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最佳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拍摄永远没有家庭生活重要

每日人物高慧萍报道

“我做到了!”

7月27日晚8点16分,45岁的纪录片导演陆庆屹在豆瓣上发布了自己的心情。这一刻,他觉得“这么多年的时间没有浪费”。

他收到近千名网友的点赞和恭喜留言。在豆瓣上,网友称他为“饭叔”。

2018年,他执导的《四个春天》,一开始试映就在豆瓣收获了9.2的评分,并入围了7月21在西宁举办的第12届FIRST电影展最佳纪录片。

最终饭叔得以如愿,获得最佳纪录片奖。

陆庆屹15岁出来闯荡,北漂了近30年。每年只在春节时候,才会偶尔回到贵州独山县的老家。他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亲,记录他们在劳作、歌唱、出游山野、探亲、丧葬、欢聚离别的画面。

影片中大部分镜头都拍摄于春天,从2013年持续到2017年。四个春天里拍摄的影像构成了“四个春天”纪录片的主要素材电影。

7月28日,获奖的第二天上午,饭叔向每日人物形容当时上台领奖的心情,“悲喜交集”。

在那刻,饭叔“想起来了他去世的姐姐”。

他跟每日人物讲述过两件与姐姐有关的故事,他既有“遗憾”,也有怀念。15岁那年,他因打架离家出走,第一个想去投靠的就是在沈阳的姐姐。

因跟姐姐的感情深,陆庆屹在剪辑姐姐住院的那一段,“想狠下心肠剪辑,可是做不到”。他花了一月多月的时间,积蓄了能量才让自己面对好。

《四个春天》里影片里,两个老人从姐姐的坟头一路往家的方向走,他们互相搀扶着,沿着马路一直往前走,直到消失在镜头里。

FIRST最佳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拍摄永远没有家庭生活重要

剧照。

以下是每日人物和导演陆庆屹的对话:

“童年记事起,就是我姐的跟屁虫”

纪录片拍到第二个春天里,陆庆屹的姐姐因肺癌去世,全家人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当我从一个生活的参与者转换为观察者后,越来越被他们在与人和自然的日常交流中显露出来的豁达、质朴的生活哲学深深地感动。”

每日人物:拍摄纪录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印象深刻的困难是什么?

​陆庆屹:困难是剪辑的时候中间停了一个月,剪辑我姐住院的那一段,从心里上是不敢看,想狠下心肠剪辑,可是做不到,过了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里就看书,看摄影方面的书,在门口看看天,积蓄一些能量能够让自己去更好的面对,这个是唯一的困难。

每日人物:生前和姐姐关系好吗?

陆庆屹:好啊。我和我姐的关系最好了。我童年记事起就是我姐的跟屁虫,我姐比我大十岁。她也特别喜欢我,去同学家什么的都带着我。

每日人物:能说说现在一提到姐姐,就能想起的事吗?

陆庆屹:一直有一件事,我觉得挺遗憾的。2008年奥运会之前她来北京,那时我们住在植物园边上,我们兄妹三个就在那儿聊啊聊。聊到凌晨三点,我姐就说,累是累,但是就是不想睡。舍不得睡。我就说,那我们到植物园去逛逛吧。那时候是晚上,天光隐隐约约能看到一点,下了好几天的雨,植物园里面葱葱绿绿,植物也很茂盛,就像御花园一样。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中间还有鸟叫啊,细碎的流水,就是觉得特别梦幻,特别好看。然后我跟她走到了一个小溪,看到了一个很小的小水塘,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水塘上面飘满了落叶,金黄色的,我姐就站在旁边的栏杆旁,我忙着拍落叶,等我想着给我姐拍一张照片的时候她已经逛到旁边去了。

我一直挺后悔的,在那个场景下没有给我姐拍一张照片,那个景真的特别合适。第二天我再逛到那个植物园,那时我姐已经离开北京了,那个景也没有晚上那样好。

现在都还能找到那时候的照片,可照片上没有我姐。那样的景色不可以复制,想起来还是会挺伤感后悔的。

还有一件事。以前我姐在泰国工作,公司在那边开分公司,每次回国都会到我们这边待几天。有一年从沈阳去泰国,从北京转机。当时因为我哥的原因就晚了五分钟,后来我姐就改签了三天。其实这应该是件挺糟糕的事吧,毕竟工作很重要。当时我和我哥就在那儿站着,看着我姐还挺惆怅的。走出机场的时候,我姐说哎呀,我又可以多待几天了。那时忽然就觉得周围布满了阳光,特别开心。

每日人物:很多人说《四个春天》动人的不只有父亲母亲,还有片尾曲。片尾曲是哥哥作的。那哥哥平时是怎样的一个人?

陆庆屹:我哥平时就是一个隐士,他19岁就在清华教音乐,1999年的时候辞职在家。他平时是个很闷的人,很像我爸,特别温和。

每日人物:和哥哥的关系呢?

陆庆屹:当然很好呀。我们家关系都挺好,大家部分彼此,每个人的银行卡都是混着用。我哥他特别尊重我,也不过多的过问我,我想做什么他都支持。

每日人物:你拍到一个镜头特别打动人,你说你有一天醒来的时候,看到你爸妈分别在两个房子里,一个在缝纫,一个在唱歌,你觉得当时画面很美,镜头也不顾换了,赶紧起来拍摄。拍摄的过程中,像这种瞬间多吗?

陆庆屹:特别多,好多发生得太突然都来不及拍进去。我妈唱山歌比较有名,唱山歌往往一对歌就是一夜,对歌的那晚她就去乡下住了。有一次,第二天我妈回来了,我爸就说:“哎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如果这话别人说出来,我会觉得挺肉麻,但从我爸嘴里说出来就特别自然,他真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之情。他当时没有意识到我在那里,等他发现我在旁边的时候,就害羞的躲进了屋子。他是个特别腼腆的人。

每日人物:你爸妈是怎么认识的?

陆庆屹:他俩认识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邂逅。我妈年轻时在乡邻周围小有名气,爱慕者众多。我爸也喜欢她,当时刚从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我们那儿教书。我妈的妹妹就是我的三姨是我爸班上的学生。我爸偷偷的把信塞给三姨,腼腆的和她说:“帮忙把这封信交给你姐吧。”后来,三姨就成了我爸我妈的信使。

我爸当时也年轻嘛,口碑也挺好的。他们一起参加过几次活动之后,我妈对我爸也挺有好感的,就把我爸带去见我外公。外公说,“陆老师挺好的,就是太瘦了。”那个年代,太瘦了往往意味着不能担负起家庭的重担,我爸听后,郑重地跟我妈说,“放心,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我爸就向同事借了点报纸装点了下屋子,就跟我妈说,跟我结婚吧。我妈当时就懵了跟我爸说,要回去问问我外公。外公当时一听就说,“那你想好就结吧。”

他俩第二天就结婚了。

FIRST最佳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拍摄永远没有家庭生活重要

导演父亲。

“我爸对记录的热爱一直影响着我”

陆庆屹的父亲如今是一名退休教师,他不仅爱看书,对中西式乐器都很兴趣了解,除此还在学习如何剪辑自己拍的DV视频,而母亲更是能歌善舞,无论吃饭吃到兴头,还是走在乡野山路。

第一次试映的时候,陆庆屹也把父亲和母亲邀请过来。放映结束,回去的路上,母亲跟儿子说:“你怎么把我的鞋子拍得那么丑啊。”父亲听见了,笑嘻嘻地对着母亲说:“你还要拍得多好看啊。”

每日人物:之前有报道,说你拍纪录片是因为写的日记《我爸》《我妈》收到了很大的反响,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视频的东西来把它记录下来,是这样的吗?

陆庆屹:这一点其实和之前说的有一点出入。2012年的时候我(在豆瓣)建了一个叫“回家”的相册,好多人说喜欢。正好当时我丢了一个相机,就买了一个带视频的相机回家拍一拍家里景色、街坊。当时没有拍视频的意识,主要还是以拍照片为主。《我爸》那篇文章导致我想更好地拍视频,因此买了一个三脚架。买了之后第二年就开始去拍了。

每日人物:采取旁观者的视角来拍摄纪录片,拍完之后会不会和父母的关系有所疏离?

陆庆屹:疏离倒是不会,拍摄之外该一起生活还是得生活,毕竟家庭生活永远比拍摄更重要。我不是刻意选择了用旁观的视角,我也很讨厌“刻意”这个词语。这只是一种选择,我爸爸以前的记录和我第一年的拍摄,其实都是一种自娱自乐。当自娱自乐的方式,不能呈现出人生的样貌时,就必须得做出一种选择。我选择的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旁观,而是以一种更宏大的格局来反映。

每日人物:当时爸爸用DV记录生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一部纪录片?他对你后来拍摄纪录片有什么影响?

陆庆屹:我爸拍纪录片的时候,我没有想着以后要拍纪录片。2012年我爸的DV坏了。当时想着小相机也可以拍视频,就新买了一个卡片机。当时没懂他视频里的好的质感,现在才渐渐理解。那种好的质感不在于视频的质量,而在于对时光的记录。这点来说,我爸对我可能是一个启蒙吧,对于记录的热爱一直影响着我。那时我爸都80多岁了,还在他电脑上安了一些剪辑软件来学习。我是看在眼里,也很感动,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他给我的是一种人生的烙印,看得多了也会被他所触动。

每日人物:你在拍摄纪录片之前在替人家拍照,拍照对纪录片有什么影响?

陆庆屹: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拍照更多的是一种发现,一种定格,视频更多是一种动态的东西。从拍照到拍视频,对我来说还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不过拍照在构图理念、取景方面倒是有很大的帮助。

每日人物:打算把纪录片推上影院,会担心大众对你的父母造成一些困扰?

陆庆屹:这不会困扰,现在我爸妈街坊都知道了,我们那条街都已经炸开了,那些街坊都去找我爸妈,说:“啊,你们看,你们出名啦。”然后他们还挺开心的。很多朋友给他们打电话,我爸妈对这些东西特别坦然。

每日人物:还打算拍别的纪录片吗?

陆庆屹:那得看题材,我没有把拍纪录片当成一个工作。我想做就做,不想做了也可以不做了。最近打算合作一个电影,短期来说会继续做下去(记录片)。

【导演介绍】

陆庆屹,1973年出生于贵州最南部的独山县。15岁因为青春期的叛逆而离开了学校、家乡,到北京与哥哥一道生活,开始学习油画。1997年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偶尔跟朋友在酒吧驻唱,1999年到贵州罗甸县的矿山,体验了半年的矿工生活。1999年回京,自学网页设计,2002年在北京华宝斋任职,2004年在广告公司做视频包装。2005年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因爱好摄影,后以摄影为业,目前,他是一名纪录片独立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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