的肩膀上，對經濟發展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得更通透，真正制約中等收入國家繼續往前發展的
不是錢也不是要素，而是，創新的能力。這時候，制約這個國家的已經不是財富方程——“儲蓄=投資”——的左側，而是右側。左側純粹是一個數量的問題，有錢就可以，就可以買到足夠多的要素；但右側顯然不是僅僅是一個數量問題，而是一個質量的問題，即一個經濟體能有多大的創新能力，提供出多少真正的投資機會。顯然這個問題是極其麻煩的，提高數量容易，提高質量太難，這涉及到教育、文化、體制等一系列問題。關於體制效率制約經濟發展的討論，我們可以參考前文《疫苗事件背後的真正危機》。
經過長篇大幅的討論，我們又得到了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真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
——作者按
更大的麻煩
對於中國而言，除了有“荷蘭病”和發展模式切換的圍追堵截，其實，還有一個大麻煩，我們國家太大了，一部分人群突破模式分割線，一部分人還沒突破，
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同時存在，會使得國家模式切換的過程更加艱難，失衡問題更加嚴重，一些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銳。所以，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就極為重要。所以，在這個模式切換的關節點，側重效率輕視公平的強行突破，註定是要失敗的。
我們不能讓，一群人何不食肉糜，另一群人在貧困線下苦苦掙扎，所以，“三大攻堅戰”的“扶貧戰”是極為重要的一戰——公平和社會保障的作用將極其重要。
國運之爭
隨著國際貿易摩擦的加劇，大國之間的競爭加劇，人們到底是在爭什麼？是簡單的經濟利益嗎？還是某任總統任期內的GDP數字好看不好看？我覺得，那只是國運之爭的延伸，競爭的真正核心是誰能在科技領域牢牢把握創新的霸權——能掌握這個霸權的國家又將在未來獨領風騷數十年，任何挑戰這個霸權的國家，都將遭受擁有創新領域霸權國家的無情打擊。
那麼，我們不爭了，投降行不行？不行啊，跟在別人屁股後面，保不齊哪一天領先者就對你來一次“降維打擊”，像拍蒼蠅一樣拍在玻璃上。
在劉慈欣的著名科幻小說《三體》裡，三體人通過一個小小的智子就可以鎖住地球人的科技升級路徑，把地球人始終困在“推石頭”或者“玩沙子”的階段。
科學技術的全面發展取決於基礎科學的發展，而基礎科學的基礎又在於對物質深層結構的探索，如果這個領域沒有進展，科學技術整體上就不可能產生重大突破。即將鎖死基礎科學就等於堵塞該星球提升文明等級的道路。
智子的基本原理就是潛伏在地球人的高能加速器後，替代高能加速器中的靶標粒子接受撞擊而引起混亂的結果，從而使人類不可能找到正確的結果，也就無法對物質深層的結構進行有效探索，從而無法產生突破性的發展。——《三體》
結束語
最近，一些非你們所想的專家提了一些意見，他們把經濟發展中的一些問題都歸結到“去槓桿”上，並希望我們繼續走“堆沙子”的老路，因為他們已經通過“堆沙子”財富自由了，希望政府能再給年輕人一個機會。與此同時，資本市場也開始磨刀霍霍，準備大幹一場。
後來，政治局會議開完了，並再次重申，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堅戰”（分析詳見《堅定做好去槓桿工作，這是解碼未來政策走向的關鍵》）。中央沒聽那些專家——繼續“堆沙子”，給年輕人們一個發財致富的機會——的意見，年輕人們也沒義憤填膺地去要求。
看來，我們的發展進程的確到了一個階段，往前往後都很艱難——往前走，阻力巨大，往後退，早晚被拍死。為了避免被鎖死，以致於最後被拍死，避免在“堆沙子”上浪費時間，繼續改革，並技術創新，就變成一條充滿未知數但又不得不選的路子。
在“國運之爭”裡，我們還真是輸不起了，也沒多少時間了。
我們這代年輕人，雖然有些自私，但血性是有的，眼窩子也沒那麼淺，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像蒼蠅一樣被拍死，不堆沙子就不堆吧，您的好意，心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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